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中国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国际在此期间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罗易也将他的注意力从印度革命转向中国革命，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罗易参加了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并作为印度共产党代表被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同年11月30日，罗易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一是农民。罗易认为，由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扩大了它的基础，依照辩证的过程，帝国主义必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联盟……迄今为止，资产阶级一直是同革命一道前进的，而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最有可能被帝国主义所迷惑。他主张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现在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的联盟。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决定了下一阶段的中国革命将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大会结束后，共产国际决定派罗易为驻中国的特别代表，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并任命罗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1927年2月初，罗易抵达广州。不顾旅途的疲劳，罗易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注意领导人》等文章，阐述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对蒋介石可能会叛变中国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警告，指出如果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将会使革命遭到被出卖的危险。但他同时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罗易看清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1927年4月22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共产国际与蒋介石最终断绝了关系。
此时，中共党内存在四种斗争策略：北伐、东征、南下及建立两湖根据地，而这四种策略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伐观点上。罗易和鲍罗廷之间在要不要继续北伐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鲍罗廷坚决主张应立即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将土地革命推迟到攻克北京之后。罗易则主张应先进行土地革命，使革命深入发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北伐。如果当前立即进行北伐会必然遭到失败，并且是一种逃跑主义。中共中央先是接受了罗易的建议，于4月16日通过了一项推迟北伐的决议，但两天后又撤回，改为支持国民党左派立即出师北伐的决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五大，对五大的进展过程起着主导作用，也是罗易赴华发挥作用的顶峰时期。罗易在五大上，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作护身符，俨然是中国问题的决策者。罗易在会上多次发言，提出了不少看法与主张，总结了前一段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指出了造成今天错误的原因，批评了陈独秀认为下一时期将是低落时期的观点，强调了下阶段的任务应是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但罗易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释是矛盾的，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革命，并非革命的惟一指导者，不过是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罢了；但无产阶级又是惟一的革命势力，只有他可以而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而且，他拿不出具体办法，实际上等于放弃。
经过多次辩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体现了罗易的两个精神：一是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决议指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二是革命发展方向问题，批评了“西北学说”，指出：“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中部及南部，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罗易对五大通过的文件基本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思想非常满意。他很高兴地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大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为庆祝中共五大胜利闭幕，罗易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一文。他进一步宣称，五大“消除了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一切疑问”，这次大会“不仅在中国，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实际上，这次大会并没有确定切实有效的办法以挽救革命危机。罗易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丧失了革命警惕性。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确实是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的实况。
五大期间及以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分歧激化。罗易反对鲍罗廷继续肯定国民党“左”派的观点，认为应该号召工农群众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制。罗易还激烈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并强烈反对鲍罗廷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方法，称他在处理与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1927年5月后，罗易知道汪精卫正在勾结其他国民党右派，并与蒋介石密谋，以叛变革命来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但仍然想争取汪精卫的回心转意，以保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于是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将共产国际五日指示的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于7月15日公开叛变革命。
大革命失败以后，罗易从武汉启程返苏，于8月到达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进行总结。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但斯大林没有同意。于是，罗易在莫斯科稍许停留之后，10月，前往柏林总部从事印度革命工作。罗易在柏林总部写报告给共产国际，为自己辩护。他在报告中的序言中说，共产国际曾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曾理解共产国际全部意义，因此不能按决议行动。更有甚者，在关键时刻共产党领导人曾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党太年轻，不足以胜任它面对的任务，还因为党的领导机关“不能随着党组织的迅猛发展而相应地提高领导能力”。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任务，同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就是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力量，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非常明显，组成反帝队伍的各阶级不可能全部动员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因而，必须寻求一个达到这个目的的更加广泛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基础。罗易说，可惜中国共产党未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以投降代替联合”，这个错误在于阻止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压制了“足以摧毁反动势力的”土地革命。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体会议举行，罗易从柏林返回莫斯科参加了会议。罗易以为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会被接受，还指望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会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许。但是，斯大林从中国革命失败后，就拒绝见他。随着第九次全会的进行，罗易逐渐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了，他的性命和他的事业一样，都很有可能陷入危境。他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于是秘密地夜间出走，于4月返回柏林。不久，共产国际突然停发了他的薪金。
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在大会上，大会没让罗易发言，也没有保留他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罗易（因病未出席大会）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受到批判。库西宁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说，罗易提出了一种“英帝国主义会逐渐领导人民走向自由的观点”。他把罗易称作“帝国主义的走狗”。罗易拒绝接受这种批判。他后来反驳说：“‘非殖民地化’这个概念乃是暂时被用来表明一种倾向，而且仅仅是在涉及占整个人口很小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意义上使用的。根本没有说这种倾向影响到全体人民，更不必说这里面含有在帝国主义允许下印度人民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的意思了。相反，它明白地宣称，资产阶级状况的某些改善，乃是实行加紧剥削整个民族的计划的结果。然而，它竟成了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面前处决我的十字架。”
共产国际召开六大后，罗易向德国共产党布兰德勒所办的刊物投寄不少关于共产国际危机的文章。1929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通过决议，以向“布兰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为由，将罗易开除出共产国际。
此后，罗易逐渐走上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道路。罗易被开除后，国内外的共产党人背离了他，骂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回国从事反英民族解放斗争。1930年12月，罗易秘密返回印度。
这时，他已开始改变过去对国大党领导人的看法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印度共产党低估了甘地的影响和国大党作为反帝斗争中一个工具的作用。这一错误使共产党脱离了国大党的群众，这些群众不仅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无产阶级自己”。他决定通过国大党实现祖国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思想，并与国大党领导人多次会晤。1931年3月，他参加了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与尼赫鲁共商国大党的社会和经济宣言。1931年7月，他被殖民当局逮捕，1936年11月，获释。出狱后正式加入国大党，被选为国大党年会的代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曾参加竞选国大党主席活动，遭到失败。
罗易参加国大党后，极力主张发展人民力量和国大党新的领导力量，并敦促国大党“行动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张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为了宣传他的主张，他于1939年在孟买创办《独立的印度》周刊，创建“激进国大党人同盟”。1940年，罗易因主张无条件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而与国大党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国大党。
1940年年底，罗易另立新党——“激进民主党”。这个党由“激进国大党人同盟”的成员以及其他相信罗易行动路线的人组成，国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因此发生分裂，支持罗易的人退出全印工会大会，在罗易的建议下建立“印度劳工联盟”的新组织，罗易当选该联盟总书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罗易对世界局势又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将围绕美、苏两极旋转”，“如果要保持和平，如果要人民能够向着进步与繁荣的道路前进，就必须避免这两极的冲突”。如何解决这种局面呢？他认为，“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早已证明了它的破产，共产主义也使一切希望落了空”。他甚至宣称，共产主义意味着“战争的威胁”，“因此必须超越共产主义，发展一种能保证安全、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就是罗易的所谓“新人道主义”的哲学。
“新人道主义”提倡通过精神上解放了的、有道德的人们的通力合作，来对世界进行一番社会改造。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罗易于1948年12月决定解散激进民主党。他认为政党本身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目的，是“民主的障碍”。从此，罗易专心从事“新人道主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他攻击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抛弃了他过去信仰过的社会主义，他声称将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邦社会”，这一社会“不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疆界限制”。而要达到这个“联邦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民教育”。
1954年1月25日深夜，罗易在台拉登寓所病逝，终年67岁。
【作者点评】
作为共产国际早期革命活动家，罗易受到列宁重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共产国际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期间，他为中国革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作为印度著名活动家，为了祖国的独立，罗易青年时就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虽然后来被共产国际派往其他国家工作，但仍关心和支持印度革命斗争，为印度的独立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由于罗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他犯的错误也不少。他错误地估计了殖民地和附属国在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驻中国期间，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作护身符，他俨然是中国问题的决策者，虽然提了一些建议，但面对复杂的中国形势显得软弱无能，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丧失革命警惕。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评论说，罗易只是“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客观上说，罗易是个蠢才”，对中国在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晚年，罗易又陷入“新人道主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攻击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走上了反共产国际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道路。
（詹全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