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量敌用兵，灵活指挥
量敌用兵，是指军事指挥员在谋划作战时，要根据敌人的各方面情况，合理的确定和使用自己的兵力和战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阐明了这样一条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凡“用兵”必须先“量敌”。
原文：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译文：
因此，用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我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时，就四面围困敌人；我军有五倍于敌的兵力时，就采取攻势作战；我军有两倍于敌的兵力时，就设法分散敌人，以求吃掉敌之一部或大部，进而各个击破敌人；我军与敌人兵力相当时，就出奇设伏，果断地战胜敌人；我军兵力比敌人在数量上少时，就要躲避、摆脱敌人，实行退却，坚壁固守；我军兵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敌人时，就应主动守而不战，坚决避免决战，等待在有利的地形、有利的时机再寻敌作战。所以，应注意的是不要用对付弱小敌人的办法去对付强大的敌人：在小敌面前是强者，而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大敌就将被敌人所打败擒获。
解读：
孙武在兵力的部署使用上，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本篇中认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孙武关于审己察敌，量力用兵，分合为变的胜敌原则，反映了集中兵力确保必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战场上，一支精锐的部队在平庸的司令官的指挥下，难以创造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精明统帅的指挥之下，却能创造奇迹；如果将帅才能超人，而军队精良，则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因此，“分合为变”的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审时度势，把握战场全局，决定分合。
战争史证明，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英明决策，积极的行动和大无畏的精神，无疑是胜利的保障，特别是在交战双方条件十分相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战争中，所有的参与者特别是将帅必须面对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决定“分合”对策。敌我双方都以各自的目标追逐胜利，而胜利只属于一方。在双方实力相当时，谋策优良者取得胜利是无疑的；在敌强我弱时，只能以最优谋策，退避一时，保存实力，以求完成我方的战略目标；在敌弱我强时，虽说可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但是战场上风云莫测，过高地估价我方的力量，过低地估价敌方的力量，也是可怕而危险的，所以仍需谨慎谋策。
孙武的“分合为变”战术思想为历代将帅所推崇。后人继承总结孙武的“分合为变”思想，多加以发挥广大。在“三十六计”中，以“李代桃僵”一计概括之，并注文：“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即是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帅在兵力部署上要善于变化，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也就是说，“分合为变”的中心思想应当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趋利避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反对教条式的死搬兵书。
爆发于公元1641年春至1642年秋的李自成进军中原之战，是农民起义军成熟与壮大的标志。这次战役，为李自成后来进攻北京，灭亡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战的胜利，表明了经过十几年的军事斗争，李自成不但拥有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学会了量敌用兵，灵活指挥的能力。
明朝末年，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及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农民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二月，爆发了陕西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陕西农民起义军由于内部不团结，缺乏作战经验，在明廷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下，起义军纷纷投降，起义一度陷入低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李白成东山再起，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攻占了河南洛阳，陕西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日益壮大，明廷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于是，李白成率军与明廷官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五次大战。
项城之战。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起，李白成率兵转战豫西、豫南地区。七月，与罗汝才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合兵，势力更加强大。明廷得知情况，令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率陕西军专门进攻李自成。九月初四，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陕西军2万人，保定总督杨文岳率虎大威所部保定军2万人，在新蔡（今河南新蔡）会合，准备渡洪河北上。李白成得知情况后，命令起义军主力在孟家庄（今河南平舆东北）附近的树林中设伏，一部兵力在洪河上游架桥佯渡诱敌。九月初六，明军侦探到起义军正在渡河，急令军队火速向西击敌。中午时分，明军到达孟家庄，人马休整，埋锅做饭。这时，设伏的起义军突然发起攻击，明军顿时大乱。总兵贺人龙、虎大威怯战率部仓皇逃跑，李国奇寡不敌众战败退守沈丘（今河南沈丘东南）。军情传来，傅宗龙及杨文岳急忙将兵会合于火烧店（今河南项城南），共同抵抗起义军。当夜，杨文岳军大部怯战，挟持杨文岳逃至项城，后又龟缩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不出。傅宗龙只得一面孤军抵抗起义军进攻，一面派人命贺人龙及李国奇增援，贺、李托辞不理。十八日夜，傅宗龙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兵突围时，被起义军俘获斩首。
襄城之战。项城之战后，李自成率起义军继续转战河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正月十五日，起义军将增援开封的左良玉军包围在郾城之中。明廷令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傅宗龙死后被提升为总督）前去解围。二月，汪乔年率拼凑的3万人马，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为总兵，采用“围魏救赵”之计，进攻起义军后方基地襄城来解郾城之围。二月十二日，汪乔年亲率骑兵2万人攻占襄城得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各率一路兵马，防守在城东40公里处，准备袭击回救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此计果然奏效。李白成得知襄城落人敌手后，认为郾城一时难以攻下，汪乔年立足未稳，为消除腹背受敌的威胁，遂亲率数十万主力回救襄城。正当汪乔年打着如意算盘之时，谁知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军面对李白成农民起义军的进攻，闻风丧胆，不战而逃。汪乔年只得退守在襄城中，拼命抵抗。二月十七日，起义军攻人城中，俘杀了汪乔年及部下将领。
朱仙镇之战。襄城之战后，李白成决意攻打开封，实现“据河洛，取天下”的目标。首先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克了开封附近的大部地区，储备粮草，孤立开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初二，起义军开始对开封长期围困。崇祯帝朱由检得知起义军再攻开封，责令督师丁启睿与保定总督杨文岳督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安国等四镇兵共10万余人（号称40万）火速驰援开封。五月中旬，明援军到达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以东的水波集。李自成得知明军动向后，遂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开封，亲自率主力部队预先抢占朱仙镇西南有利地形，沿洧水河挖壕沟，深宽各1.6丈，长数百里，断绝了明军的退路，待机歼敌。明援军系临时拼凑组合而成，内部矛盾重重，各镇将领不听统一调遣。五月二十二日，起义军筑起3座土山，架设大炮，居高临下，攻击明军。左良玉为保存实力，当夜拔营逃跑，明援军顿时大乱，全线崩溃。丁启睿和杨文岳逃到汝宁，左良玉率军逃窜中遇到起义军挖筑的长壕，只得下马越壕，争相逃命，相互践踏，大部惨死长壕之中。左良玉侥幸逃脱，逃奔襄阳。
郏县之战。朱仙镇大捷后，五月二十五日，起义军继续围困开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月，开封被围达3个多月，城内饥荒盛行，百姓饿死众多。明廷为解开封之围，从开封城西北的朱家寨掘开黄河，企图水淹起义军。李白成发觉后，将部队安全转移到高地。恰逢连降暴雨，黄河骤涨，越过堤坝，开封城一片汪洋。开封被淹后，李自成率起义军也随之西去，准备夺取关中。六月，明廷令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继续围剿起义军。九月底，孙传庭到达潼关，得知开封被淹，转兵向南阳方向进发。十月初，进至郏县，得知李自成率起义军正在西进，便设下埋伏，并以部分兵力佯败，引诱起义军上当。李自成不知是计，误入孙传庭设下的埋伏圈，损失千余人。李白成及时下令撤出战斗，向东退出，并故意沿途遗弃衣甲财物，明军争利，阵势大乱。李自成乘机反击，罗汝才也率后续部队赶到，夹击明军，歼敌数千人，孙传庭率残兵逃回陕西。
汝宁之战。郏县之战后，李白成权衡利弊，决定进攻汝宁。得知起义军南下的消息后，在项城和朱仙镇两次败于李自成的汝宁守将杨文岳不敢大意，亲自部署防御。他以监军佥事孔贞会率领的川军防御城东，杨文岳率保定兵防御城西，企图东西呼应，背城死战。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根据杨文岳防御部署，李白成采取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攻打城东孔贞会。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起义军大败川军后，全力进攻城西。进攻城西时，李自成施放大炮，痛击杨文岳部。杨文岳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守城中，负隅顽抗。十四日，起义军开始攻城，数百架云梯架从四面八方架上城墙，起义军英勇顽强，冒着守城明军射下的石块和箭矢，一鼓作气攻进了汝宁县城，活捉了杨文岳及部下将领。杨文岳拒不投降，后被起义军处死。
中原五战，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取胜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李自成的量敌用兵，灵活指挥是取胜的重要保证。在今天，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作战指挥的影响巨大，要做到指挥灵活、及时、有效，必须积极研究作战指挥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手段。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攻击武器向小型化、高精度、大威力的方向发展，过去那种认为“兵力数量越多越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量敌用兵”特别注意不能单以数量的多寡来判断兵力、兵器的聚散，判定作战效益的大小，判断作战力量的强弱。而要看这个“量”是由什么“质”组成，以及这个“量”是如何组合。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和分配兵力、兵器，始终保持歼敌所需要的合理优势，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5.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人才是社会宝贵的财富，有了人才，就有技术，就有产品，就有市场。但人才之中最可贵的将帅之才，他们是精英人才、战略人才，也就是我所说的强人。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译文：
将帅是国家君主治国安邦的辅佐，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像加固在车轮外侧的两根附木一样，起着重要的辅佐作用。将帅如果才智周备，辅助国家君主能团结一心，各地军事布防坚实周密，社稷江山就会安全，国家就一定强盛；将帅如果才智不全，与国家君主彼此关系不协调，在军事布防上有空隙缺漏，社稷江山就会出现危险，国家必然就会衰弱。
解读：
孙子把深知用兵之道的将帅看作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自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贤能之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在这里，孙武竭力宣扬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将者，国之辅也”，辅佐得周密，国家就强盛；辅佐有疏漏，国家必然衰弱。这就像光有灯而没有电，灯是亮不起来的一样。只有双方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极至。这样就把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不仅关系战争胜负，而且事关民众生死、国家安危存亡的战略高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仗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新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古人云：“若非行久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龙——诸葛亮。
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他身边无人可用，想要实现自己的鸿图大业又谈何容易，因此，刘备时时刻刻都在想招揽天下能人。偶然的机会，刘备遇到了司马徽，与他谈到自己要创立一番事业，可又无能人相助。于是司马徽便说：“离这里不远就有卧龙，还有凤雏。只要你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夺得天下了。”刘备谢过司马徽带着手下回到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