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艰苦朴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保持生活简朴、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为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与普通士兵一样，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住的是简陋平房，吃的是糙米和青菜，每天伙食只有5分钱。延安时期，中央曾给“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配备了小汽车，但董老一直坚持骑马不坐车，身边战士很不理解——年过六旬的董老为什么放着吉普车不坐坚持骑马，董老没有给身边战士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给他们出了这样两道数学题：假设咱们那三匹马，每匹马每天吃25斤草料，它们一年能吃多少斤？假设吉普车跑一公里用3两汽油，每天跑50公里，一年要用多少油？大家一算就都明白董老为什么不坐车只骑马了。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后，虽然物质条件、生存条件大为改观，但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没有变。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最高领袖，带头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件衣服总是穿得破了补个补丁，再破了再补个补丁，直到不能补了为止，甚至毛泽东脚上的鞋也是如此。还是在西柏坡的一天，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的白布躺椅上看文件。就在主席刚看完文件在地上一放之时，毛主席女儿李讷的保姆韩桂馨，因早就看到毛主席的鞋该换了，在利用工作之余给主席做了双新鞋，于是韩桂馨把新鞋拿给主席，让主席把脚上的旧鞋换掉。其实毛泽东脚上穿着的这双鞋，是一双已经很破旧的布鞋。这双布鞋曾陪伴着毛泽东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最后来到西柏坡。在这个过程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不记得补过多少次了。但毛泽东主席接过新鞋后，看了看就放在了地上，并对韩桂馨说，艰苦朴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不带头，怎么能教育别人呢，你说对吗？这鞋子补补还能穿，新鞋还是留给前线战士吧。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这种感人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刘少奇的一个简陋的文件箱从延安用到西柏坡，后来还跟随他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的一个茶缸跟随他转战南北，茶缸盖坏了仍然不肯更换……西柏坡时期，党的领袖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并将这种良好作风渗透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对全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建国以来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很好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互谅互让。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军事上的指挥权，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袖地位也已经明确，但毛泽东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更加谦虚谨慎。延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一辆汽车，中共中央领导出门不是骑马就是步行。后来，一位爱国华侨送了两辆小汽车。关于这两辆车如何使用，毛泽东专门指示：“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按照这一原则，一辆给了管军事的朱总司令，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用。尽管朱总司令和“五老”再三推辞，认为毛泽东更需要车，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这样分配。这种相互体谅的风气在西柏坡时期得到了很好地发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传为佳话的“朱毛让房”就是这一良好风气的再现，它充分体现出中央领导同志互谅互让的高尚情操。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不知比西柏坡时期要好多少倍，但仍有一个正确对待“争与让”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好头，争工作，让待遇，出了问题能够勇于担当，以坚强的党性和人格魅力凝聚民心，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严格要求子女。西柏坡时期中央首长除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外，对身边人员尤其是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要求。1948年，26岁的毛岸英想和刘思齐结婚，毛泽东不同意，原因是刘思齐还差一个多月才到当时结婚的法定年龄。虽然毛岸英有点儿想不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批准，并严肃地批评了毛岸英，他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呢？”直到1949年10月15日，俩人才举行了婚礼，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只有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这件大衣还是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穿过的。毛泽东风趣地说：大衣岸英白天穿，晚上两个人可以盖在被子上。
再比如，任弼时的女儿到后勤处领了六尺白布，想给弟弟的单车做车衣，任弼时知道后，把一双儿女叫到身边，严肃地批评他们说：“全国虽然快解放了，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更需要物资支援。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毛主席说节约一个铜板，为着中国革命。毛主席还穿着补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呀？”事后，任弼时的女儿主动把布退了回去。
而朱老总更是在进京前特意让儿子朱琦回家吃野菜，教育儿子不要忘记艰苦的岁月，正是这顿饭使朱琦改变了随父进京的想法，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子女这种严格要求的做法，是值得今天每一位领导干部学习的。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新特点
西柏坡时期，党不仅使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传承，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就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探索。因此，无论从党的优良作风的传承上来讲，还是从丰富党的优良作风的内容上来说，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呈现出“四个”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1.作风建设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
从1947年3月开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队布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共34个旅、25万人，而当时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力只有2万人。国民党军队不仅在人数远高于我军，且装备上敌军又处于绝对优势。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战机，各个歼灭敌人，中共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当时党内有些人不理解，认为我们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就这么轻易地丢失了，国民党更是大放厥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堪一击。但随后我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急不躁，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巧妙地与敌周旋，寻求歼敌战机。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青化砭设伏，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27师第31旅，取得了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紧接着，4月14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又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第135旅，共计4700余人，首开了西北战场我军一举全歼敌人一个整编旅的范例。为了彻底粉碎胡宗南军队的进犯，毛泽东将不骄不躁、忍耐等候的作风具体化为“蘑菇”战术，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中指出：“这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1947年5月4日，西北野战军利用这一战术，发动了蟠龙镇战役，歼敌6700多人，取得了蟠龙镇大捷。上述三大战役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不但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西北解放军的狂妄计划，稳定了西北战局，而且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山东，国民党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战术，即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这和我军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形成了抗衡。为此，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中指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5月6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再次强调：“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等待时机，于1947年5月中旬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但打乱了敌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而且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根据地的进攻打下了基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我党我军继承以往优良战斗作风，很好地贯彻了“九月会议”后提出的“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的作战方针。如平津战役时，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如此战略部署，使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才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
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引下，我党我军逐渐形成了不急不躁的作风，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作风不只体现在军事上，它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
2.作风建设与干部教育紧密结合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与干部教育紧密结合，特别是不失时机地将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运用于对军队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中，并以此统一全军的行动。如，视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如何对付敌人的主力部队，“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时也指出：“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通过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急躁冒进，要稳扎稳打。
3.作风建设与土地改革紧密结合
西柏坡时期，我党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13日至9月13日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得到老百姓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为了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我党认为，必须解决党内组织不纯、党风不纯的问题，否则土地改革不可能彻底。为此，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中共中央制定的整党步骤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这一整党步骤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就如何发扬这些优良作风作出了重要指示：在已巩固的解放区进行整党，应采取“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
由于作风建设与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经过一年的努力，土地改革和作风建设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不仅为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有了根本好转，正如毛泽东于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4.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一条成功经验：优良作风的传承，必须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作保障。因此，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加强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央在撤离延安前往西柏坡时，特别注意转移过程中的组织纪律，并为此专门制定了《行军注意事项》，强调此次转移，必须建立下列各项制度，请各单位具体执行：一是不论是公家的或私人的东西，单位和个人都不准出卖；二是单位和个人不准拿多余的粮、草、料票去换吃的或用的东西；三是要按市价买东西，不准强买；四是为不增加地方人民负担，妨碍春耕生产，沿途不得动员民夫和牲口；五是禁止用金子、白洋、敌币购物；六是要克服困难，听从兵站安置，照顾地方困难；七是注意节约，防止浪费，不要向地方上要东西；八是搞好与沿途地方政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