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国家的航海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航海是举国一致的追求，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活动。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郑和的船队有那么多的人参加，但真正关注航海的中国人并不多，这只是皇帝或他的几个大臣的一时需要而已。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看起来船很小，人也很少，但他们的航海却是朝野上下都在关注、都在追求的事业。
（一）各阶层都介入扩张
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加入了扩张的行列。
1.国王喜欢扩张
一般说来，国王们是非常喜欢扩张的，因为这会扩大他们的领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国王喜欢扩张，还因为这是他解决国内冲突的一种好办法。也就是说，扩张是使祸水外流的最好办法，使社会的不满找到一条发泄的通道，可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另外，通过扩张而与海外发展通商，是西欧中世纪国王的共同追求，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财富。所以，国王们对远方的国家总是充满好奇心。16世纪初，葡萄牙国王想建立一条从海上通往中国的道路，即建立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他给一个到东方去的官员的训令中有这样一段话：“要问明中国人，他们来自何方？旅途有多远？到马六甲需多久？或问明他们隔多久到哪里经商一次，都有何种商品，每年来船的数目，船的样式，几年来船样式是否改变，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行或公司？中国商人是否有钱？其性格刚柔如何？有否武器或者大炮，服装款式，个头高矮如何等等。”我们前面讲到过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和《萨拉哥萨条约》的签署，从中都可看到国王们对扩大自己领土和势力范围的热心。
不仅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这样热心扩张土地，西欧其他国家的国王也是这样。1496年3月，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招募热那亚航海家卡波特（约1450-1498）及其儿子去海外探险，结果次年他们来到了北美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亨利七世授予他们的权力是：占领在东方、西方和北方可能发现的土地，并以国王臣民的身份，通过英国的布斯托尔港口与其做生意。1501年3月，英国国王又授权三个葡萄牙人和三个布里斯托尔商人：“去勘查在东方、西方、南方、北极圈内及北方的海上那些迄今基督徒尚不知道的地方，占领、统治它们，并与之通商。”16世纪初，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表示不承认教皇子午线，其理由是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瓜分世界。16世纪中，英国一个大臣还警告西班牙大使说，教皇没有权力分割世界，没有权力把各个王国交与任何他喜欢的人。
2.贵族要求扩张
贵族也是非常喜欢扩张的，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土地，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抢劫、掠夺的机会。
西欧中世纪大多数地区都实行长子继承制，贵族的家产只由长子继承，其他儿子一到成年，就必须自谋出路。这些贵族家庭出身的孩子大都没有劳动的习惯，做一名军人是他们的普遍选择。通过从军而获得一笔财富是他们的最大梦想，而要通过当兵发财，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在战争中抢劫掠夺的机会。当光复战争基本结束后，到国外去打仗、掠夺遂成为他们的狂热追求。当然，掠夺有一定的危险性，也不一定都能发财；但即使没抢到什么东西，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却不会太难，比在国内弄到土地要容易得多。
对海外土地的追求最初表现在葡萄牙，因为葡萄牙的光复战争结束得比较早。1415年葡萄牙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北非的休达，这不是纯粹的政府行为，而是背后有贵族的推动，贵族希望借此得到海外的土地。比如，1418年，葡萄牙王子亨利的海外探险刚刚开始，王子属下的两个贵族就向他要求一个“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机会”。什么是“提高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征服、占领海外土地。亨利王子满足他们要求的方法是：
吩咐他们准备船只去反对摩尔人，寻找几内亚的土地。
他们顶着逆风往南行驶，结果发现了离葡萄牙南端不远的圣港岛。他们在这个岛上作了一番考察，然后回来向亨利作了汇报。在亨利的鼓励下，他们伙同亨利属下的另一个贵族带着各种家畜来到岛上。由于所带的兔子繁殖太快，把种上的庄稼都吃掉了，1420年他们才不得不转移到马德拉岛殖民。在马德拉岛上，移民们搭起窝棚，开垦荒地，在本来是荆棘丛生的荒岛上种植小麦、甘蔗和葡萄。
海外殖民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马德拉群岛上的丰沙尔岛垦荒，用火烧毁灌木丛和森林，结果无法控制大火。据说，大火燃烧了7年，岛上大部分地方变得光秃秃的，只覆盖着一层灰烬。不过在这些灰烬上种植从克里特岛运来的葡萄，却长得非常好，可以酿成上等葡萄酒，这种葡萄酒今天依然以马德拉的金色烈性葡萄酒闻名。亨利还下令在马德拉种植从西西里引进的甘蔗。甘蔗在那时是昂贵的奢侈品，结果这里的蔗糖一度远近闻名。移民的小屋很快发展成村镇，丰沙尔和马什科两个岛于1451年正式建立了地方行政机构。
1455年它们开始向北非的葡萄牙据点出口产品。到1481年时，岛上的发展已有相当规模。这一年葡萄牙召开的议会上有人讲到，过去的一年，有20艘外国船只载着食粮离开马德拉岛。到1500年，岛上的居民已经有了大约20000人。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过程中，打头阵的大部分是贵族，特别是小贵族。绝大多数探险队的队长、船长都是贵族。1434年绕过博哈多尔角的吉尔·埃亚内斯是个小贵族，1487年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首次到达印度的达·伽马、发现巴西然后到达印度的卡布拉尔等都是贵族。西班牙方面，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随后的探险和征服基本上都是贵族在唱主角。征服墨西哥的科尔特斯、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麦哲伦也都是贵族，征服秘鲁的皮萨罗是贵族的私生子。就哥伦布来说，他也不是一些书中所讲的是一个水手，他只是年轻时才是一个普通水手，他在里斯本定居后，不久就成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娶了已故的葡萄牙圣港岛总督（贵族）的女儿为妻，他妻子尚健在的母亲出身于葡萄牙古老的阿尔加维家族，由此他与葡萄牙的上层社会建立了联系。所以当他往西航行去寻找印度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征服和殖民过程中，小贵族扮演了特殊的角色。16世纪初，当新任命的巴拿马地区的总督准备赴任时，要率领一支22只船的舰队，结果大约有10000个“没有工作的”贵族愿意不领取任何报酬与他一起出海，但最终被他挑选出来的只是1500人，这些人可说是这10000个贵族中的精英。对国王来说，尽可能地把这些无所事事的贵族输往海外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国王为贵族找到“发财致富”的道路，而贵族为国王带来荣誉和土地。1513年，巴尔波亚越过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当海潮来临时，他站在海水中，高高地举起卡斯提的国旗庄严宣布：“我已经为卡斯提国王占领了南部的这些海洋、陆地、海岸、港湾和岛屿，占领了这里的一切。如果某个国王或领袖，某个基督教徒或撒拉逊人对这些陆地和海洋提出主权要求，那么我将以现在和过去的卡斯提国王的名义以武力相争，并与其进行战斗。卡斯提国王对印度的这些地区拥有主权和统治权。对从北极到南极的海岛、南大陆、北大陆和它们的海洋，以及赤道的两侧，不论是巨蟹座和摩羯座的内外地域……现今和今后永远拥有主权，直到世界还存在，直到对一切濒于死亡的世代进行可怕的审判为止。”
3.商人支持扩张
商人也大力支持扩张。商人天生要求扩大市场，扩大贸易量。在15、16世纪伊比利亚国家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商人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前面讲过，哥伦布在首航美洲前，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三条船中，至少有两条船的船长是船主，即商人。这两个船主是一对兄弟，习惯上称为平松兄弟。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的是，这次航行中贵族不多，有其特殊原因。主要是这时西班牙刚刚统一，国王正在处理战争结束后的大量事务，主要心思还未放在海外扩张上，只是因为哥伦布的反复请求，国王夫妇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勉强给他提供了一定的物资，凡事让哥伦布自己去处理。国王没有给哥伦布提供太多的资金，特别是，国王夫妇认为帕洛斯城在统一战争中有罪过，他们就罚这座城市为哥伦布提供船只。这座城市不敢违抗国王夫妇的命令，但又不甘心拿出那么多的钱来让哥伦布去冒险，故只提供了两条“破船”。好在这里的著名船主平松家族很支持哥伦布的探险，哥伦布才马马虎虎凑起了探险所需的物资。简言之，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西班牙刚刚统一，贵族尚未完全从光复战争的兴奋点上转移过来，所以商人在这次探险中起了主导作用。
商人的作用当然不限于这一次发现，他们与扩张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当贵族参与海外扩张时，他们紧跟在贵族后面；当贵族因某种原因而专注于国内纷争时，他们就独立承担起向外扩张的责任。1469年，葡萄牙政府无暇顾及非洲西海岸的探险，这时国王就把探险的权力承包给里斯本一个叫戈麦斯的大商人。国王与戈麦斯签订了这样的协定：戈麦斯在五年内垄断几内亚海岸的贸易，条件是每年付给国王20万马拉维迪，并自己出资往南探索100葡萄牙海里的海岸线。此外，戈麦斯还应把所探索的全部土地画在地图上，并在契约失效后把这些土地交给国王的商行。五年间，戈麦斯赚了大笔财富，同时又圆满地完成了契约规定的任务，双方皆大欢喜。
4.大家都关心扩张
普通百姓也关心扩张，他们实际上是大扩张的基本力量，因为普通水手和移民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老百姓支持扩张，有一点是与贵族一样的，就是希望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哥伦布第三次到美洲时，赶上了他任命的海地首席法官罗尔丹的叛乱。罗尔丹的支持者在几周内就增至几千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西班牙来的普通移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拥有自己的土地。最后，哥伦布与他们达成妥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承认他们占有的大（马拉维迪，西班牙古币名，一马拉维迪约等于14先令；一葡萄牙海里，约等于6269米）量地产，这也是委托监护制开始形成的标志。
实际上，对穷苦百姓来说，向外扩张的好处首先是能够填饱肚子。不仅能填饱移民的肚子，而且有助于在国内的亲友填饱肚子。从美洲引入旧大陆的粮食作物在欧洲（亚洲也一样）起过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饥荒的年月。
不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支持扩张，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也关心扩张，特别是来自意大利的商人。意大利在整个中世纪都没有统一过，15世纪以来它没有产生强有力的王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领导探险和殖民运动，所以许多意大利人选择了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服务的方式介入扩张。哥伦布的许多同胞很早就在为葡萄牙政府服务。比如，热那亚人马努埃尔·雷萨诺及其继承人从14世纪开始，一起主管着葡萄牙国王的船队。
有的意大利人直接参与或独立地代表葡萄牙进行了探险。加那利是热那亚人兰沙罗托·马洛凯利奥受葡萄牙政府派遣而发现的。威尼斯商人卡达莫斯托和热那亚人乌佐迪马莱在葡萄牙开办了对非贸易的股份公司，1455年时，他们得到亨利王子的批准，前往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他们曾到达冈比亚河口，带回一大批奴隶。次年，他们重新出发，在布朗角以外的海区遇到了风暴，他们的船被推到西北方向遥远的海区，结果发现了佛得角群岛。他记载说：在这里的一个岛上，“鸟自己会落到人的手上”。显然，这儿的鸟尚未见过人类。几年后，另一个叫安东尼奥·戴诺利的热那亚人再次考察了佛得角群岛。
为什么大家都关心扩张？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难回答但其实是并不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人们经常使用的蛋糕的比喻来说明。假设一批人拥有一块蛋糕，如果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成员拥有尽可能多地占有这块蛋糕的权力，这时，即使其他的人可能处于严重饥饿之中，也很难形成大家共同设法再去弄一块蛋糕的努力。分不到蛋糕或分到一点点蛋糕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弱者，光靠他们自己一般没有能力再去弄一块蛋糕。15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人跑到南洋谋生，但由于统治者不支持或者极力反对，他们对南洋的开发根本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但如果每个人获得蛋糕的权力是受到约束的，他们之间任何人都不享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在大家都感到不满足的情况下，他们就很可能形成合力，设法获取另一块蛋糕以便大家都得到满足，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就属于这种情况。
欧洲中世纪的阶级关系有一个与中国封建社会不太一样的特点，那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都比较固定，统治阶级不能随便加重下属的负担，也不能随便加强对普通百姓的压榨。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受到强有力的抵制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是合乎封建法律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内部的利益和权利相对平衡，任何阶级或阶层要获得额外的好处，很难靠压榨另外的阶级来获得，只能通过向外扩张来解决。葡萄牙在光复运动过程中，由于经常打仗，经济入不敷出，资源短缺，社会关系紧张。为占领新的领土，1336年前政府就曾组织过对加那利群岛的远征。15世纪的对外扩张也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葡萄牙史家萨拉依瓦说道：“扩张运动是由于国内找不到有理想报酬的机会而引起的一场向国外迁移的运动”。他还这样说道：
15世纪初，国内条件为扩张创造了大好时机，虽然葡萄牙社会充满着矛盾，但是扩张符合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对于人民来说，扩张主要是一种移民形式，对他们来说扩张和移民意义相同：追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摆脱压迫制度。这种压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总想逃脱这种压迫，寻找新的土地……对于教士和贵族来说，扩张意味着传播基督教和占领土地；传播基督教和占领土地是为上帝和国王效劳的形式，是赢得相应的报酬如俸禄、封地、官职的形式，而这些机遇在葡萄牙这个狭小的宗主国里是越来越难得的。对于商人来说，扩张意味着生意前景兴隆，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产地购买原料和高价转卖。
对于国王来说，扩张是提高威望的机会，使贵族们有事可干，更重要的是可以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在国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时刻。
总之，扩张是解决国家内在矛盾的一种好办法。不扩张，大家都不舒服，都不宽裕；如果扩张，大家都能得到好处，都能得到某种满足。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理解为什么扩张成了葡萄牙全国的一项大事，每个人都想从扩张中得到好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政策对葡萄牙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在葡萄牙，其他许多计划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代人，惟独扩张成了一种持久的活动，从15世纪以来的500年间一直是国家的主要追求。
（二）教会的大力支持
1.天主教一贯支持向外扩张
我们还得专门谈谈教会对扩张的支持。教会的支持对伊比利亚人的扩张，或者说对整个近代西欧的扩张，都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相差非常大。西欧中世纪的政治体制是所谓的“政教对立”，这里的“政”指政府，皇帝或国王及其各级统治机构，这里的“教”指教会，指罗马教皇及各国的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长等组成的天主教组织。从统治分工的角度看，世俗政府只负责一般的国家管理，而教会则负责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管理，凡属思想上的事情由教皇或神学家说了算，皇帝或国王必须服从。教会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在很长时间里，它有独立于世俗法律的教会法，有自己独立的司法系统，教士犯法不受世俗政府审判。
教会自己拥有大量地产，并常常得到老人们的捐助，它往往比国王还富有，所以经济上也不依靠世俗政府。在那个时代，向外扩张，既是一种军事和经济政治的行为，也是一种宗教和思想行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先获得宗教界的赞许或至少是默认，否则会被视为不合法。所以，如果教会反对扩张，那西欧的扩张就无法发动，如果教会支持扩张，那么这种扩张就会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扩张引发的冲突中，教皇起了协调的重要作用。在征服殖民地的人心方面，天主教无论在美洲还是在菲律宾都起了关键性的影响。实际上，西欧大扩张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特别是扩张发动时期的每一个重要行动，都与教会的批准和支持分不开。
扩张是天主教的基本属性，从诞生以来它几乎一直都在扩张。就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看，整个光复运动就是西欧中世纪十字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写的世界史中，讲到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时，一般只讲往东的十字军，这就是从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其目的地主要是地中海东部的耶路撒冷，打击对象是这时控制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此后教皇还多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到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东征的十字军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基督教会的眼光看，西欧中世纪的十字军一直以来有两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往南的十字军，这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
以前我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所以就不再强调它与十字军的联系。实际上，这也是十字军运动的一部分。说明这一点对我们这里想说明的观点很重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立战争就是中世纪天主教会大力支持的一项重要事业。
西方基督教或天主教热衷于扩张，与它的基本教义有关系。它主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应该有基督教。在中世纪里，它一直强调圣战，显示了十足的进取心和侵略性。但13世纪后期以来，基督教在东方的力量不断萎缩，此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特别是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并把这座城市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地中海东部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天下。鉴于这种局面，教皇在强调反击奥斯曼帝国的西侵时，日益把眼光转向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西非，这些地方是基督教可能的新的扩张方向。
2.葡萄牙在西非的扩张
需要教会的批准和支持1415年葡萄牙侵占北非休达，这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教会的扩张野心。
向北非进军前葡萄牙王后的忏悔神父奥里亚克被任命为摩洛哥主教，另一个叫梅内泽斯的教士被任命为迦太基主教。一些史书早已指出，征服休达是在征服伊斯兰的旗帜下进行的。
亨利王子在西非海岸的探险很快引起了教皇的注意。1418-1420年间，教皇马丁五世任命亨利王子为葡萄牙基督教骑士团团长，该骑士团是葡萄牙最富有的基督教团体，教皇把这个团体交给他，是因为教皇认为非洲探险是伊比利亚半岛光复运动的继续，也即往南的十字军的继续。亨利掌握了这个团体，意味着从此他可以使用这个团体的财产从事探险，也就是说他基本上解决了初期探险的资金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西欧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海外扩张，与历史上一些帝国的扩张不一样，它是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扩张。
当出现新的理论问题时，照例由教会作出解释。14世纪40年代初，欧洲人在加那利群岛碰到了当地的土人，有人把这里的土人带进了欧洲大陆，他们与当时欧洲人所知道的人种都不一样，圣经里也从未提到过，这就引起了如何对待这种人的争论。当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法学家、律师和征服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土人失去了主权，属于低劣的种族，是欧洲人奴役和战争的合适对象。另一种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原始人很有吸引力，是人类黄金时代的象征。比如，薄伽丘就把这些原始人的赤裸看成是人类的天真无邪，不是不开化。他还赞美他们对金银不感兴趣，对武器毫无所知，遵从自然法过日子。彼特拉克也认为这些原始人对文明人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这两种意见，一种是从当时伊比利亚半岛或西欧已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的需要出发的；后一种是从人文主义关于人类、人性的一般见解出发的（这两种出发点所产生的思想冲突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存在，一直到现在）。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作出最终裁决。当时西欧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权威，所以这个工作只能由教皇来做，他本来就是思想问题的最终裁判。1344年，教皇克力门六世依据教会法关于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及关于异教的权利等规定，对此作出裁决：反对异教的原始人的战争是合法的。他称加那利人是“基督教信仰的敌人”。他还宣布，教皇是基督教在世上的代表，有权处理大西洋上新发现的岛屿，也有权通过战争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
这意味着教会将把用来对付穆斯林的手段再用来对付这些原始居民，用强制手段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这一裁决对未来的事件有重大影响。因为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上的扩张都有待教皇的批准，或者需要通过教皇的训令使其合法化。从此，这两个国家的海外活动得到了宗教舆论的支持，它们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征服战争。简言之，这一裁决对未来欧洲人对非西方国家的征服提供了理论依据。
即使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也是一种首先获取教会支持的行为。没有教会的赞许，哥伦布就无法往西航行。
西班牙的宗教界曾对哥伦布的西航计划抱有成见，这是政府未能及时批准他西航的一个基本原因，但西班牙的红衣主教、王国的头号大臣德门多斯与哥伦布谈话后宣称：哥伦布的意图与圣经并不矛盾。德门多斯在西班牙有第三国王之称，是宗教界的代表，他说没有问题，对哥伦布的各种成见都被一扫而光。其实，哥伦布的大多数保护人是教权派分子，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也可看到哥伦布不单单是一个航海家，同时也是一个深谙世事的人。
三、西方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
以上讲的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以来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的原因。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国家的扩张甚至不能光靠他们本身的情况来说明，而是必须考虑到当时整个东西方的经济关系与东西方的贸易情况。
1.西方人需要东方的商品
当时的东西方经济关系可能颇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自豪，因为那时西方人十分需要东方的商品而东方人基本上不需要西方的商品。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这样说道：“西欧于1500年仍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和勃然兴衰起的中东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西欧黯然失色。”这种西方依赖于东方的经济关系长期存在，一直持续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中国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乏，所以无需觊觎别人的东西，也不需要向外扩张。这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的见解。
自十字军运动以来，即自12世纪以后，东方的物质优势，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像传说中的天堂，恰恰像20世纪下半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一样。
巴勒克拉夫还讲到，一直到伏尔泰的时代，即到了18世纪，“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18世纪里，西欧不少地方的工场都在花大力气仿造中国产品。但公众还是能够识别什么是西欧人仿造的，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产品，所以那些加上中国商标的欧洲产品销路并不好。
英国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部门棉纺织业也源于东方，16世纪末才传到英国。但英国人更喜欢的还是东方来的棉布。写下《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著名作家迪福讲到，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王后本人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日本花布出来见客。英国上层人物的房间里，书斋、卧室都充满这些纺织物：窗帘、垫子及卧铺等都是白洋布和印花布。这里讲的是直到产业革命前西方人对东方纺织品的需求。实际上，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方人对东方产品中最需要的可能还是香料。
在那时西方人的眼中，香料包括各种东方来的物产：
甘松香、檀香、龙涎香、樟脑、苦艾、锡兰肉桂、肉豆蔻、丁香、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上述各种香料中，最需要的还是调味品。这是因为中世纪西欧肉食占很大的比重，但当时没有冷藏设备，肉类储存主要靠盐腌制。由于技术、天气或存放时间过久等原因，腌制的肉类往往出现异味或长虫子，所以非常需要用香料来去除异味，使食物变得比较可口。从东方运来的香料要经历漫长的运输，而且运输道路也不是很通畅，不是一站式到达，而是需要经过多次转手才运到西欧，价格变得非常昂贵，往往只有上层阶级才用得起。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买得起香料的人增加了，所以西方人对香料的需求量增长，这成为促使他们开辟新航路的重要动因。
2.东方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天堂
这种西方人需要东方产品而东方人不需要西方产品的现象，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至少有以下两点：
（1）西方人输入的多，输出的少，为此他们就需要用硬通货即黄金、白银来购买东方的商品。这导致西方的黄金、白银大量流往东方，使得在西方本土流通的贵金属货币极其缺乏。不仅中世纪晚期西方的贵金属不断流往东方，就是西班牙人来自美洲的那么多的金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流往东方。我们前面讲到菲律宾与墨西哥间的大帆船贸易，实际上就是用美洲的金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当然，最主要的是经过地中海或经过好望角的贸易。
由于西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长期处于贵金属严重短缺状态，许多欧洲人长期不择手段地寻找黄金。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西方人已经开始从非洲获取黄金。
也就是说，在地理大发现前，西欧的商业势力已经向北非渗透，北非是他们惟一能够维持贸易入超的地区。这些西欧商人，主要来自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控制了北非许多城市的贸易，从中得到不少黄金。15世纪时，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向北非的出口每年大概能获40万-50万第纳尔（伊斯兰教国家古代金币名）。意大利商人通过与北非各国的贸易获得了不少黄金。但所有这些黄金远不能满足西方人对黄金的需求。另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东方，进一步导致西方人把东方看成到处充斥着黄金的地方。
（2）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东方成了天堂般的迷人的乐土，成了许多西方人追求黄金和发财的目的地。最有名的就是马可·波罗写下的闻名遐迩的游记。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还有一些修道士来过中国，回到欧洲后都写了游记。所有这些游记，特别是马可·波罗写的，在西方人脑海中激起了丰富的想象，成为后来那些大航海家希望来到印度和中国的直接动因。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曾在15世纪30年代读到了他二哥佩德罗从意大利带回的马可·波罗的游记，有人认为只是在看到这本书后，他才把到达中国或印度作为他领导的探险的目标。
（3.哥伦布心目中的东方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对东方有那么好的想象，哥伦布或达·伽马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到东方来的热情。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哥伦布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一本哥伦布看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上有许多哥伦布的亲笔批注，共264处，计475行。在涉及西藏、云南的那一页上批注最多，有5处计17行字，标记着当地出产的香料、草药等物品。在讲到杭州的那一页上，他写下了“那里约有12000座石头做的桥”的文字。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是各地的地理位置及所产的香料、药材和珠宝。他也非常注意游记中讲到的日本等地的情况。
影响哥伦布向往东方的另一份重要材料是佛罗伦萨一个有名望的医生托斯卡内利（1397-1482）给他的一封信。托斯卡内利也以天文、地理知识而闻名欧洲。哥伦布曾向他讨教关于东方的地理和物产等方面的知识，1474年他给哥伦布寄了一封信。该信不仅肯定了地球是圆的，无论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都可到达印度，他还对中国和日本作了如下描述：
……特别是有一个巨大的海港叫刺桐，那里每年要装卸上百条满载胡椒的大船和许许多多装满其他香料的船只。这个国家人口众多，省区、邦国和城镇不计其数，都在一个叫大汗的王子的统治下。用我们的话说，大汗就是王中之王，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契丹省。他的祖先曾想和基督徒交好，大约200年前，他们曾派遣使节谒见教皇，请求派遣众多学者和导师，宣读我们的信仰，但使节在途中受阻未到罗马就返回了。教皇尤金四世时，又有使臣来谒，向教皇陈述对基督教的友好情谊。我和这位使臣曾长谈阔论，涉及诸如他们皇宫的宏伟，河流惊人的宽阔流长，城镇多到只在一条河两岸就有200多个城镇。大理石造的宽敞长桥上点缀着无数的石制栏柱。这个国家是迄今所知的最富饶的国家。它不仅生产着许多财富和贵重物品，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富和各种香料，目前还未传到我们国家来。而且确有许多学者、哲学家及天文学家，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管理着国家和指挥战争。
此岛富庶异常，黄金、珠宝和玉石比比皆是；庙宇和皇宫都铺着金板，但由于道路还不为人所知，这些东西现在还隐藏在那里，但前往那里则是很安全的。
东方的天堂如此美好，谁能抵制得住她的诱惑？难怪西方有那么多的探险家历尽千辛万苦要跑到东方来，就是其中大多数人都死在路上也在所不惜。哥伦布多次到达美洲，主要精力都放在寻找中国或印度上，他始终认为自己到达了中国，只不过自己没能找到那最富有的地方。
西方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及对东方的向往，实际上从十字军以来就开始了。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许多西方贵族和普通百姓涌往东地中海地区，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对来说都极其富庶，特别是从东方印度和中国等地来的奢侈品充斥着市场，令那些刚刚从野蛮时代走出来的西欧人感到眼花缭乱，对所看到的东西赞不绝口。一些意大利的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东方，马可·波罗也是趁着这股潮流来到中国的，他回国后发表的游记又几乎成为后来西方人对东方产生向往之情的圣经。
四、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扩张与帝国的建立与西方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也是分不开的。比如，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大地是圆形的观点，哥伦布就不可能萌发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念头。所以，不了解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就难以理解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也难以理解近代西欧的扩张。
（一）竞争性的国际环境
1.富于竞争性的城际关系
西欧中世纪里，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经济上存在激烈的“竞争”。这当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竞争，因为那时的竞争常常伴随着暴力，但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今天的竞争没有太大区别。
最典型的可能是各地城市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对象，主要是市场、原料及对商路的控制。在王权缺乏的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在勾心斗角、互相攻讦的同时，又常常结成集团，以便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这种关系培养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和冒险精神，使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活力。
中世纪中后期，由于北非各城市与撒哈拉以南的产金地有较紧密的联系，及这些城市手工业比较薄弱，加强与北非这些城市的联系成为欧洲南部各城市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2-15世纪间，阿拉贡、马略卡、马赛、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仅与突尼斯一地就先后签订了33个协定，内容涉及处理买卖纠纷、交换使节、确定商业关系等方面。中世纪西欧不存在统一的权力，各城市、地区的商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时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向，暂时失利的商人团体往往通过抓住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从而实现新的突破。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意大利商业资本和人才的西移，我们知道，这是伊比利亚半岛扩张的重要前提。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若没有这些资本和人才，是很难想象的。后来，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人才和资本也加入了海外探险事业，其中有一些是加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冒险。换言之，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国家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西欧各城市或各地区间竞争的一种后果，这种竞争造成整个西欧的向外扩张。
2.城市间的竞争与大西洋探险的展开
大西洋探险是如何展开的，或者说地理大发现是如何启动的？我们的一些书通常这样解释西欧走向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中世纪后期，由于蒙古帝国的崩溃，通过中亚的商路，即大体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变得阻塞不通；大体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兴起，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结果，西方人为了得到香料和东方的产品，设法开辟新的航路，于是有了地理大发现。
这是一种不太全面的、可能产生误导的解释。原因有两个：
（1）中世纪后期，通过中亚的商路受阻是事实，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到达西方的货物减少了，因为许多西去的货物可以改走水道，即通过印度洋从波斯湾上岸或从红海上岸，然后进入地中海。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4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商品”汇集到南部海路上来，通过海路运往西方。
西方学者的研究还表明，15世纪里东方香料经中东运往西方的并不少。威尼斯从列万特（又译“黎凡特”，地中海东岸的旧称）运往欧洲的胡椒每年有500-600吨，经热那亚等地商人运往欧洲的香料也有250吨或400吨。15世纪最后几年，威尼斯人的贸易量还在稳步增长。
（2）地中海上的贸易本来就不全部控制在西欧人手中，一般说来，意大利商人的势力只达到地中海东岸，再往东，则一向都为阿拉伯商人所控制。也就是说，红海和波斯湾一直以来是阿拉伯人的天下。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并未使这种经商格局发生太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是相当开明的，并没有阻拦东西方的商品贸易，它在控制东地中海以后，要说有什么损害的话，只不过是对过境贸易的商品建立了较为正规的税收制度。
那么，是什么理由使西方人去开辟新的航路呢？是竞争。在中世纪，意大利一直是输出资本的地方，它的商人基本上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另外，它的商业资本在伊比利亚也一直很有影响。但15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与东方的贸易日益被威尼斯人所垄断，意大利其他城市，特别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为了打破威尼斯的垄断，日益把奖金投向伊比利亚半岛，希望从那里打开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3）热那亚的例子
热那亚是这方面的典型。热那亚人的活动中心本来在地中海，为了与威尼斯竞争，它把希俄斯岛作为自己的基地，它还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小块殖民地。出于商业资本的扩张本性，它也不忘向西发展。早在1277年，热那亚人就开通了经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海的航线（此前，地中海的船只还不敢通过这个海峡）。不久后，他们中还有人驶入茫茫的大西洋，也许是想寻找新的陆地，但不知所终。1447年，热那亚商人马尔凡特深入北非内地，曾抵达图瓦特，带回了关于远方的苏丹地区及其黄金交换的情况。由于在地中海上的竞争中威尼斯占有优势，所以15世纪初热那亚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往地中海西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热那亚的人才和资金转向北非、塞维利亚、里斯本等地。里斯本等地很早就有不少杰出的热那亚人在活动，如雷萨诺及其继承者从14世纪以来一直主管着葡萄牙国王的船队，说明热那亚人对这里的影响之大。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热那亚人也失去了在这座城市里的殖民地，这是他们与威尼斯等城市在地中海和黑海进行竞争的重要基地。这就更加促使它“舍东方而取西方，舍地中海而取大西洋”。我们可以从哥伦布在里斯本很快发迹的经历中看到热那亚人在葡萄牙首都的影响。1476年，哥伦布还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他随船只第一次离开地中海进入大西洋，但在葡萄牙西南海面上碰到法国海盗袭击，在战斗中他所服务的船只沉入大海，他与一些船员被当地渔民救起。随后，他来到里斯本定居。两年后，他成了一个年轻的商人，颇受这里的热那亚商人的赏识。到1479年，他居然得以与葡萄牙贵族小姐费莉帕结婚。费莉帕的父亲虽然已故，但他曾是葡萄牙圣港岛的总督，她尚健在的母亲是葡萄牙古老的阿尔加维家族出身。3年间，哥伦布在里斯本从一个一文不名的落难水手成为一个跻身于葡萄牙上层社会的体面人士，很大程度上与他在这里的许多同胞的帮忙分不开，与热那亚人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的巨大影响分不开。哥伦布的西航计划最后得到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同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任“圣赫曼达德”（一支拥有基金的王家警卫队）的司库热那亚人皮内洛的帮助。
可见，新航路的开辟，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的一些商人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家、贵族、商人与威尼斯商人竞争的产物，也是这些人与控制地中海东部和地中海以东海陆交通要道的奥斯曼人、阿拉伯人竞争的产物。
（二）灵活的用人和投资体制
1.探险家：雇佣兵和工匠
人才和资金跨国界流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和殖民过程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他们在使用国内的人才和资金中也是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家和百姓都不忌讳异国人来为他们服务，甚至给予很大的权力，委以重任。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在葡萄牙成为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但最终是为西班牙服务。麦哲伦是葡萄牙人，但他也是通过为西班牙服务来完成环球航行的伟业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颇有意思地讲到，那时的探险家，就同雇佣兵、各种工匠一样，可以为任何愿意使用他们的人服务。比如，卡波特是为英国国王服务的威尼斯人（一说热那亚人），1497年他在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支持下到达了加拿大纽芬兰；热那亚人哥伦布如果不为西班牙服务，也会甘心情愿地为英国的或者法国的或者葡萄牙的国王效劳。还有不少我们不太熟悉的名字：佛罗伦萨人维雷扎诺携带法国国旗去美洲大陆；在一个稍后的时期，伦敦人亨利·赫德森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于1608年从阿姆斯特丹起程去美洲北部探险；再稍后，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的成立归功于两个法裔加拿大人--‘醋栗先生’梅达尔·舒阿尔和皮埃尔·埃斯普里·拉迪松。
麦哲伦环球航行的人员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是：葡萄牙人37个，意大利人30多个，法国人19个。
此外，还有佛兰德人、德国人、西西里人、英国人、马来人、黑人、摩尔人、马德拉人和亚速尔人、加那利土人。来自西班牙的人中有的是塞维利亚人，有的是比斯开湾人。
这样一种探险队的组成方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早在1341年有一支探险队向加那利远征，由三条船组成，其中两条是葡萄牙国王提供的，船员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卡斯提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两个领队，一个是热那亚人，另一个是佛罗伦萨人，有人把这称之为“欧洲国家派出的第一支官方探险队”。
2.探险资金来源多种多样
灵活地运用资金是扩张的基本保证之一。这种灵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灵活地运用民间资本；另一个是灵活地运用国际资本。前面讲到的里斯本大商人戈麦斯一段时间里承包了非洲西海岸的经商和探险，是葡萄牙政府灵活运用民间资本的例子（见第二章第一节）；下面讲到的亨利王子与威尼斯人卡达莫斯托签约，让他介入探险和经商，结果发现了佛得角群岛，是灵活运用国际资金的一个著名例子。
亨利王子在他有生之年不断派出探险队，其资金来源真是五花八门：他的封地的收入；葡萄牙骑士团的收入；在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岛屿上的殖民和贸易的收入，奴隶贸易等是这方面收入的重要形式；来自各个阶层的捐赠或入股，如亨利的历史学家祖拉拉所说的，探险队使用的大部分船只都属于其他贵族、教会人士、军事团体、马德拉的殖民领袖、个体船主及其他王子。在殖民收入中，还有一种封建性的收入。如1452年，航海家亨利与一个岛屿的封臣签订了一个契约，该封臣建立一个加工甘蔗的水力作坊，1/3的收入归亨利。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费来源很值得我们沉思。关于这一费用，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这里采用美国著名的哥伦布研究专家莫里森的主张。他认为总花费（第一次去美洲的费用）是200万马拉维迪（当时西班牙的货币名，约合1942年时的14000美元）。这些钱中，140万来自政府，哥伦布自己出资25万，是他向朋友借来的，其余的大概是王室司库桑坦赫尔从他自己的账上或从阿拉贡的国库中预支的。王室出的140万中，并不是真正来自国库，而是向当时的热那亚人皮内洛为司库的圣赫曼达德（拥有基金的王家警卫队）借的。此外，远航者的工资是政府出的，共有25万马拉维迪。这些经费中不包括政府罚帕洛斯的居民出的两条船。总之，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资金来源五花八门。在这一探险中，政府出资占绝对优势，但钱实际上大部分不是真的来自政府。政府要占投资额的绝大部分，主要是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国王夫妇不愿让别人投资太多，但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只是借私人的钱来赚钱。我国的郑和下西洋后来难以为继，一个重要原因是浩大的支出使政府不胜负担，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绝不可能向百姓（大商人）借钱。在中国的皇帝看来，向百姓借钱，那是非常失面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去考虑。这典型地表现了中西封建统治者的不同心态。
灵活运用国际资本的例子很多，那么多的意大利人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服务，而且不少人身居要职，足以说明这一点。
3.自负盈亏的殖民征服方式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很多重大的征服都是由国王授权，但由个人或自发组成的小团体投资的方式来完成的。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船只是古巴殖民政府提供的，但招募士兵的费用来自他抵押自己在古巴的种植园。征服秘鲁的皮萨罗，首次出征时的费用来自一个叫“长剑与财主”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中有富裕的天主教神甫，有巴拿马总督和皮萨罗自己。
以上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征服资金，本质上都是殖民掠夺所得，只不过是殖民掠夺的再投资，但这些征服资金大部分不来自政府却是事实。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基本上靠的就是这种投资方式。
16世纪后期，西班牙的殖民势力开始深入新墨西哥，那里传来了可能发现矿藏及其他有吸引力的东西的报告，许多人竞相要求自费去那里从事探险和征服。1595年原新加里西亚长官的儿子唐·胡安·奥尼亚特向驻墨西哥城的副王唐·路易斯·德·贝拉斯科提出请求，说他父亲在职期间花了自己的大笔财产用于征服绥靖这个王国，现在他要继承父志，用他自己的钱去征服新墨西哥。他提出了几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每件必要的装备和供应……都由我承担，所使用的士兵的花费无需陛下支付任何薪俸。”这里，他所要的仅仅是“征服权”，只要国王批准他去征服就行了。
皇帝或国王本人也非常乐于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征服，实际上这是一种“自负盈亏”式的征服方式。有些征服者因此而陷入债务之中，因为探险和征服的费用是相当大的。当然，收益也会非常可观，所以总有那么多的冒险家愿意去做。对政府或国王来说，这当然是好事情。
1569年8月14日，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给菲律宾总督黎牙实比写信，命令他：“你被授权而且你必须以我们的名义但以你自己的花费对上述拉德罗内斯岛屿进行勘查和殖民。”在同一天，皇帝又写了另一封信，他这样安慰黎牙实比：“考虑到你在菲律宾付出的花费及你在拉德罗内斯岛屿上的活动将要承受的花费，我曾考虑永远授予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拉德罗内斯行政长官称号。”
（三）信用制度和分配殖民成果的制度的建立
1.相当发达的信用制度
灵活地运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需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一定的信用制度的建立。中世纪晚期以来契约的使用在西欧十分流行，说明这些国家在信用体制的建立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葡萄牙的戈麦斯得以承包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和经商是因为他与政府签订了合同。
1456年威尼斯商人卡达莫斯托去大西洋岛屿探险，也是依合同而办事的。由于那里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出航前，他与亨利王子签订了一个协定：如果他卡达莫斯托自己装备船只和货物去探险，他回来后必须把收入的1/4交给亨利王子；如果亨利王子提供船只而由卡达莫斯托自费准备船货，则利润由双方平均分享；如果卡达莫斯托毫无收获，则亨利王子承担全部费用。亨利王子还向他保证，这种航行一定能获得大笔利润，而且一个威尼斯人若真的赚了钱，王子会非常高兴，会给他特别的好处。在接着的探险中，卡达莫斯托发现了佛得角群岛。
16世纪初，葡萄牙发现巴西后，暂时还没有能力开发巴西，遂于1502年把开发巴西的权力暂时承包给以诺罗尼亚为首的一批商人。承包的条件大致与40多年前葡萄牙政府与戈麦斯的承包合同差不多：诺罗尼亚他们在三年内垄断对巴西的贸易，第一年无需向国王交纳费用，第二年交纳利润的1/6，第三年交纳利润的1/4；商人们同意每年派出6艘船去探测300里格（约1200海里）的海岸线，及建立一个设防的商站或代理商行。此后几年在履行该合同的过程中，双方都相当满意。三年期满后，国王不再出租这一特权，而改由国家来管理。
以上此类例子很多。我们这里还要举一个也许是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1492年4月17日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签订的条约。没有这样一个条约，哥伦布是不会指挥船只出海探险的。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哥伦布有权担任他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统帅或海军上将，其后继人永远享有这个称号；2）任命哥伦布为他行将发现的陆地或海岛的副王或总督，对新发现的土地上的每个官职，他可以提出三个候选人，由国王任选其一加以任命。
哥伦布的后代永远享有这一特权；3）在所发现的地区，通过生产、挖掘和交换得到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商品，哥伦布都可以征收和保留其中的1/10，并且一概免税；4）任何涉及这些商品或产品的案件都由哥伦布或其代理人以统帅身份进行裁决；5）如果哥伦布同意，他有权投资一切远航费用的1/8，并因此享有1/8的收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种契约制度或者说一种信用制度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一个国家的君臣间，或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另一个国家的居民间都有了充分的信任。这里也体现了契约制的本质：这是一种合理地或者说是根据自由协商原则确定的分配风险事业的制度。
2.分配扩张收益的制度
要使各个阶层都对海外扩张感兴趣，还有一个基本前提是各个阶层都能从海外扩张中获得一份好处；如果扩张的好处只归其中某些人或某个阶层占有，那另外的人或阶层很快会退出扩张行动。确定任何冒险事业或投机事业的分配方法，在该事业有所收益时使每一个参与该事业的人都获得相应的一份收入，这在探险殖民过程中发生了巨大作用。一种需要千百万人从事的事业，只靠精神鼓励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使每一个参与其事的人都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才有真正持续不衰的扩张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上面讲信用制度时，其实已讲到了分配制度，信用就是双方经过协商确定各自分享风险和获利的行为。哥伦布从提出向西航行的计划到真正实现航行，花了约10年时间，有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一计划的耽搁，但据他的儿子写的传记，他在与西班牙国王谈判时要价太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意大利人和西班牙国王夫妇可以就探险可能的收益，三番五次地争论如何分配探险收益的问题，典型地表明当时的扩张事业中分享风险和收益的契约制已深入人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从事殖民征服的人中有不少是亡命之徒，但他们在分配掠夺物时一般都能坚持习惯上公认的分配方式，特别是他们一点也不敢欺骗远在万里之外的国王，或至少是绝对不敢明目张胆地欺骗，这说明为习惯所认可的分配方式已相当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这些亡命之徒会耍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对已成为习惯的分配形式却从不敢公然加以破坏。科尔特斯的一个下属这样记录了他分配从阿兹特克人那里勒索来的巨额黄金的过程。开始时，大部分军官要求马上分掉阿兹特克人送来的三堆黄金，但科尔特斯不同意。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黄金的去向，他们发现三堆黄金一天天在减少，甚至剩下的尚不足原来的1/3.由此这些征服者对科尔特斯及其最亲近的人产生了怀疑，科尔特斯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三堆黄金都分掉。他抽出总数的1/5献给国王，另外1/5归他自己。然后，科尔特斯要求扣除他在古巴装备探险队所耗费的资金，同时归还贝拉斯克斯（古巴总督）提供的但被损坏的船只，扣除付给韦拉克鲁斯70人驻军的薪饷，同时还要补偿损失的两匹马的费用等等。接着是在参与征服的人之间进行分配：首先是两个神职人员，然后是军官们，接着是上层士兵--骑兵、火枪手和弩手，他们得的是双份；最后是普通士兵，按人头计算，每人一份，实际上这一份已所得无几。记下这一分配过程的士兵埋怨说：每人一份，“这一份是这样少，以至许多人都不愿意去领取，不领取的分子又落到科尔特斯的腰包里了……当然，我们当时只能沉默不言--向谁去告发这种欺诈行为，向谁去要求正义呢？”
科尔特斯的分配虽有欺诈的成分，但越是上层的拿得越多，体现了风险与承担责任相等的原则，也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促使许多无名之辈去领导冒险。
也有因分赃不均而引发冲突的。皮萨罗征服印加王国时掠夺了大量黄金，他能很诚实地把其中的1/5送到西班牙交给国王，但他未能在同伙间平心静气地分配余下的部分。主要原因是他的老伙伴阿尔马格罗因为到达卡哈马卡晚了几个月，皮萨罗分给他的黄金少了一些，因而与皮萨罗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征服印加王国的大部分头目都在持续的冲突中丧生，包括阿尔马格罗、皮萨罗的两个兄弟及皮萨罗本人，都死于内讧。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类似的冲突可以说层出不穷，但这并不妨碍西班牙人最终征服美洲，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分配掠夺物的制度是有其巨大的刺激作用的。每个参与征服的人都将得到一份利益这一总的原则，总体上是在起作用的。
（四）传统的地理观念
当我们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扩张与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时，不能不讲一下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地理学思想的作用，这里仅以哥伦布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西方古代中世纪的文化遗产中，对哥伦布有过重要影响的至少有三种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遗产，哥伦布也许根本不可能萌发向西航行的念头。第一是地球是圆形的，第二点是地球上的海洋连成一体，第三是地球上是陆地居多，海洋并不太大。这些观念中，科学的成分与猜想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第三点是不对的），但都有助于哥伦布大胆地提出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思想。
“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是一种猜想，但许多著名学者都相信这点。古希腊亚历山大学派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193年）经过测量和计算，确定地球周长为39000多公里，与地球的实际周长相差不大。此后还不断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计算结果。这些计算成果差异相当大，为哥伦布提出自己的理论留下了空间。关于地球上的海洋并不大的观点来自圣经，圣经里以斯拉讲过，地球是6份陆地和1份海洋。在那个宗教仍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时代，这对哥伦布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当时的西方人通过《马可·波罗游记》知道亚欧大陆东西向非常宽，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从西欧向西航行到东方的海洋并不太宽的想象。在哥伦布的时代，把地球的周长分成360度（也就是现代的东经和西经相加共为360度）是得到公认的，关键是每一度有多长，亚欧大陆占有多少经度。哥伦布根据历史上的各种资料反复计算了他准备横渡的海洋的距离，最后他的结论是：西欧或西非海岸到日本是2400海里，到杭州是3550海里。现在测得的实际距离分别是10600和11766海里。这是由于低估了每两个经度之间的距离及过分夸大亚欧大陆的宽度造成的。18世纪时，一位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
影响并使哥伦布坚信自己观点正确性的历史资料很多，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教会人士的观点对哥伦布有重要影响。葡萄牙人开始航海探险的时代或哥伦布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展开的时代，一些古代著作开始出版。1410年，古代天文学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出版。同一年，法国红衣主教戴利出版了《世界的样子》。在这本书中，他肯定林肯郡主教格罗塞特斯的观点，热带可以住人，全世界的海洋连成一片，认为非洲南部环绕着一个开阔的海洋，这些观点对葡萄牙的探险有重要影响。戴利还赞成地球的周长不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么长的观点，也对哥伦布产生了影响。15世纪中，教皇庇护二世出版《自然史》，同意戴利的上述看法。戴利的和庇护二世的著作，都是哥伦布案头的必备书，至今仍存。
五、抓住发展良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当时的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也已基本具备了扩张的条件，但为什么葡萄牙和西班牙走在了前面，从而首先建立了帝国？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原因，伊比利亚半岛处在欧洲的最南端，面向非洲和大西洋，向非洲和大西洋扩张，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光有地理条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国家的扩张，至少还得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利用当时西欧出现的在大西洋开辟新的航路的内在要求，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及时抓住了这一面向世界的发展机会，把海外扩张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就赢得了主动，从而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
2）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成得比其他国家要早，而且他们的民族国家是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容易乘胜把光复运动直接转变为向北非的扩张。这里，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是不是及时利用光复运动造成的各种优势条件向外扩张，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政府的背后有贵族和普通百姓的支持和推动。
3）这两个国家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充分利用外国的人力与财力。伊比利亚国家全面利用外国的人才和资金，实际上也就是以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当时西欧发展的内在要求，使西欧的扩张力量为我所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开放的心态、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不斤斤计较得失的气度。
4）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在光复过程中建立起了当时西欧最优秀的军队，包括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特别是西班牙的陆军，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
在长期的光复战争中，国民普遍把当兵和作战作为自己的崇高追求，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发生了作用。曾有人讲到，那时对伊比利亚人来说，当兵成了一种时髦的有利可图的职业，对贵族和对普通百姓都是这样。在这一基础上，16世纪初，“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步兵组织方面进行了改革，使西班牙军队成为欧洲战场上最有效率的部队。
在意大利战争中西班牙的步兵团脱颖而出，成了欧洲最强劲的野战部队。步兵团由一大群长矛兵组成，他们组成了中央长矛阵，保护着周边的滑膛枪手。为了防止敌方骑兵对步兵团的冲击，西班牙人还非常擅长利用野战工事来保护自己的步兵免受敌方骑兵的袭击。这种队形的步兵能够在旷野上抵挡骑兵的进攻，并能平端着长矛向敌人发起冲锋。西班牙步兵团在战场上的出现，是当时军事革命的决定性事件。16世纪的作战中，步兵的重要性在增加，因为这时期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占领城市，而当时的城市都已建立起比较坚固的城墙，骑兵在攻城战斗中很难发挥作用。中世纪的骑士的战斗方式真正衰落了，一种新的观念发展起来：绅士徒步作战同样可以保持尊严，与以前骑在马上作战一样。顺便说一下，这时期的野外战斗中，大炮只在某些情况下才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把重炮运到战场常常有很大困难。
5）强烈的发财欲望和为国献身、为上帝献身的混合追求，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当我们强调那些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和无耻时，我们还得看到：仅靠贪婪和无耻是无法维持这样长时期的探险和殖民运动的，我们得承认他们身上还有某种精神的力量在强有力地支撑着他们的行动。当时探险远征的一般情况是，“在成千上万人死去的地方，只有一二十个人能活下来，而且永远只有一个人享受共同完成的功绩的不朽荣誉”。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人有福气享受那些抢来的金银，但他们总是视死如归地离妻别子到海外去发展，长年累月地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在那里，金钱实际上没有什么用），没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