为此，请了几位老帅做彭的工作，又让陶铸来做我的工作。我相信陶能理解我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我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待；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账．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我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我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我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理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帐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帐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我们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是不得不签了。
我们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是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骛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至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决议》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说：“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我于7月17日上山，主席23日讲话。从7月23日到8月16日，被斗二十余天。这时抱看一肚子冤枉，戴着“右倾反党”的帽子回到北京；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两千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对中央的决议，我们只能认帐。但对会上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我们就不认了。彭答辩，我也答辩。我已记不清彭在会场上的情况，只记得自己仍是一件、一件的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彭德怀可能仍在怀仁堂，我却改到紫光阁去开会了。但我的态度依旧，于是又批判我放毒。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我明白，除个别的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能不批我。他们即使说得重些，我也能谅解，反正我的罪名已经够大的了，不在乎别人再多说一句两句，能少牵累一些人，也是好事。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彭德怀被斗的隋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逼他交待军事俱乐部人员时，他气极了，大叫：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你们自己报名吧!这样，当然只能被认为是不老实。他又是反党集团的为首者，当然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精疲力尽。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人的，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都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备紧急情况之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隋况较陕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这笔钱财，兢兢业业，不敢销毁。当我调北京回军队时，他仍留湖南工作，曾为此问我，这些帐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帐，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是累赘，这陈年老帐就销毁了它也可以。 军委斗争会揭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真担心起来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J怕他已经将帐目销毁。而万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难辨了。我尽管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为查清此事，听说罗瑞卿率领一批人员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前的老帐都翻出来，一天一天的查看追问。幸亏翁徐文比我还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簿、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富春批准的字据也在(富春自己已忘了此事，人们问他，他说不记得了)。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我就在家闲住。彭德怀在庐山曾表态说：不管如何处理，我一不自杀，二不叛党……。我当然也是这样。因此，不管心里感受如何，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这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主要是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中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名人回忆录等等。
这时中央转发了一封张闻天给主席的信，主席批字鼓励。我看后没有表示。我老伴就使劲催我也写一封认罪悔过的信给主席。我说难写，空话无用。老伴不死心，就替我起草了一封，说些什么“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之类的话。我向来不喜欢空话，这信虽言词甚切而无实际内容，我也不愿写。但我老伴在庐山会后吃了不少苦，被人批斗，几乎也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最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无故受害，又没有经历过党内斗争的实际锻炼，有一段时间精神都有点失常。我看她把写这封信看得那么重，为了照颐她的情绪，就照抄一遍，把信发了出去。想不到，主席竟亲笔回了—信，意思是：1．欢迎认罪改过；2．要求有实际表现。主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说空话是不中的，但我无法有什么实际表现，也就没有再写信。
(黄克诚)
张闻天庐山发言
一、关于工业化的建议：“拿来主义”和“稳步前进”
《张闻天选集》收入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当时遭到错误的批判，今天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篇发言的基本思想不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张闻天从1951年起担任驻苏大使，接着1955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为什么一位负责外交工作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却能发表一篇如此系统地反对“左”倾错误的发言呢?其实，一些当年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虽然他从事外交工作，但同时对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他身居国外，却总是不断地向国内索取经济建设的信息资料，了解国内经济建设情况，同时又把研究并向国内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和经验一直摆在使馆工作的首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1952年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一封建议信。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二是“稳步前进”。这个：“拿来主义”，也就是他后来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所说的“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这在当时条件下，虽然具体是指“使用苏联的技术与经验。”但从他前后一贯的思想来看，并非仅限于此，而有着广泛的意义。而“稳步前进”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条件提出的，正如信中所说：“离开了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显然是一种急性病。”为此，他建议要集中有限的资金用到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上去，并对当时“外汇用的不集中”的情况提出了批评。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张闻天那时在如何加速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比较强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应当指出的是，这位20年代有过旅美勤工俭学经历和旅俄学习生涯的老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建国初期的上述建议，就同他的眼界比较开阔有关，而建国后的八年外交工作，更加深了他对中国同先进国家经济状况的差距的实际了解。因此，后来在庐山发言中对于当时出现的违背科学、盲目自大的错误思想和绝对排斥外国经验的错误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不是偶然的。
二、从喜到忧：“这是理论的问题”
张闻天1958年反对“左”倾错误的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的。1955年他从国外回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正是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逐步推向高潮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的时期，对于不断前进的变化形势，张闻天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对于1956年一度出现的冒进偏差，张闻天也曾有过认真的思考。1957年5月他在巡视驻巴基斯坦使馆时有一次讲话。当他谈到国内建设情况时就说国内有冒进，原因是“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标准，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同年6月，他在视察印尼使馆时也说到国内建设中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并说“苏联过去很苦，缩紧裤带工业化，我们今天条件好了，可以适当放慢，要平衡”。张闻天的上述这些思想是同当时周恩来、陈云的思想完全一致的。而他也从建设的实践中认识到确有一个要注意反冒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