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义无反顾。除了姑姑，张爱玲没有惊动其他亲人。弟弟去公寓看她，才从姑姑口中得知她已经去了香港。惊怔之后，是心内的一片空茫与凄凉。
弟弟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路边，望着满街穿灰着蓝的匆匆身影，他知道姐姐断不肯汇入这灰蓝色的大军，成为蚁群中的一只。她若出现，只会是这背景中的一个异数。离开是一种必然。可是他的心是那么空洞，空到已经感觉不出疼痛。他眼神茫然无措地站在街边，任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淌了满脸。
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时，夏衍担任所长，曾托副手柯灵延请张爱玲去当编剧，柯灵还没来得及向张爱玲提及此事，她已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就在她离开不久，《亦报》就被停刊，仿佛是对她预感的印证。
张爱玲到香港大学只读了不到一个学期，那年11月，她得知炎樱在日本，以为从那里到美国更为便捷，于是奔赴日本，待了不到三个月就返回了香港。其时，胡兰成也正在日本。但两人未曾见面。缘分已尽，哪怕天时地利，也还是错过。
胡兰成与梁漱溟取得联系后，经常书信叩门，解放后梁漱溟在北京筹建文化比较研究所，邀请胡兰成去做助手，胡兰成欣然北上，走到半途忽然感觉心中并不踏实，梁漱溟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一念急转，改道南下香港。路过上海时，他犹豫再三，虽知以张爱玲的性情恐怕不肯再见他，可还是登上了那幢公寓的六楼。按响门铃时，他的心一定在胸腔里激跳，可是来应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此时，张爱玲已经搬到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小说《十八春》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公寓附近有一家从天津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清晨有浓浓的蛋糕香气溢进窗内。
1950年3月底，胡兰成与另外三人坐火车从上海到广州，又从广州进入香港，后来张爱玲也走的同样路线去香港。到了香港，胡兰成才彻底地松弛下来，数年间一直被紧紧束缚的身心呼出淤积的晦气，他重新恢复了胡兰成的本名。他一面写信给台湾的朋友，希望能避往台湾，三个月后得到回音，朋友无法帮这个忙；一面托人打听周小姐的下落，方得知他走后周小姐就被捕入狱，出来后以为他早已弃她于不顾，赌气嫁给了《大楚报》的一位年轻编辑。不想那人原有家室，周小姐内心苦楚，却有了孩子。接到胡兰成音讯的她，痛苦不已，前尘旧事奔涌心头。她在回信中对他说，“这次我是决意出走的。”可是他汇去路费，几次都被退回，从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络。
胡兰成不甘困守香港，四处拜访朋友，寻找出路。他与在当地创办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取得了联系，唐君毅接触之下感觉胡兰成天资过人，于人生和文化都有不薄的根柢与积淀。不久，在唐君毅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胡兰成躲进“汉阳”轮的船员室，偷渡去日本。在海上度过既充满期待又充满凶险的十多天后，船终于顺利抵达横滨，胡兰成将身上的物件尽数丢弃，装扮成船上水手登岸。他马上奔去东京，拜会他的老朋友池田。池田回国后靠卖瓜果蔬菜为生，在他的牵线搭桥下，胡兰成艰难地在日本站稳了脚跟。
张爱玲到日本时，胡兰成身边已有一位日本妇人，但是一位有夫之妇。在日本尚无依靠的胡兰成，不过随手抓住的又一根稻草。以张爱玲的心性，此时即使她知道胡兰成的具体下落，也不会主动去寻求与胡兰成的再见。
从日本回到香港后，因生计所迫，张爱玲一度寄居在女青年会，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计。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陈纪滢的小说《荻村传》等书，边工作边等待去美国的机会。虽然对翻译工作并不感兴趣，可为了生计她不能不埋头翻译自己并不喜欢的作品，甚至连关于牙医的书也会做，所幸稿酬丰厚。同时，她也在尝试第一次用英文写小说。当时她的上司名叫麦卡锡。还有一个同事邝文美也是上海人，素爱文学，对张爱玲的作品十分熟悉，从名册上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十分惊喜。那时张爱玲的事业与感情都处在低谷，她丝毫不见昔时的飞扬状态，每天深居简出，几不与外界接触，生活也很简单清贫。因了同乡之情，加上对文学的喜好，邝文美常与张爱玲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到了晚上7点，张爱玲就会催她回家去陪伴家人，而她自己回到住处埋头写作。
邝文美的丈夫宋淇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位红学专家，夫妻二人怀着惜才之心，待张爱玲十分热诚，为她联系写电影剧本的路子。张爱玲本是慢热之人，可一旦生出信任就会产生依赖之感，对姑姑是如此，对炎樱是如此，对胡兰成亦是如此。一直缺爱的她对笔下的人物一贯宽容，以敏锐洞悉他们的不洁不净，他们并不彻底的自私和狭隘，却容不得涉己的感情有一点点瑕疵。经历过那场幻灭的传奇之爱后，她的心因为绝望而一味缩敛，决然转身不过为了自我保护，避开伤痛，但渴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只是张爱玲比别人更需要适宜的土壤、适宜的温度。她与邝文美、宋淇夫妇慢慢走近成为好朋友，这份友情一直陪伴她走完了孤寂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