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发现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攻击后，曾要高岗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但高岗不予理睬。刘少奇则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后来，针对高、饶控告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指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毛还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诚恳又不失分寸的自我批评，并对某些问题作了说明。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刘少奇说：“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9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无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评，不难看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谈，从组织上说，在中央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员持有不同认识和意见是许可的，说不上是什么错误；1947年老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刘少奇负有指导上的责任，但属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不存在什么错误。值得指出的是“剥削有功”一说，其实，刘少奇这个话是有前提的，即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其道理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说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与其说是以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资产阶级更为有利。因为只有工业生产的极大发展，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是推不倒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当然，从用语来说，换个词，对我们这个以出身小生产的党员占优势的党来说，可能更易被大家接受。
邓小平一席公道话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反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不很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
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
事隔40年之后，重读邓小平这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在这里不只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作了客观的公正评价，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远未成为党内的共识。
对高岗、饶漱石的结论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入史册的。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强调了增强和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重申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决议明确规定：
“全党高级干部的必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这就不只重申了党的纪律，而且划清了党内组织是非的界限。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然而，在这次全会上，尽管对高岗、饶漱石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但高、饶却执迷不语，不作深刻检讨，痛改前非。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经毛泽东修改批准，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悔改，于1954年8月17日再次取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也拒不彻底认错。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遂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40年后的评说
1954年到1994年，整整过去了40年，对七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
从组织上解决高饶问题来说，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全会通过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防止党内出现类似高饶那样的地下宗派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今天看来，四中全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解决好问题，即未能如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的，鉴别党内的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点，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什么超越时空的、抽象的所谓政治立场。正是在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全会留下了空白。
于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年3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讲话”，诬蔑刘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到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林彪在报告中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对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当然七届四中全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毛泽东先是要高岗找刘少奇谈清问题，继之要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以及全会根本没有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这就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显然，这与“文革”又是有着潜在的联系的。
(林蕴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