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衣蔽体、糙米果腹，以茅屋为校舍、以破庙为教室，躲警报、避轰炸、钻山洞……我们可爱的教授和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叫作传统、什么叫作精神！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华罗庚、邓稼先、杨振宁……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问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
我也曾反复研究国外知名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牛津对于学术之尊重、哈佛对于知识之探究、耶鲁对于社会责任的强调和对于独立人格之追求……这些一流学府无一例外地选择追求独立和自由作为大学教育之基石，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这一点也恰恰是西南联大所拥有的。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使学生和老师同时受益。一门课程由几个老师同时开设，形同擂台较量。如《中国通史》一门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门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授。一时间，百家争鸣，颇有蔡元培时期北大之遗风。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三次下令要求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教材时，联大教授一致呈文反对，迫使教育部默许联大变通执行。
然而，联大的辉煌是短暂的，此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再也难觅如联大般传统和精神的学府。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完全摧毁了大学之独立自由，再之后的大学更不用多提。直到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系科设置方面又开始回归真正的大学，尤其以80年代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期的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插班生制等一系列改革为例。在今天来看，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与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没有一个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自由体制。这不是我观念中的大学，这种体制下的大学难觅传统和精神，因此，要成为一名校长，就要有一所符合校长观念的一流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层意思：这应该是一位一流的校长。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位可以让我崇拜的人物，我仍然首推蔡元培。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蔡元培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和追求进步、容纳百川的人格魅力，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造，使北大由一所痼弊缠绵的旧式学堂一跃成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型大学。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已尽人皆知，在此不做展开。但是其人格魅力却不得不提。陈独秀在悼文中点出：“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1917年蔡元培把从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没有任何博士、教授之衔的陈独秀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当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兴起时，他又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震动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由此可见蔡元培追求进步之决心。此外蔡元培将未考入北京大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引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与胡适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堪称一绝！蔡元培对于思想自由之观点：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时至今日这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可以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包容博大、规模恢宏、影响深远，尤为凸显了他作为杰出教育家的远大理想和个人品质，塑造了他在一代国人心中的精神表率和大学灵魂，至今光芒不减。
而我所说的一流校长，就应该和必须具有蔡元培式的思想和魅力。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育家做职业校长，专心致志地治校；要有创新、独特的教育理念；要创新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改革，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些都是一流校长造就一流大学必须做到的。
从大学校长这两层意义上看，中国大学现代化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大学及其相应学术机构从先前提到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大学应该是自治的，这是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由者，不仅有建立自己宗旨、品位、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必要，而且有联合其他大学捍卫大学精神之动力。这是一场改革，引导这种改革的当然首推大学校长。这样一个改革，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参与。如果中国的大学可以成为一流的话，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其所迸发出来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无法估量的，其意义犹如牛津、剑桥之于英吉利，哈佛、耶鲁之于美利坚，巴黎之于法兰西，柏林之于德意志！
但是，当我憧憬一所一流大学的构建和一位一流校长的魅力时，自然会碰到一些挠头的问题：谁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谁有权力来发动一场西南联大式传统与精神的回归？难道成为中国一所一流大学校长的理想只能变成一种幻想了吗？即使出现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自己的能力与大学校长素质的匹配度能够高度一致吗？
刘道玉校长曾在《中国大学应该如何遴选校长》的文章里指出：“大学校长，第一要是个学者，因为只有学者才能了解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才能为学术自由而奋斗。第二，要有冒险精神，一个学校办得是否有生气和特点，关键决定于校长的创新精神。要创新，就要敢于冒险。这种创新和冒险精神不仅表现在学术事业上，而且也表现在敢于启用新的人才上。第三，要有足够的耐心。一个大学校长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极为复杂，特别是校长要做人的工作，这就要求有足够的耐心。”
对照这三条要求以及蔡元培式的精神标杆，我自己的特点和性格还是适于从事教育事业的。我个人挺喜欢做研究，喜欢钻研各家各派的理论和观点，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其次我比较喜欢挑战和尝试，大学三年，每年都在尝试不同的角色，喜欢冒险，创办我校第一个以学生为主讲人的青春讲坛就是一种体现；另外，我来自农村，大学之前长期生活在农村，有中国农民一贯的耐心和毅力，自己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愿意为自己选择的目标而不懈追求，即使失败也为有过这样的追求而不悔今生。当然这些都和一个大学校长的标准相去甚远，还需要几十年的不懈奋斗。
至于我的教育理念，由于人生经历、思想见地尚肤浅，还不能形成独立、完整之体系。但是我肯定不想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学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和启发式的思维训练，长期受教科书的熏陶，服从既定知识权威的灌输，学习和读书的最初动机被考试和成绩所篡改——人们与生俱来的求知冲动和青春活力被扼杀。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大学教育的初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者，彰扬天性也。天性是什么？是独立、是自由、是赤子之心、是苍生情怀、是大学精神真正的内核。
大学至今在国人心中多少有点象征意义，尤其清华、北大，认为进出其中的人一定不是平常人物。仅仅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大学只是一个给予年轻人文凭资历的机构，这是不行的，也是危险的。大学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整体觉醒的标志，而大学校长作为灵魂的灵魂，更应该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一个校长，小者影响到千百人的学业，大者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样的事业理想难道不值得全心全意去追求吗？
“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我愿意朝着这样的方向坚持下去。
【从咨询出发，走向职业高手】
（和君商学院首届学员，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是自己半年来学到的咨询知识和工具对家里的小企业没有作用，自己琢磨了很久，想出这样一些思路：不如我们把企业的生长周期的成熟期看成100分，我们的咨询工具或者知识把企业从10做到100，可能很容易，但是从0做到10呢？家里的小企业还没到10，也就是说，很多基本的商业要素还没健全，这时候很多条条框框的咨询工具可能还比不上野生式的放养。咨询往往是大手笔，规规矩矩地切入，然后大手笔的收获。对于处于10以下的企业，我们怎么去发力，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慢慢地探索，毕竟“黑马”越早培养，升值的空间越大。从这一点衍生出去，我们的人生不能只有大气磅礴的手笔，也应该关注涓涓细流式的微操，这样人也会更加完美。所以我觉得从一名基层的销售切入，致力于最基本社会原生态的历练，对人生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销售人员，历尽人生冷暖，尝遍社会酸甜，这样的男人将会很有潜力。这个步骤必不可少，可以有早晚的问题，也可以在人生的第二阶段——实业中去历练。
经历了浴火重生式的锻造，可能会很有血性，也很有野性；可能会处于潜能的激发状态，但是可能很迷茫，不知道怎么爆发自己最大的潜能。而咨询恰到好处，咨询是一种升华，它要求人们从万千的原始生态中提炼精华，总结出企业成长的规律，然后反哺社会。一位老师说过咨询师在知识边界上要比企业家宽，思想高度要比企业家高，实际操作上要比企业家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咨询师是一个不停颉的永动机
——你只管往前冲，不要想什么时候你可以停下来欣赏风景。但是选取什么来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呢？从行业来说有房地产、医药、能源、服装等等，从职能上来说有战略、营销、组织管控、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咨询师在某个职能上需要穷尽一生的心血，大部分人可能只能专注于某个行业的某个职能，因为要做到世界一流，就非常非常难，也会非常非常不错。所以我想我应该专注于某个行业的某个职能。
【成为中国女性自我探索的形象代言和精神领袖】
（私塾弟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生，在美国某PE机构工作）
从人生的某个时点开始，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从来不会像我想象中一样发展，但结果却同样精彩并令人惊喜。对于现在的我们，如果把职业理想限定为未来职业的规划未免显得狭隘，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有太多未知的可能性。所以我把职业理想理解为对某种价值的认同和对某种境界或生命感受的期许。这篇文章简要地阐述了我的一些想法，先生可能觉得很幼稚，是乌托邦式的，但它却是在我反复审视自己和身外世界后解构出的终极关怀的图景，也是值得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人在局中，不得不常常思考教育的形态和意义。西方的一些教育家把教育架构在knowledge(知识)，methodology(方法)和humanity(人性)三个层次上。悲哀的是现在的教育连思维方法都没能好好地启迪学生，更谈不上人性的雕塑了。尤其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文化发展的今天，信仰迷失，道德畸形，教育很讽刺地扮演了恶化中华民族劣根性的角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历来就好窝里斗，俗话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虽然说东方文明普遍地以等级制形成安全感和稳定性，但中国人似乎比大中华文明圈中的其他国家更热衷于钩心斗角，更容易产生恶性竞争、嫉妒与仇恨。小学开始，一些老师就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社会期望是评价学生“优劣”的唯一准绳，丝毫不考虑其多样的兴趣与天分。不符合这一期望的被视为失败者，所以才有了孩子们“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其实斗争与仇恨一直贯穿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中，讽刺的是中国人把它更淋漓尽致地用在了自己同胞的身上。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一本描写爱情的书，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去爱人；类似的，如果民族的文化基调里没有诸如仇恨这样的因素，那么我们可能也不会如此热衷于争斗了吧。这种说法可能稍显偏颇，但即使情感不能教育，亦可以价值作为引导并施加影响。试想如果不是60年代好莱坞骨感美的大行其道，“以瘦为美”何以成为今天的大众偏好和“公允价值”？
既然提到了引导和影响，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探讨价值传播的途径和渠道。有一种政治思想认为“governmen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making us whom we are”(政府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切事物的基础都是结构，结构决定了事物的形态和运动，而政府正是一般社会结构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这其中包括政权组织、教育系统、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以创建和谐社会来说，这一命题要想成立，结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根本的是人性的教育和发展，何以使人们“夜不闭户”，相互信任，和谐共处？一个没有感情投入的政府是绝对办不到的，它需要政府引领创建一个以人性化关怀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而一个投入感情的政府只能由一批有人情味、人性内涵丰富的人组成。那么，到底要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得不揭开另一个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概念：女性和女性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人的ethical values(伦理价值观)最初的形成阶段在2~6岁，而在这个时期扮演主要教育者角色的是母亲，所以有人说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女性素质的提高。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更不倡导用激进的方式倡导女性解放，只是强烈地觉得应该建立一些理论和实用的价值传播渠道去真正引领女性更多地认识自己和世界。女性教育不应该一味地模仿男性，简单地宣传男女平等，而是应该通过对中国女性实质性的研究揭开“以女性的眼睛”看到的崭新价值。现在一些媒体因为商业利益报道了太多的美容、时装、购物和家长里短之类的内容，从而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把女性的思维、视野和精神价值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引导女性把对外在的关注引向内在，鼓励她们寻找自己和创造自我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