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将其界定为“出气会”，刘少奇的讲话理情并重，林彪却在会上邀功吹捧，那么，这次会议到底有什么惊人内幕呢?
毛泽东认为，困难的形势
已经走到了谷底
60年代的第二个寒冬。北京。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自1960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出现巨大、恶性滑坡以来，整个“大跃进”运动已经转换成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非常规经济运行，这就是对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实行急煞车，对实在高不可及的高指标进行调整。当年9月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显然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
但是，当时人们对于“紧急煞车”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不单反映在经济操作的技术性问题上，更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政治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面。 一方面，党中央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c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ch，，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但另一方面，在实施调整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例如，由于对1960年各项产值指标预计偏高，实际安排的1961年主要指标仍不符合实际。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当年计划，农业总产值65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2310亿元，与核实后的上年确切产值相比，分别需要增长58％和40％，这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显然无实现的可能。
调整所以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其根源在于全党对“大跃进时”的经验教训没有达到认识的统一。一些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仍然缺乏实事求是地对待困难的态度。他们中有人认为，目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有的虽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后中共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使党内思想复杂起来。一部分人不甘心，不服气，仍想大干超过英国；另一部分人则在困难面前产生怨气，要求追究责任。归纳起来，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估计?
二、对过去几年的工作究竟怎样看待?
三、缺点错误由谁负责任?
四、有没有希望?
显然，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分歧需要加以统一。在规划度过暂时困难后的建设方针时，这种全党的认识统一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作为掌舵人的毛泽东，往往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提出问题，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更是如此。
1961年12月21日，也就是在中央为召开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由总书记邓小平向出席会议的各同志传达了毛泽东近来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
(一)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60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二)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则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三)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四)关于有没有希望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毛主席的方法，他多次跟我们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毛泽东还提出，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个头绪来，都要“跃进”。
看得出来，毛泽东是乐观的。他并不想掩饰前几年的错误，但却希望全党同志务必明确起来，形势是好的，事业大有可为。在他看来，最大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今后应当鼓气、振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大抓一年，以求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跃进”。
其实，早在1961年8月二上庐山时，他关于整个形势已经“退到谷底正走向反面”的想法即告形成。当时他说，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七千人大会前，这种想法与观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毛泽东的主导思想。
七千名干部聚首一堂，议论风发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心，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但是，由于代表的广泛性，由于绝大部分代表来自基层，他们目睹了“大跃进”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中发生错误，带给实际工作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他们对许多经验教训有强烈的切身感受，期望有机会谈出看法，进行批评。
分组讨论于1月12日开始。最初议题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
关于分散主义的内容，代表提出，经济上主要是高指标，基建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具体表现是：留后手；搞铺张；打埋伏；盲目扩大城市人口；增加职工。此外，在政治上、思想理论上也有分散主义。如乱提口号，乱创理论，标新立异。在组织上，则表现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甚至搞独立王国，对中央封锁消息，抗拒检查等等。有人将分散主义的表现总结为八条：(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欺上压下，独断专行；(7)生活特殊，像个国王；(8)资本复辟，亡国亡党。
关于分散主义的根源，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问题，即在“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上处理不当。1957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了“条条”，“块块”摸也摸不得；以后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更多的人认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例如有的人指出，目前我们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分散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而是执政党内部那种“官大、权大、胆大”的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同特殊阶层的萌芽有关。还有的人指出，分散主义源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主要是怕丢了党票，丢了官。过去确实有人因为讲了老实话，反映了真实情况，遭到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甚至老婆、孩子也跟着遭殃。结果是一片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从思想方法上说，目前缺少辩证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人尖锐提出，反分散主义的重点，是在中央部门和省一级。
随着对“书面报告”讨论的深入，关于“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认识1959年庐山会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便成为议论的焦点。在这些议论中，暴露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分歧。
就原则而论，大多数代表对“三面红旗”还是肯定的。有些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三面红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它的提出和形成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2)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3)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订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4)“三面红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旗帜。对于它的意义，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
但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这些具体一归纳起来共有七点：(1)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2)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4)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5)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6)有些事情大跃进了，有些并没有大跃进，怎样看才是正确的；(7)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还有的代表提出，这几年工业是跃进了，农业58年大跃进是肯定的，59年、60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众积极性不高，跟农民说大跃进感到难以解释。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另一些代表有同样看法，认为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有的代表还提到大跃进没有标准，以致过去烧饭也要大跃进，将大跃进庸俗化了。
与此不同，有一部分代表认为，(书面)报告草稿中的指标讲得不响，不能完全反映跃进的速度，不能鼓舞人心，更好动员全民的干劲。他们提出，10年左右赶上英国的号召一定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指标一定要实现，绝不能打折扣，更不允许因为碰到困难，就想把主席的号召吹掉。有的代表提出，不应以目前国民经济处在调整时期的发展速度来看我们将来的发展速度。根据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跃进之后必有休整，休整之后必有跃进……所以说，当前一、二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慢，但经调整之后，必将出现一个高速度的跃进局面，对超英赶美是完全有把握有信心的。他们还认为，全党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要得到认识上的完全统一，并建议在书面报告中对目前仍然存在的对“三面红旗”的各种模糊认识，例如：“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这面旗子可以不要”等，加以批判和澄清。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不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主要是在具体执行时数据不够。如指标要求过高过急，容易发生强迫命令；对某些好的典型强调过分过多，往往使下面不问具体条件，一轰而起，等等。还有人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题，不尽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
关于几年来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与会代表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下述几个方面的意见最为集中：(1)高指标；(2)强迫命令；(3)迷信小洋群，强迫“遍地开花”，“以土为主”，“愈土愈好”；(4)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5)所有制变化过快；(6)对技术革命作用估计过高，忽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如某地提出“一天革一个命”“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工艺”的口号；(7)理论宣传的失误。如《人民日报》自1958年以来发表很多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起了动摇作用；报道了一些虚假的所谓高产卫星，助长了浮夸风和荒报成绩，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提倡唯心主义。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如“拔白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学术批判同政治反修联系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如“厚今薄古”的口号，厚今可以，何必薄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应全面解释“高速度与按比例”、“数量与质量”、“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8)对毛主席指示执行不力。
但是，在挖掘犯错误的根源时，意见很不统一。有人认为，几年来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但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这个说法。有些代表提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如果说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党的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如果说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没有经验，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主席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调整了指标之后，就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因此，没有经验，固然是产生某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之一，仅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一切缺点产生的原因。另一些代表认为，开始确实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形势大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各地出现的一些高产量、放卫星等经验，就轻易相信、急于学习和推广，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受到损失，逐渐感到有些不对头的时候，由于党内强调反右，帽子很多，压力很大，以为自己风格不高，因此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假话当然归结为没有经验。一位代表诘问：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