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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中午醒来外面就阴沉沉的，几乎像是傍晚，令人抑郁而沮丧。我决定结束幽闭的生活，去外面走走。
雨是看不见的，像雾，绵密柔和，只有脸上的凉意是可寻的，房间里雨雾带来的暗淡天空下却没有。我穿过街道，走进街心花园，一切顿时不同了。
雨赋予了万物以色彩，四周都是新鲜动人的颜色。长出的新芽是那么绿，桃树的枝杆泛着红铜的光泽，连一棵枯死的松树都变成了鲜艳的橙红色，过了冬的枯草也黄得耀眼。真是美丽。一切生命仿佛都在雨中变得生机勃勃，都重新获得了希望。我在花园里转了很久，每一样东西都看了又看，怀着异样的欣喜。我总是说我是悲观主义者，我对生命没有好感。但是这些新生的，有着色彩的生命，居然让我有了欣喜？！这是对生命本能的认同，是天性。
这时候我知道，他不在了，而我依然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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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了更多的消息，那天的凌晨，陈天在家里，在写作，一个人。
半年多以前，他和沈雪分手，沈雪有了一个新男友，他们一起去了国外读书，是陈天帮忙办的。
算起来，那应该是我在杂志社遇到陈天的时候，我把他扔在走廊里，逃掉了。
我有什么可说？
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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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在他窗下伫立的那个冬夜，其实是另一个样子。我肯定不会对自己那么严厉，爱情肯定打垮了我，绝望又排除了所有犹疑，我肯定屈从了自己的愿望，我认了命，我给他打了电话。
“陈天，我是陶然。我想见你，我在你楼下。”
他在电话里没有惊讶，只是说：“来吧。”
那个夜晚，我身体冰凉，脑袋迷乱，他和我近在咫尺，身上的气息清晰可辨。他看着我，目光如同很多年的那个清晨，好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好几年前的那个夏夜，他就一直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这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别处，我想我无论如何要说出来，我已经来了，我已经看见他了，我已经抓住他了，我必须开口，张开嘴说下去，幸好开头的那句不难：“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后面这一句就难了，但是既然开了头就得说下去，“--我很爱你？”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我很爱你？”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爱你，你一直在这儿，”他指了指自己，“一直在，从没离开。”
好吧，他知道，别责怪自己了，你并不像你想象中装得那么酷，他一直知道，他说“一直”。
他抓了我的手，送到唇边，很慢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吻着。
到底还是在他面前哭了。
也许因为一夜没睡，在第二天黎明的晨光里，他看起来的确老了。
“你要害死我吗？”他的眼睛里带着笑意，亲了亲我的肩膀。
那是我的，最后的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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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的死除了让我绝望之外，还有另一个结果--使徐晨他们放弃了对摇头丸的热情，每天带着速效救心丸过日子总不是件愉快的事。
“我以后可不能再乱说话了！我说他完蛋了，他就真死了！我不是成了乌鸦嘴了嘛？！比如说，我要说……”徐晨的眼睛在在座众人的脸上转了一圈，每个人都对他怒目而视，他只好说，“我要是说徐晨完蛋了！我就能死？”
没人理他。
“那我以后多说说‘祝你们幸福’，总行了吧？”
“乌鸦嘴的意思就是说，说好的不管用，坏的一说就灵。”我在边上告诉他。
“那我怎么办？”
“闭上你的乌鸦嘴。”老大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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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觉得我的生活不过是一部电影，下面就要出现一组表示岁月流逝的镜头，再转回来，那些痛苦、绝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很久，另一个故事又会开始。每一次我都惊讶地发现，居然我还坐在我的蓝色转椅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和陈天分手以后遇到过他的一位旧时女友，对他颇多抱怨。她一定忘记了他为她做过的许多孩子气的举动，他爱她时深情专注的样子，那是他能给女人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东西。他一生爱过很多女人，这并不能贬低他的爱情。我对他说过，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责怪他。
我一直努力做到。
当然，这很难。有时候我会突然陷入怨恨，对自己的怨恨，对他的怨恨，因为我们浪费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如果他知道他会死去，他会放弃我们的爱情吗？这是我再也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但是，他当然知道他会死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我们依然要放弃很多东西，不可避免。
那个时候，一个本来在北京摇滚圈混的大眼睛女孩到香港发展，改名叫王靖文，以她的另类风格异军突起，成了如日中天的歌坛天后，还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有一首歌叫做《我愿意》，由管弦乐伴奏，如泣如诉地反反复复吟唱着一句：“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在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夸张的情话。--“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那不是真的，那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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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拍一个爱情故事，叫了几个编剧去聊聊，我一进屋看见武胖子在，知道今天妥了，用不着我多费口舌。
武胖子是我学弟，自称不是不愿长大、而是不能长大的永远的少年，对一切事物充满热情，生命不息说话不止。我隔不多久就想见他一次，待不到一个小时又想离开，想见他是想感受生命的活力，想离开是因为体力消耗过大，光听他说话我都喘不上气来。
大家坐定策划就说了，今天叫来的都是写爱情的高手，对爱情这码事很有些心得。别人没说话，武胖子便说：“心得--的确都是心得，我们在肉体上还十分纯洁。”
然后武胖子又说--“爱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可写，我觉得要写就写物与物之间的爱情，比如烟和烟灰缸，烟总是眷恋烟灰缸，但只有死的时候才能回到它的怀抱。还有屎和马桶，只能短暂地相聚一会儿，屎就被冲走了，永远分离。小鸟和大树--小鸟答应了大树在他生日时为他唱一支歌，到了大树生日那一天，小鸟来了，但大树已经不在--它被伐木工人伐走了。于是小鸟便一路追去，沿着公路追到了镇上的锯木场，大树已经被切割卖给了工厂，小鸟又追到工厂，工厂已经把大树做成了火柴，小鸟又追到商店，火柴又被人买走，小鸟最后终于在一户人家的厨房找到了变成火柴的大树，在它点燃的那一刻，为它唱了一支歌……”
武胖子一脸的纯洁讲了烟和烟灰缸，屎和马桶，以及小鸟和大树的故事，把策划人听得五迷三道，抓耳挠腮。
想起武胖子上学时虽不是个纤细少年，也是雄姿英发，后来连胖了几年，终于一发不可收拾，按他的话说羞羞答答地胖没什么意思，要胖就得胖得理直气壮。这个理直气壮的胖子肚子里装的依然是风花雪月，做得出打车去远郊为姑娘买一根冰棍的壮举。
武胖子讲完小鸟和大树的故事，又有一人讲了个老鼠和猫的爱情故事，情节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个，”策划人说，“我们毕竟不是宫琦峻，还是说说人吧。”
武胖子说：“生活--有什么可说？有洋葱就有眼泪。要写人，只有一件事可写。什么误解呀，社会等级啊，世代情仇啊都没什么意思，对于爱情只有一样东西是终极杀手，那就是--时间！你永远无法反抗时间。其实人的所有焦虑都来源于一个概念--‘来不及’。还来不及分辨自己的感情，你爱的人已经结婚生子做妈妈了，还来不及弄明白自己已经一把胡子了，还来不及照顾儿子，他已经长大成人变成问题少年不理你了。人永远都来不及。什么是最伤感的？一对情人约定好了下一辈子再续前缘，可投胎转世的时候却差了一辈子，男的在世上孤独一生做了个坟场守墓人，却不知道自己等的人原来就在一块墓碑下--在他出世时已经死了。时间！你可以反抗一切，但不能反抗时间。”
时间？
武胖子的胡言乱语竟说得我悲从中来。
--来不及了，什么也来不及了！
“好，就这个吧。”我说，“我觉得挺好，就让武胖子写吧。”
“我可写不了，我手头的活还没干完呢，我就给你们出出主意。陶然写吧。”
“我写不了，这个我真的写不了。”
他们以为我是客气，我不是客气，我的确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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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也没有写那个关于时间的爱情故事，但是我写了这本小说。他们说女人的写作没有能力停止借由她们与男性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处境。--我依然在重复着这种界定，无可奈何。
125
一个傍晚，徐晨打来电话。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找到了我梦想中的那个爱情会怎么样？虽然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这需要足够的敏感、勇气和力量，而我的感官已经越来越迟钝。先不管这个--就假设我找到了，会怎么样？--就会对人生生出无限的眷恋，就想永远拥有，就会绝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死。”
他声音里的哀伤轻易地打动了我，那种无可奈何、感同身受的哀伤！如果他不是在电话线的那头，我会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让他哭泣，把我剩余的生命和激情交给他，让他随意揉碎然后丢弃。这生命我不知道还能派什么用场，如果对他有用，他可以拿去。
“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问。
“也有过别的女人这样问过我，‘我能为你做什么？’什么也不能。谁也帮不了我，我对自己也无能为力。”
“除非有一天梦幻消失，让我发现自己蹲在现实的地上，什么也没有，没有白日梦，没有幻觉，和大家一样地快乐、痛苦，和周围事物相对应的痛苦、欢乐。不像现在，一点点痛苦，一点点欢乐就能引起巨大的痛苦和欢乐，引诱着我，折磨着我，鼓动着我，让我如同我们见过的那个永动器，一下一下，永不停息地追逐眼前的幻觉。也许我会死在这上头。”
这是徐晨十九岁时写下的句子。
“好多年以前，你曾经说我把你当成玩具，这种说法让我很愤怒。我把一切都交给你，让你主宰我，你却这么说。为这个我恨过你。后来细想有些道理，我何尝不是自己的玩具呢？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啊，总是这样。”
“就是这么回事。”徐晨恢复了他惯常的调笑调子，“躲开我是聪明的做法，你一直是个聪明姑娘。”
“没有聪明人，只有运气好的人，不掉进这个陷阱，不等于不会掉进另一个陷阱。”
“也许吧。”
徐晨的电话嗞嗞咔咔地发出刺耳的杂音--他的手机响了。
“你的电话。”
“对呀，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了！”他笑嘻嘻地说，“一个读者，身材完美无缺。我又要出动了！”
“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
他在那一边挂了电话。
其实我们能向生命祈求的只有好运，没有公平，没有意义，没有解释，没有响应……
如果你有好运，恭喜你了。
附录
2008年版后记
那部演出过很多版本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写于1999年年初，我刚结婚不久，从意大利蜜月回来。这是个可能误导观众的信息，所以避免跟人提起。“新婚的人为什么写这么一出戏？”--这是常见的疑问。现在时过境迁，我说起这个，是想说我是个过分认真的人，总想给生命一个交待。这种愚蠢的努力简直成了我的噩梦，当然，也是最终的救赎。
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2003年完稿，在校对完最后清样，下厂印刷的时候我怀了孕。2005年3月，《琥珀》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演出结束后赶去半岛酒店的酒会，在我忙着点头道谢的时候，有人忽然问我：“孩子好吗？”我当时吓了一跳，那个夜晚我生活在《琥珀》的世界里，的确忘了我有一个好看的孩子，忘了我是因为那个小小的家伙改变了剧中的结局。
写作，我时常希望它对我只是游戏，但实际上它直接参与了我的生活，干涉着我的身体，甚至控制了我的内分泌。或者相反，那些文字，无论是书还是剧本，都是生命的分泌物，痛苦的，困惑的，好奇的，痴迷的，骄傲的……面对一个作者，无论是读者观众，还是朋友，总会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写？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是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很希望那一切是我“想”出来的，但是不是，那是整夜燃烧的蜡烛最后剩在托盘里的那点儿蜡油，我将它们塑之成型。
我是个低产的编剧，更是个低产的作家，以前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那不是适合我的工作，我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却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有必要。我讨厌废话，讨厌枯燥、无趣、缺乏意义的言谈，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可闭嘴。
《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悲观主义的花朵》，是我偏爱的作品。有个高产的朋友曾在他的书里说过：“如果我的书能安慰你的生之噩梦，我很荣幸。”大家常常把他当成笑谈，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我没有他那么自信，但是就借用他的话吧。
还有个作者的俗套，就是感谢。我从未这样做过，但我决定这一次不再免俗。--感谢我的丈夫，迄今为止，我全部话剧作品的导演。作为一个曾经著名的愤青，他其实是宽的，厚的，是生命中好的那一面。我知道我不是没有优秀品质，但这些品质对世俗的平静生活并无帮助。容忍我对日常琐事缺乏热情，急躁脾气和抑制不住的冷嘲热讽，是源于他对生命更大更坚定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我所没有的，它即使不能改变，至少安定了我的情绪。当然，他的经常的不经意的正确也会激起我的不安，但他对我凌晨时分间或发布的奇谈怪论和绝望言辞一直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以朋友的善意将我的尖刻理解为聪明，以倾听的无形之力暂时分散了要淹没我的洪水。谢谢他。
计划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我正在读萨拉凯恩的剧本集，她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生于1971年，1999年在医院的卫生间自缢身亡，写过5出戏和1个电影剧本，剧作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我该感谢老天，为我适可而止的才能，以及，尚能忍受的痛苦，尤其是，还有慰藉，怜惜，凝神微笑的瞬间，可以表达和难以表达的爱意……谢谢。
2007年11月
UHN窗前
冬日难得的耀眼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