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魏将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江湖，而北面远离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吴的军队要是围攻它，可以凭借水势；而我军前去救援，则要首先打败敌人的主力部队，然后才能解围。由此看来那个地方，敌人来攻打非常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十分困难，因此应当把合肥城内的守军往西移三十里。那里地形险要，可以依靠，再建一座新城用来固守，这就将来犯的敌人从水上引向平地，并断其归路。如果计算一下得失，这样做也是有利的。”护军将军蒋济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既是向天下显露虚弱，又是望见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实质上属于敌人还没来进攻就自先拔营弃寨。如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的话，东吴就会肆无忌惮地任意侵伐，我们也只好退守淮北。”明帝曹睿因此而未采纳满宠的建议。
满宠接着又上疏说：“孙子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自己能打反而要装作弱小和不能打；敌人如果谨慎小心，就要用利来使它骄傲，用胆怯的样子引诱它来进攻。这就是说，形实不必相符。孙子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总是用假象欺骗敌人。’现在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就先移城以示害怕，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制造假象来引诱敌人。把敌人吸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而后再伺机攻打它，就会在外取胜、在内无恙了。”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魏明帝遂下诏移城。
就在移城的时候，孙权亲自率军渡江，本想围攻新城（在今安徽合肥西北），但因新城远离水边，所以在水上停了二十天也不敢下船。满宠见此对各位将领说：“孙权得到我们移城的消息后，肯定是在文武大臣面前夸下了海口，现在他亲率大军前来攻城，想的是一举成功，即使不敢贸然行动，但也一定会上岸炫耀一下武力，显示其力量强大。”于是他暗中派遣六千多步兵骑兵，埋伏在合肥城外的隐蔽处，以等待吴军的到来。没过多久，孙权果然上岸炫耀武力，满宠的伏兵突然冲杀出来，杀死吴军数百名，有的吴军来不及上船，跳进水里溺死。
通过满宠移城诱吴军这个故事，可知满宠不愧为孙子所说的“上将”，他深知合肥的地理条件与魏、吴争夺战胜负的关系。首先，合肥与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隔江相望，其威慑力足以使孙权夜不能寐，因而吴军来争夺这一战略重镇仅为时间问题。其次，合肥“南临江湖，北远寿春”，是个有利吴而不利于魏的地方。倘若在此摆开战场，魏军不但不能取胜，而且还会丢失合肥。满宠对此洞若观火，因而不惜两次上疏，陈述己见，说服魏明帝移建新城。城池搬迁并非密事，东吴的间谍自然要返报其主，所以诱得孙权水师来此后欲攻不能，欲罢不忍，无奈耀兵于岸，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可见，满宠的移城之举，不仅包含示弱、诱敌、用间、疲敌、出其不意等战术问题，而且具有长期巩固边防重镇的战略思想。
计险远近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既能预测敌人的情况去夺取胜利，又能谋划地形的险峻和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指挥完善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并能用它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取得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却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作战规律上看必然能取得胜利的，虽然国君说不打，也可以断然坚持去打；从作战规律上看肯定要失败的，虽然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所以，凡是进攻而不贪图名利，退却而不回避罪责，一切只考虑保护民众的安全，同时也符合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就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地利为辅。但如果将帅既知敌情，又能充分利用地利，知本知辅，则作战必定胜利。而只要战争能取胜，则对人民、对国君、对国家都是有利的。只要将帅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和贪生怕死，战与不战都是为国为民，那么，将帅就可以根据对战争的预测情况，而决定该打，还是不打，并不一定要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能做到这些的将帅，真是难得的人材。
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春，金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王刘豫配合金军攻占了邓州、唐州、襄阳、随州、郢州、信阳6郡，对南宋构成巨大威胁。
江南西路制置使岳飞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上疏朝廷说：“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宋高宗命岳飞率军收复襄阳6郡。
岳飞一举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然后兵分两路，由张宪率一路攻随州，自率一路攻襄阳。岳飞登高观察敌阵，襄阳左临襄江，利于步兵据守；右为平地，便于驰马冲杀。他发现敌军正好相反，以骑兵守江岸，以步兵列平地，知敌将李成不识地利。遂命王贵率步兵，持长枪，伏地刺马，攻敌骑兵；命牛皋率骑兵，持大刀，入平川，砍杀敌步兵。江岸地形狭窄，乱石嶙峋，王贵突入后，命步兵躲在乱石后，以长枪刺马腹，敌一马毙，数马惊，纷纷奔入江中，溺死无数。牛皋铁骑跃入平川，驰骋砍杀，敌军人头纷纷落地，顿时溃不成军。守将李成收拾残军，乘夜逃跑。岳飞乘胜进军，势如破竹，迅速收复襄阳六郡。
精明的战争指导者，都十分重视对地形的考察，或查阅地图、航空照相，或堆置沙盘、兵棋，或研究地方志、游记，或作实地的勘查，弄准山的高度、走向、坡度；河的流向、流速、水深；道路的数量、质量、分布，以及气象、物产等，并充分加以利用。进攻可乘虚而入，防御可凭险癠守，稳操胜券。败之六道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乩”；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因此，军队的必败，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产生，不是无法避免的天灾，而是将领的过失所造成的。凡是双方兵力强弱相当，而以一击十，以少击众的，就叫做“走”；士兵强勇善战，而下级军官却软弱无能的，叫做“弛”；下级指挥军官强悍善战，而士兵则懦弱无能的，叫做“陷”；指挥官心怀愤怒，不服从指挥，遇到敌军，为发泄怼恨而擅自带领部下单独作战，将帅对是否有能力与敌人较量，心中无数，叫做“崩”；将帅懦弱而不严明，管教不力，官兵没有好的规矩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出兵列阵的时候横冲直撞，各行其事的，叫做“乱”；将帅不能预测敌情，作战时用劣势的兵力，去对付优势的敌人，用弱兵面对强敌，同时，又不善于去选择精锐的部队去打前锋的，就叫做“北”。凡是有这六种情况的，都一定会招致失败。这也是将帅的重大责任的所在，是不能不细细加以研究和考察的。
战争的胜负，是与将帅的重大责任紧密关联的。如果将帅智勇、决策英明、身先士卒，法纪严明，士卒利锐，三军同力，上下一心，则军队没有不取胜的。反之，则必然失败。孙子列举了“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失败的结果。并且指出，这些种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并非天灾造成，而是由于将帅的失宜而造成的。将帅要知战而必胜才成。只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才能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情，从客观实际出发，机智地指挥作战行动，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武根据当时战争失利的不同情况归纳为六类，即“兵有六败”——走、弛、陷、崩、乱、北。
太平天国于1856年夏发生了杨、韦内讧，翼王石达开回京，责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怒，欲杀石达开，石达开缒城而逃，全家遭诛。石达开在安庆统军声讨，天王与朝臣杀了韦昌辉，全朝都举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天王猜忌异姓，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不安，率众出京，于1857年6月2日，由铜井（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渡江入皖，从此脱离太平天国中央。石达开出走后，辗转于南方各省，屡遭清军所败，队伍越打越少，到1863年已由十万多人减至三四万人。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欲打进四川，寻求一块立足之地。
清将骆秉章知石达开前来，乃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分别防守大渡河的十多个渡口，后驻扎哇哇营至下坝等处。又令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勇驻扎宰羊溪至安庆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分散在化林坪至瓦斯沟一带，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虎岗，守通向打箭炉之路。除此之外，还用金钱收买地方势力，许诺击败石达开军，所有资财悉听收取。
1863年5月1日，石达开由花园津至德昌、马道子（今四川西昌县），得知大渡河诸渡口都有清军及地方势力把守，就以重币送松林地各土司，土司应允让道，石达开信之不疑。石达开统军三四万人，绕冕宁、越（今作越西），从西边小路直上，于5月14日进抵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东）。其他两山壁立，隘口险要，易进难退，前阻大渡河，左有松林小河，右有老鸦漩河。
石达开入紫打地后，没有立即渡河，据说是石达开当夜诞生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山碧水清，愿与诸卿玩景娱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于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至5月18日，清军兵勇云集，松林小河索桥也被清兵拆除。石达开欲退出险隘，遣人回视隘口，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且有土司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石达开令赶造船筏数十只，于5月21日拖至大渡河，每船载壮士数十人，用挡牌护身，拼命抢渡，南岸大军鼓噪助势，声震山谷。北岸清军枪炮齐发，抢渡之军多被击中落水，筏上火药引燃船筏同时炸裂，其漂至下游者，皆被打死。石达开知大渡河难渡，欲抢渡松林小河，由泸定桥直趋天全，而清将王应元扼河相抗，前后损失兵勇数千人。5月24日，土司兵由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相逼。5月29日，土司兵夜袭马鞍山，从上压下，石达开军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石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两匹，白银千两，请让其道，王应元不允，石达开又以金银请土司岭承恩缓攻，而岭承恩反而急攻。石达开知陷入绝地，愤极而怒斗，于6月3日三更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督全军分攻大渡河、松林小河，每数十人乘一小筏，人皆挡牌护身，披发衔刃，挺戈怒立，皆在清军枪炮轰击中随波而没，岸上之军也有被击伤者。粮食既尽，杀马而食，继以桑叶草根充饥，6月9日，石达开以200余人往河岸诈降诱敌，唐友耕等开枪放炮，石达开亲督众军，再以船筏抢渡，仍被击沉。都司谢国泰及王应元等率兵渡过松林小河，参将杨应刚及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石达开营垒全被焚毁，丧军数千，山径险仄，自相拥挤，两面受敌，枪炮如雨，土司兵又登上山巅用木石滚击，石达开军坠岸落水者万余，辎重尽失。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走至老鸦漩，又为土司兵所阻，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携幼子二人携手投河，跟随其征战多年的老部下自溺而死的也不少。此时清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相诱，石达开忽思以一死保全余部生命，致书骆秉章表达此意。都司王松林赴石达开营中诱降，指天发誓许以不死，众将欲杀王松林，石达开止之。6月13日，石达开偕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随王松林至洗马姑清营，遂被执。唐友耕等将石达开余部官兵2000余人安置于大树堡（今汉源县对岸），知府蔡步钟等密派各营于6月19日过河，即于当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土司兵，将大树堡太平军屠杀尽净，偶有逃出者，也被土司兵截杀。石达开等6月25日被押到成都府（今成都市）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