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这次回参谋本部工作，被安排在第二部第六课。第六课下设中国班与兵力部署资料班，冈村宁次被安排在中国班，主要任务是联络当时中国各派军阀并收集其情报，同时还收集对方兵力部署资料。与那些举目潇洒的外交官、彬彬有礼的驻欧美武官不同，这个课的人员要求具备作战情报和实干应变的素质。该课在日军内部被称作“中国店”，其人员被视为“中国通”，是一个擅长智谋权术的精干集体。
第六课的课长是日下操大佐，中国班的编制为9人，其中，班长是佐藤三郎中佐，副班长是冈村宁次少佐。班员中有土肥原贤二少佐、板垣征四郎少佐等。毫无疑问，这个编制仅为9人的集体，确实是够“精干”的，它把一个个后来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切齿的魔鬼几乎都猬集进去了。
冈村宁次自在北京当了四年多青木顾问的副官，卸任返国后，一直被调来调去。虽然他中间从未放弃自己要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也一直注意了解和琢磨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毕竟有职务岗位上的限制。这次他调到第六课的中国班，对华“业务”是他的本职，不会有越俎代庖之嫌，可以一门心思放手去干。加之他又是班里的头目，手下板垣、土肥原等人侵华的热情和劲头，哪个也不比他差，可谓兵强马壮、地利人和，正是他一展身手的时候。谁知老天不佑，1923年9月1日，赐给了日本一场关东大地震，上司又把这位放在哪儿都是块料的冈村宁次调走，去处理突发事件，结果险些再次夭折了他的侵华“事业”。
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下令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任命福田雅太郎大将为戒严司令官，阿部信少将为参谋长，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也被调来任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主任。他的任务是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并且向报界传达军方的意思。虽然冈村宁次的家也被严重震损，但他颇能“公而忘私”，拼命地工作，其精神和高效率深得福田雅太郎的赏识，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冈村宁次闻知后，生怕自己回不了中国班，便赶紧托人找参谋次长武藤信义去说情，结果，冈村宁次没等“抗震救灾”和戒严司令部的工作结束，就匆匆返回了中国班。后经过活动，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军武官”的调令。到中国任职的目的，终于如愿以偿。冈村宁次自然格外高兴，劲头十足地开始了赴任前的准备。1924年1月2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一家乘坐“长崎丸”号轮船离开了长崎。
1924年，冈村宁次任日本驻上海武官，从事谍报工作，因“效率高”颇得上下好评。1925—1927年，他担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继续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策划破坏五卅运动、偷中国地图等，手段卑劣。1927年年初，他正式调回国内，8月15日，任步兵第六联队联队长，成为制造1928年5月屠杀6000余名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独当一面统率一个联队所获得的自信与经历，对他后来再次离开机关当上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等领兵大员之职，可以说增加了筹码。
1929年8月，他调任日本陆军省人事局课长。在负责调查1928年6月4日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冈村宁次不但不认真调查，反而伙同一些少壮派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宁次的话来说：“上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对日本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的“国家改造”。
1932年2月26日，冈村宁次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侵占上海的战争。4月，他升为陆军少将，8月，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是实际的指挥者。冈村宁次任职期间，大肆“讨伐”我东北抗日义勇军，犯下种种滔天罪行。次年，冈村宁次又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
1933年5月30—31日，冈村宁次少将代表日方与中方代表——北平军事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在塘沽进行停战谈判，实际上是日方强迫中方接受其既定的谈判内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记载，谈判开始时，中方首先提出了停战方案，但冈村宁次等则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定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5月31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拿出关东军拟定的停战协定气势汹汹地对熊斌中将宣称：“本协定案是最后方案，没有更改的余地。”他还蛮横地限定中方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答复。中方最后一字不改地在日方提出的方案上签了字。这就是侵略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塘沽协定》。1935年，冈村宁次改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协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次年3月，冈村宁次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不久率部占驻哈尔滨附近地区。
抗日战争中，冈村宁次于1938年6月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攻占武汉。1940年3月，他回国任军事参议官。次年4月，冈村宁次升为陆军大将，7月，调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在华北连续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把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分别对“治安区”实行“清乡”，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对“非治安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暴“三光”政策，大肆屠杀中国人民。1944年8月，他调任日本在华新设的侵华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武汉至广东地区的日军，侵占了广西的桂林、柳州和南宁，打通了中越边境日军大陆交通线。同年11月，他升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至日本投降。此期间，他曾策划进攻四川等地的侵略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电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但在美蒋的支持、纵容和命令下，侵华日军拒不接受朱德的命令，继续同中共军队作战。18日，冈村宁次表示愿与国民政府紧密一体，对付中共。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底，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但他却被国民党聘为秘密军事顾问，积极协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1948年8月，他曾受到国民政府一次象征性的“审讯”，并于次年1月26日被宣判“无罪”释放回国。对此，曾认为自己“死刑在所难免”的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实非始料所及”。1950年，冈村宁次又被蒋介石聘为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4年11月，为统一全国旧军人组织和复活军国主义，他参与组织“日本樱星会筹备会”，任理事长。次年6月，他任日本旧军人全国性组织“战友联”（后改名为乡友联盟）副会长，1957年任会长，积极从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活动。1966年9月2日，在日本病死，终年82岁。
【作者点评】
冈村宁次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他早年培养和训导过的学生如孙传芳、阎锡山等后来发迹为大小军阀；他参与破坏五卅运动并抵制北伐战争；他处理过淞沪战事的“善后事宜”；他多次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除了卢沟桥事变至台儿庄之战这段时间，他因在东北执行“剿匪”和“对苏警备”任务而没有参与外，从进攻武汉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实际指挥过日军发动的大多数重大战役，并表现凶悍，屡屡得手。中国人民称之为“侵华恶魔”，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勿庸讳言，他从日本帝国长远的、根本的称霸利益出发，与一些死硬的法西斯军人有所不同，懂得如何采用更高明的手段实现侵略目的。“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赞成所谓的“不扩大主义”，认为日本当时真正能获得侵略实际利益的地方集中在中国东北，应经营好这块地方再说，深怕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对日本发动英美战争，他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问题尚未解决，不应急于同英美开战；对近卫内阁发表的意在另立傀儡政权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认为是“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做出的蠢事”，并疑虑以汪精卫的人品威望和实力，不但帮不了日本的什么忙，反而会成为日本的累赘和诱降国民政府的一个障碍。同时，鉴于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出于巩固占领区的目的，他还十分注意改善侵华军队的所谓“形象”。因此，他较之一般侵华日军将领就更富于欺骗性、危害性。
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著名战将，冈村宁次的所谓经历和经验是全面的。他在高层首脑机关工作过，也屡次被派到基层部队任职；他的军事学基础十分扎实，又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情报、宣传和涉外工作经历，加之平时乐于和善于读书学习，使其自身素质比较全面。他曾戏言自己是日军里的“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调去涂抹一番”；部下和同僚承认他“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是，他既然乘坐在侵华战争中的法西斯战车上，并死心塌地为之效命，他的军事才能只会给中国人民造成更深重的灾难，并使自己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罪人，最终没能逃避失败的命运。
（詹全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