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己搞导弹，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高温材料有的用化学材料，主要是聚氯乙烯，有几个所搞出来了。化学材料耐高温，也得用试车台，通过试验取得数据。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只能搞简易的，在某地建了发射基地，可以试验发射气象火箭。这时候科学院吸收了一批解放军到期要退役的技术兵、雷达兵、坦克兵。我们通过总政，挑选最好的党团员，科学院要来了几千名。后来三年经济困难，又动员他们走了一大批，留下了很少一部分。建发射基地、试车台基地、试验基地和工厂等等，这些工作叫科学家做不行，叫技术兵做。我们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的科学仪器厂，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学仪器厂。当时，科学院为了完成导弹研制任务，吸收了好多技术工人。一个是从铁道部要了一部分很有技术的老工人；第二就是从解放军退役的技术兵种里，挑选了一部分人来。那时候科学院的队伍发展得非常快，特别兴旺。
后来，为了加强五院的力量，科学院继钱学森所长到五院之后，又让怀柔力学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强五院，还从其他所调一些人去。以后，五院改成七机部。
科学院为了搞小型火箭，和上海市委合作，还在上海成立了机电设计院，专家是王希季、杨南生，从北京科仪厂去了一个厂长。另外，上海市委动员了好多工程师到我们设计院，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生产超低空火箭、气象火箭。上海有机电设计院，有试车台基地，有生产基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科学院热气腾腾，利技人员作用大得很哪!
北京科学仪器厂配备了200名大学生，可以生产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仪，许多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能够自己生产出来，武装我们各研究所，还供应国内其他一些单位，水平很高。科学院参加导弹研制工作的好多单位配合五院，也调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研制任务。科学院尽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后来是的七机部采用，为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导弹技术创造条件。
两弹结合
1965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是用飞机载着投的，但最终要靠导弹发射原子弹。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弹结合的问题，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某地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难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也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那时，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越过太平洋，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开发成功。关于导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钱学森得到了保护，总起来讲发展得比较好一些。郭永怀带着力学所二部到国防部门，对发展我国的军事高技术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牺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国防高技术界的重大损失。近日，他90诞辰，所里要开纪念会。郭永怀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就有科学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开发我们国家的地下资源，向地球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一方面利用海洋资源，另一方面用科学方法把我们国防线向太平洋推前若干海里。因为水下的信息通道和空气不一样，空气里是靠电磁波来传信息，水下边要靠声波。法国郎之万发明声呐以后，听的声音就远一些，所以在二次大战中，盟军靠声呐把德国希特勒的好多潜艇打沉了。汪德昭是郎之万的学生，从法国回来，这时他提出我们国家的海防要想办法。那个时候苏联正在跟我们谈判，赫鲁晓夫提出要和我们搞联合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另外，苏联科学院声学所专搞海水里面的声道研究，想与我们合作把海里的声道找到。海水里面的声道如果找到，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知道别人的活动，因此，水声是最重要的军事科学问题之一。在海水里侦查主要靠声道，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正因为这样，苏联想到我国某岛搞水声站。汪德昭先生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结果省长江华同志不同意，后来谭震林同志说服了江华，顾德欢才到了科学院。
那时科学家对上天，也就是放人造地球卫星最热衷，大家都很积极。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
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专款2亿元人民币，专门给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明确卫星由科学院为主承担。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搞各方面协作。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581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得，第一个方案是计划在1960年国庆节前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
由于3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中央196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叫做中央专委，以前是管“两弹”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人造卫星方案是科学院提出来的，是我向专委汇报后，专委通过的。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由科学院研制。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要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北郊的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信，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现在的卫星总装厂还是当年的科学院仪器厂，地点一直没有动。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当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机构并入国防部门，北京科学仪器厂也划转过去，成为卫星总装厂。北京651设计院(即原来的58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也并走了。上海科学仪器厂也转到军工去了，上海的机电设计院并到国防部门去了。上海某水网地带很好的生产工厂也交到国防部门去了。把陕西大规模集成半导体所以及所属工厂也划归七机部了。有些研究所，如为“四项紧急措施”成立的自动化所，高级研究员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都调到七机部去了。他们能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是件很好事情。人造地球卫星能够上天，我们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高兴。但是，该所却很难为国家承担其他重要任务了。另外，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是大破坏，对科学院也是大破坏。“文革”对科学院是一场真正的浩劫，科学院是重灾区!有的科学家被整死，赵九章先生就是被整死的，还有非常出色的中青年科学家和科掣管理专家，如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林，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也被整死了，非常可惜，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匡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靠他们带出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正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珩和他的大弟子、光学专家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维坦，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的王正，钱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后起之秀、后来当了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物理所的陆祖荫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找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请历史记住他们!
(张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