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任隆挤进人群，将疯狂的常友柏拉出来，友柏看不懂阿隆拉他出来干什么，他还要跟哥们去庆祝今天的股票大涨哩。
面对周围人群的狂热，乔任隆显得格外平静，他抽着烟靠在自行车上问：“大涨，那你卖了吗？”
常友柏理直气壮的回答，“没卖，为什么卖？它还要涨的，卖个屁。”
“没卖你高兴什么，跟发神经病一样。友柏你听我说股票这东西说不准的，你没卖就不能说赚，而且我觉得你明天一开盘就该把今天涨的统统卖掉。”
“为什么，今天可涨了24%哎。”
阿隆吐口烟微皱着眉跟常友柏解释，“你看最近报纸跟电视里的苗头，都在吹着一阵风要放开股价，这先放开的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因为已经涨过了，后面肯定会乏力滞涨，甚至下跌，到时候你死抓着也没用。我劝你明天就抛了延中实业，去买最近涨的最少的或几乎不涨的股票，这样做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常友柏抓抓头皮，朝地上啐口痰，他和大多数SH股民一样根本不懂股票，也没风险意识。可他听了阿隆这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后冷静了不少。
常友柏轻叹口气对着落日西下说：“阿隆你是北大毕业的，我呢是初中毕业，你讲的东西我也听不太懂，可我信你这个人。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你不会骗我，我信你。”
阿隆拍拍他的肩膀，像是感谢他的信任。不远处的股市沙龙还在喧闹，两人跨上自行车骑回愚园路弄堂，途中常友柏一再催促，“阿毛奔快点，回去晚了不给你饭吃。”
几天后常友柏卖出“延中实业”，虽然它仍在上涨，但涨幅较前两天低了许多，而且成交量也日益下滑。
到了5月15号，乔任隆将一份《新民晚报》摊在常友柏面前，报上一则新闻说“浦东有个姓康的在4月份跟人家合伙以每股293.85元买了延中实业107股，到五月份延中实业一路下跌，他怕套牢就以205块抛出。
在这里面他本人亏了6500块，想不通上吊自杀了，成为SH因炒股自杀的第一人。
只是这则新闻在报上即短又小，睁大了狗眼还是瞧不清楚，好像是发新闻的人很不愿意发这条新闻，可又不得不发似的。
1992年5月21日，在这想郑重借用曾在罗媛媛寝室看过的《双城记》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一下，由这天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这是最疯狂的年代，这是最悲惨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
1992年5月21日，SH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股价涨跌幅限制。《证券交易所专刊》《股市大哥大》等多家报刊杂志，称这一天为“SH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而在消息公布的当晚，也就是5月20日晚，激动和兴奋的常友柏与乔任隆就不睡觉了，连夜去“黄万国”门口，没想到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他们抱有同样想法的股民，这些股民彻夜口若悬河的聊着股票，怀里都紧紧抱着个包，包里是他们用旧报纸裹着的毕生积蓄。
这一把赌下去不光赌输赢，也赌生死。可以从空气中弥漫的激动气氛得知，每个人，每个人都认为那是把只赚不亏的买卖。
有人说咱们国家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让老百姓亏钱的，社会主义不会让老百姓亏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