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也是张爱玲创作的勃发期。她的作品在上海的多种杂志上全面“开花”。她的小说主要发表在《万象》和《杂志》，散文则刊发在《古今》、《天地》。《杂志》与《古今》的背景比较复杂，《古今》的社长朱朴曾担任汪精卫政府交通部的政务次长，作者中有许多是效力汪精卫政府的人物。《杂志》则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发表的文章不涉政治经济外交，走的纯文艺路线，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却是为日伪文化立场面的意图，经常举办大型的活动，在上海文学界也算首屈一指。张爱玲的扛鼎之作《倾城之恋》就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后来又在《新中国报》文艺副刊《学艺》上连载。
张爱玲素不问政治，自然对《古今》、《杂志》的日伪背景不加理会，《杂志》组办的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欢迎会邀请她参加（当时朝鲜也在日本治下），她也就去了。那时，也有一些年轻作家在发表作品，但大多与日伪一方的文坛保持距离。而更多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在上海沦陷后纷纷隐退以求自洁，看到张爱玲的文学才气也很欣赏，可见她与《杂志》这样背景不清的杂志合作密切，不禁为她担忧。郑振铎就曾托请《万象》主编柯灵代言给张爱玲，劝她在此清浊混杂之时，不要急于四处发表作品，可以交由开明书店保存，先支取稿酬，等到时局清澈之后再行刊印，那时开明负责编辑事务的叶圣陶已举家迁至重庆，夏丏尊和老板章锡琛还留守上海，店里以编辑之名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像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等人都是低调行世，以求韬光养晦，不染污浊。
柯灵感觉自己与张爱玲交情甚浅，未将此话传达。恰好张爱玲来信，就中央书局欲为她出版小说集一事咨询柯灵。柯灵委婉地劝她不急在一时，中央书局不过以翻译古籍和通俗文学起家，实不入流，不如静待时机，好作品不愁出版。主张“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并未听进这番劝说，她要的是这一份“灿亮”、“艳极”，很快回信称她的第一本书《传奇》马上出版，出版者改为《杂志》社。柯灵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杂志》的日伪背景更逊于中央书局。
正当张爱玲风光无限之时，一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刊发在《万象》杂志上，作者“迅雨”实是傅雷。文章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对《金锁记》的人物、主题、心理描写都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盛赞张爱玲于这篇作品中展现出的才情与文学天赋。但在褒奖《金锁记》的基础上，傅雷也对张爱玲的其他小说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万象》正在连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称其选材不严、开掘不深、主题不明、文风不实，字字句句如刀劈斧砍，下力甚猛。这番褒奖与指责，实都是出于爱护之心，且评论深刻到位。柯灵在编者按中对此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张爱玲是一年来最为读者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具的批评文字”。这篇文章刊发没多久，《连环套》在《万象》上的连载就中断了。对外，张爱玲是称自觉写得太糟，延续不下去，主动“腰斩”了。
傅雷的文章，张爱玲自然读到了，她是但凡报刊上有论及她的文章都会剪存起来，读者写来的赞美之信，她也一一收存，但不看，不在意，也不作答。偶尔与姑姑、炎樱、胡兰成说起这些评论文字，只当趣事一带而过，或笑或骂，绝不入心。对于傅雷的这篇文章，张爱玲也没作正面回应，只是在时隔数月之后，于一篇随笔里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固执，显然对这番指责并不领情。这篇文章刊发在胡兰成主办的《苦竹》月刊上，改用一句当时十分流行的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拟题为《自己的文章》。她在文中自谦“不过是个文学的习作者”，但是对傅雷的指责一一进行了反驳、辩解。她言明自己喜欢“苍凉”更胜于“悲壮”，喜欢“苍凉”那一种“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参照、深长的回味。而她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不是英雄，而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对于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在那一时段是绝然自信的。她正处在人生最华美的巅峰，哪怕身上沾满了蚤子，那痒痛与大喜悦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还宣言一般阐述了自己对恋爱的悟解：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恋爱是生命放恣的飞扬，至情至性，不留余地。在很多场合，张爱玲显得沉默、冷漠，可在内心，一旦被点燃，她同样会飞蛾扑火一般渴望将自己掷向光热，哪怕彻底燃烧。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力降低到最低点，可在恋爱中的张爱玲，不止文学创作上迎来勃发的状态，达到一生创作的巅峰，而她本人，也从未如此绚丽飞扬地绽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