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成熟，农民阶级实在是过于落后，地主阶级只得继续领导中国的对外抗争与对内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再次决定要向外国学习。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决定不再跟西方学了，去学日本，学习他们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当时中国的向外学习的变化速度快赶上今天的国足了，一会学巴西后来学西班牙，最后再学德国。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开明学者（说实在的他们的实质还是地主阶级）拉起了维新变法的大旗，这一切的源头则是“公车上书”。
要想知道“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就得先从“公车”说说起。从汉朝开始，凡是士人应召入京，都由官府派出马车接送，这些马车就被称作“公车”。后来隋唐推出科举取士之策，举人们进京赶考，也由各省派送，所以后来又把举人入京应试称为“公车”。1895年，乙未会试如期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省的举子皆乘坐“公车”进京，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读书人云集于此。在考试期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北京，举人们得知了此消息后更是气愤不已，更有辽东、台湾籍的学子得知自己的家乡被出卖后都泣不成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抓住这个机会，写下《上皇帝书》，联络在京举子一千三百余人署名。《上皇帝书》的内容就是请求光绪帝不在《马关条约》上用玺，并实行变法自强（拒和、迁都、变法）。举子们将《上皇帝书》交到了通政司（这里也有人说是交给了都察院，但笔者参考《清史稿》《大清官制典籍》等书发现，都察院负责官纪纠察，而通政司则负责上传天听，故此次笔者认为应是通政司），让通政司转交给光绪帝，通政司的头儿通政使是个顽固派，没有把《上皇帝书》光绪帝。但不满《马关条约》的种子已在举子心中播下，会试结束后他们回到各省，就把变法的要求传回了家乡。
康梁二人早就决心在中国变法，为此还付出了不少行动，首先俩人早在广州时就创办了“万木草堂”来宣讲西学与历史上历代帝王改革之说；其次康有为又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把孔子给包装成了要求变法的先进分子。大家都知道孔子主张的是克己复礼，要退回到西周，现在康有为把孔子搞成了这样，可见是为了变法有点不择手段了，敢曲解孔子思想。要知道在古代甚至民国，侮辱孔子及儒学跟造反是一个下场——都是凌迟！幸亏康有为命大，没被安上一个“学术反动权威”的罪名，要不日后就没康圣人了。最后两人又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中外纪闻》，商讨变法大计，入会者多如过江之鲫。日后的大红人朝廷命官袁世凯、文廷式纷纷入会，帝师李鸿藻和翁同和、两江总督张之洞都给强学会捐款，甚至内阁大学士李鸿章都想给强学会捐钱，但强学会觉得李鸿章（刚签完《马关条约》回来）名声太臭没有收，一时间参加强学会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儿。在强学会的影响下，什么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纷纷成立，维新变法的思想在士子间传播开来。
乙未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正六品）。而由于考官认为梁启超的试卷为康有为所答，故取消了梁启超的成绩，但康有为的成绩依旧有效。要是现在高考来这么一个事，找人替考代答，那这俩人肯定是谁都没成绩，而且终身不得再考；当时这种事居然只罚一个，还不是代答的康有为，是找人的梁启超，这事有点蹊跷，所以后人研究梁启超为什么不能中进士，大多数都认为这是个阴谋，梁启超是代人受过。康有为当上官后，梁启超给老康当起了秘书，两人又再次给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这就有了康有为的五次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还敢吓唬光绪帝：“万国报馆，议论沸腾，成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易安旦夕，歌舞河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自台事（割让台湾）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恃，人无固志，好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这次皇上看到了这封上书后，觉得康梁说的在理，祖宗江山不能毁在自己手上啊！光绪帝便打算召见康有为，但下臣以“按大清国祖制，四品以下的官皇帝不得召见。”的理由给回绝了。于是光绪帝下诏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权”，并派自己的老师翁同和去先替自己见见康有为等人，考察一下看看是否能重用。于是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重臣在总理衙门与康有为等人会面，一场“舌战群儒”的大戏开演了。
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荣禄抢先说道：“祖宗之法不得变！”试图给这次论战定下一个基调。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康有为立马开口说：“祖宗之法以守卫祖宗之地，现在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地盘都已经保不住，死守祖宗之法还有何用？你们说不变法，这总理衙门是以前就有的么？还不是洋人来了以后才建的？你要是坚持捍卫祖宗之法，那你这总理衙门大臣明儿就辞职算了。”说着又望向李鸿章，“要是雍正爷不改革官制设立军机处，你们这些军机大臣又是哪来的？”“您老之前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现在按照你在洋务运动时的动作，咱们也用上洋枪火炮了，但怎么还打不过小日本？我看就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要想处理好这个问题，咱们大清国非得变法不可！”
荣禄、李鸿章（李鸿章一直入职军机处）听后无言以对，只能气得呼呼直喘气。
接下来李鸿章换了个话题，问变法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康有为回答：“从法律制度开始。”李鸿章继续追问：“难道六部也要裁撤，以前的一切法律制度都不要了么？”“以前的法律制度不再适合当今的形势了，就该废除。即使不全废除，也该酌情改革。现在甲午战败，中国屡受外地欺辱，就是墨守成规不根据现实情况改革的结果。要是早几年改革法律制度，我们能败给日本？”康有为从容答道。李鸿章本是洋务运动的代表，对向外国学习也有数，听到康有为这么讲也就不再对驳了。
翁同和自己心向变法，见荣禄、李鸿章都被驳斥到无话可说，索性就问康有为打算有什么具体措施？康有为就把自己能想到措施给说了出来，什么开议院、定宪法、大规模编练新军、让民间建工厂等等，最后还加了一句“再杀上几个冥顽不化的红顶子就行了！”在场的三人就荣禄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一听这话直接气的拂袖而去，留下李鸿章、翁同和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收场。次日光绪帝召见翁同和，向他询问康有为那批人怎么样。翁同和实话实说，他觉得康有为才能是有的，变法措施的条条框框都能打理清楚；但就是为人太狂妄了，敢直接说出“杀几个保守的红顶子变法就能成功”的话，说话不知深浅，这种人用于不用还是皇帝自己决定吧。光绪帝已下定决心要从慈禧手中弄回政权，觉得变法是可以帮助自己夺权，所以就没计较他们的那些缺点，于是便开始启用支持变法的官员出任要职，为正式变法做起了准备。
随后德国直接强占了胶州湾，其他列强也不甘示弱，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次瓜分狂潮：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甚至意大利都想弄去个三门湾占占，当然咱大清也知道意大利是个什么水平，三门湾大清是没给，但之前那些可就得给了，所以从此以后********迅速激化。光绪帝看到这些场面，知道康有为不是吓唬自己，再不变法大清国就真得毁在自己手上了，自己就算真的想“沦为长安布衣”也不可得了。于是封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小官，把变法的准备提上了日程，就此俩个六品小官主持的维新变法就此开始。在时代主张呼吁维新变法的潮流下，大清国又有了一丝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