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派来的全权代表鲍罗廷终于来到了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所在地广州。这对孙中山和他正在改组的国民党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孙中山带着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李大钊在内，在大三元酒楼宴请了刚刚来到中国的迈克尔·鲍罗廷。
席间，孙中山举起一杯红葡萄酒来，对着面部肌肉僵硬、充满硬线条的鲍罗廷说：“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欢迎鲍罗廷顾问的到来。”
大家相互碰杯后，鲍罗廷说：“我代表加拉罕大使问候大元帅，在适当的机会，加拉罕特别想与孙先生会晤呢。”
孙中山说：“谢谢。听说你刚从英国回来？”
鲍罗廷说：“正确点说，我是刚从英国格拉斯哥的监狱里出来，我被判了6个月监禁，8月份被驱逐出境。英国人不欢迎我，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很好客，我就跑到广州来了。”
轻松的笑声一起，席间立刻不显得拘束了。
李大钊说，据我所知，鲍罗廷先生到中国来之前，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个月，阅读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中国资料。
鲍罗廷说：“可是我知道得还是很少。譬如你们中国人的农村，除了村长外，还有一个更有权威的族长，他甚至可以把他视为违犯族规的人沉到河里去淹死。我就弄不明白，这司法大权谁给的？恐怕不是北京曹锟政府吧？”
人们大笑起来。
鲍罗廷说：“孙先生给很多人题写了’天下为公‘的字，我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牌坊上也见过，能告诉我，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全天下实行公有制？”
李大钊笑道：“不是一个概念，你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家孔子吗？”
“知道，你们供在庙里的，是你们的基督吧。”
李大钊说：“不是，孔子不是神，这只是文人的尊崇，称孔夫子为圣人、先哲。天下为公是孔夫子的话。”
鲍罗廷说：“这可是有历史渊源了。”
孙中山解释说，孔夫子有一句话，是：大道其行也，天下为公。说是人人出以公心，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这孔夫子的思想很现代，”鲍罗廷说，“据说，孔夫子是他的父母在外面野合而生的。”
有些人面孔为之变色，有些人窃笑。
鲍罗廷知道犯了众怒，忙解释：“我没有恶意，再说，野合没有什么不好，只要有爱情，在什么地方播撒爱的种子都不该苛求的。”
李大钊忍不住乐了。
孙中山说：“我仔细研究过，你们苏维埃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孔夫子说的差不多，大同小异。”
“照先生这么说，”鲍罗廷说，“你们的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社会主义了？”
“只是当时没有人认真实行。”孙中山说，“孔夫子说’有教无类‘，斥责’苛政猛于虎‘，他是很有平民意识的。”
望着孙中山，鲍罗廷说：“先生很像一个童话中的英雄，也是一个平民英雄。”
孙中山说：“那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了。我想问一问鲍罗廷先生，你们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鲍罗廷说：“我们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
孙中山羡慕地说：“我注意到了。这是我要改组国民党的原因之一。你们有一支了不起的军队，这也是胜利之本吧？”
“是的。”鲍罗廷说，“没有军队，我们攻不下冬宫，不会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我们也打不倒沙皇。”
孙中山说：“苏联堪称成功的先例、表率，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非学习你们的经验不可。”
鲍罗廷说：“我还在深入研究先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说：“其实，三民主义与苏联的思想体系差不多。三民主义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
鲍罗廷耸了耸肩，不知是不同意孙中山的看法，还是没能理解他的“差不多”的含义，他幽默地说：“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很多，有躺在沙发上的社会主义，有穿燕尾服的社会主义……”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孙中山切入正题说：“我想，你们的列宁注意到了我们的请求，当务之急，我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军校、建立正规部队，我们希望与苏联结成同盟。”
鲍罗廷说：“这可以一步步来，但是，我既然来了，就是有诚心来的。列宁同志说，孙中山是个有远见的人，在全世界都把苏联看成是妖怪的时候，孙中山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这是个可以患难与共的朋友。”
孙中山十分激动地喝干了半杯酒。
孙中山一生都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寻求支持，政治的、道义的、财政的，他几乎总是失望。有人说孙中山是软弱外交的追求者，孙中山说那是因为无奈。同时他强调，自己又是自负外交的操纵者，因为他的主旨是使洋人为我所用。
孙中山说：“我们现在正同陈炯明作战，一方面在改组，准备设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是有很大的潜在力量的，当然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地完成历史使命。一旦俄国共产党人同情、支持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革命的高潮就快到来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积累的经验，使它能够给这个党提供它所短缺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战斗精神和全民性的组织。
陈友仁的翻译一完，席间热烈鼓掌。
鲍罗廷继续阐释他的观点：发展中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植根于工人运动和要求中国统一，自由和独立的全国性斗争结成联盟，这项任务，只有依靠国民党所领导的斗争取得成功才能实现。只要中国仍旧停留在目前这种半殖民地状态，工人就毫无指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句话，他希望通过使国民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战斗力的方法，来改组和振兴国民党。
孙中山带头为他鼓了掌。
孙中山说此前已经给国民党上海总部的张继、戴季陶、汪精卫、廖仲恺写了信，并且将请李大钊先生一起会商，负责草拟一个新的党章、党纲，还想请鲍罗廷先生充当这个机构的顾问。孙中山问他：“可以吗？”
鲍罗廷说：“我十分荣幸地接受大元帅的聘请。”
孙中山站起来，手托酒杯，说：“我昨天给在莫斯科的蒋介石拍了电报，他已经与托洛茨基会谈过，他取得了很大的收益，我对蒋介石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的明了，鲍罗廷先生的到来，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众人鼓掌，鲍罗廷起身拥抱了孙中山。
孙中山亲手设立了一个改组国民党的执行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林森、孙科、邓泽如等9人为委员，李大钊、汪精卫等5人为候补委员，后来又增任了林直勉、冯自由等5人为候补委员，开始起草党纲党章，并确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孙中山的构想一步步顺利实行时，林直勉、邓泽如杀了出来，他们与11个人联名上书，提交了一份弹劾共产党案。这可能与代表名额确定有关。当时如果都凭各省选举，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年轻领袖们还没有多高的社会声望，很可能选不上。孙中山采取了补救办法，一半代表由下面选，另一半由孙中山一人圈画。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就占了百分之十四。
邓泽如这些人认为孙中山过分偏袒共产党，将来必招祸，因为共产党的纲领绝不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差不多”。
他们上书后不见回音，又约齐找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来面谏。
林直勉、邓泽如等人在孙中山的小会议厅里，显得情绪很激动。
孙中山劝告他们要大度，共产党这帮年轻人，热火朝天，朝气蓬勃，有组织才干，吸收他们有什么不好？可以给我们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以朝气嘛，怕什么？
邓泽如说：“正因为他们有才干，我才更为担心，将来他们发达了呢？”
孙中山说：“发达了好哇。发达了会成为我们争取苏联的帮手。”林直勉说：“我不认为他们可靠。朝气蓬勃不如说是野心勃勃。何况鲍罗廷一来，共产党更有了后台。认真说起来，我们背靠苏联，也是危险的。”
孙中山批评他鼠目寸光。苏联一直在中国寻求支持，或者说寻求支持的对象，如果不靠近他们，苏联会去支持陈炯明或者别人，共产党暂时还不成气候。他们也许不知道，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北京干什么？他们也想与北洋政府挂上钩呢，而且他们打过吴佩孚很长时间的主意。
邓泽如说：“有人分析，苏联是在利用我们，他们真正支持的是共产党。”
孙中山说：“利用这个词不太好听。但说穿了，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利用他呢？利用他的财力、人力，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有哪一个国家这样慷慨对待过我们？”
林直勉说：“苏联为什么鼓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还不是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来兴风作浪？”
孙中山不悦道：“你不能用这种语气说共产党这群年轻人，李大钊、张太雷，是你说的那种巧伪人吗？”
邓泽如说：“如果允许共产党双重党籍的反常现象存在，只是为了这些，那总理为争取外援所花的代价太大了。”
孙中山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苏联人的承诺？这是一个里程碑，一个代表外国政府的人，首次把我们当作中国合法政府来对等谈判，不是比其他国家要好吗？苏联是可以信赖的，如果我们四万万人口的大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停了一下，孙中山又对邓泽如说：“你们都是党的元老嘛，你有权监察嘛。现在他们正在紧张地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你们应当为之擂鼓助威，而不是吹冷风。”
邓泽如站了起来：“让一个铁杆的外国共产党起草我们的宣言，能有我们好果子吃吗？”
他说完，不顾而去。
一场争执令孙中山不快，饭也没吃，就回到卧室准备睡觉了。
孙中山、宋庆龄已经躺在床上，却各自开着床头灯，孙中山在看国民党一大文件，宋庆龄在看一份英文报纸。
当宋庆龄放下报纸时，她说：“有人在报上骂人了，骂你倒向苏联、倒向共产党。”
孙中山说：“当面也有人骂呀。骂声已经不会让我脸红、心跳，更不会发火，让他们骂去好了。”
宋庆龄把报纸推到他被子上，说：“你看这条消息，你该高兴的。”
孙中山仍在看文件，心不在焉地问：“你告诉我就行了。”
宋庆龄说：“美国的《时代周刊》公布了一项民情调查，题目是谁是最伟大的中国人。”
孙中山说：“唔，不会是秦始皇吧？”
宋庆龄说：“往近了猜。”
孙中山说：“赛金花？”
两个人大笑不止。
宋庆龄说：“第一个伟大的人是你，第二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
孙中山不以为然地说：“这一定是基督教徒选的，若是佛教徒填这份答卷，我和冯玉祥这两个基督徒一定落选。”
宋庆龄说：“我们党内有些人，都不如外国人清醒，分不清好坏。竟然在背后嚼舌头，说三道四。”
孙中山说：“由他去。我是不管身后事的。”他伸手在床头果盘里拿了一颗干龙眼要吃。
宋庆龄劈手夺下：“不行，已经刷了牙，还吃东西！”
孙中山幽默地说：“还说外边有人捣乱呢，在家里不是一样受气？”
宋庆龄笑着拉灭了灯。
孙中山的办公桌上摆着《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摆着邓泽如、林直勉等11个元老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孙中山气急败坏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宋庆龄说：“他们一会不是就来吗？心平气和地把道理讲明，不必发火。邓泽如这几个人也太不像话了，公然对抗党的决定。他们是以功臣自居吧。”宋庆龄那天整理孙中山的来往书札，光邓泽如与他的通信就有一百多封。
孙中山说：“是啊，为了支持革命，他把经营了几代的锡矿和橡胶园都卖了。这些人把他推出来，大概也以为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吧。”
这时，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进来，孙科跟在后面。
宋庆龄客气地招呼他们：“请坐，快请坐。今天在家里，什么话都可以说，骂人都行，但不能伤感情，因为大家目标是一致的。”
邓泽如坐下，看了孙中山一眼，说：“有几个人能像孙夫人这样体谅我们的心呢！”
陈友仁与马湘在上茶。
孙中山说：“我的心不用别人体谅，我对得起先烈就行了。”
火药气息一下子浓了。孙中山拍了拍桌上的弹劾案，说：“你们的弹劾案我看了，弹劾人家共产党干什么？不如明说，弹劾我孙中山就是了。是我孙中山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是我孙中山要鲍罗廷当顾问的，宣言是我批准的，诸位炮火向我开就是了。”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邓泽如先说：“我们是不是针对孙先生去的，这让历史去见证好了。我们认为，宣言中有反帝条款，这是共产党的阴谋，绝不能接受。”
孙中山冷笑道：“这可奇了，难道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我们也逆来顺受吗？”
邓泽如也激动起来了，他说：“总理，你不要忘了过去，忘了海外辛辛苦苦用血汗钱支持过你的侨胞！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在你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后院，在人家的屋檐下，你这样大张旗鼓把反帝条款写进我们的宣言，华侨们会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会无立足之地，我党也将永无获得国际同情之日了。”
说到这里，邓泽如一阵阵心酸，不觉泪出痛肠。
孙中山说：“我们保护华侨，让他们能扬眉吐气地做人，靠的不是奴颜婢膝，我们要把中国建设得强大无比，那他们才有可靠的靠山。”
林直勉说：“我们不能受制于人，尤其不能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孙科也附和说：“我仔细地研究了列宁的着作，他们要打倒的人，恐怕包括了我们国民党里大部分的人，也许也有爸爸你，你最后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是到了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孙中山斥责说：“你才读了几本书，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话！”孙中山匆忙地在文件筐里翻看，翻到了一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名单。
孙中山说：“孙科，中央执委的名单里本来有你的，就冲你方才的一席话，你早已丧失了资格。”他抓起一支笔，用力地划掉了孙科的名字，把纸都划漏了。
当孙中山扔下笔时，孙科早已不顾而去。
会议厅里陷入难堪的沉默。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了广州。其实他的代表团早离开了苏联，蒋介石回了一趟奉化，在家乡起草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寄到了广州，自己在家乡逍遥了一个多月。
当蒋介石向孙中山敬礼时，孙中山说：“早盼你回来了，回来得正是时候，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了。”
蒋介石坐下后，问：“上年12月15日，学生寄过一份《游俄报告书》，总理看到了吗？”
孙中山说：“一直摆在我卧房床边，我看了好几遍了。有几个段落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孙中山在沙发前踱着步，说：“应当毫不含糊地以苏联的建军方式为榜样。”
蒋介石说：“这只是一点点呀。”
孙中山笑笑，问：“你这一趟特使，很值得吗？”
蒋介石报告，在苏联，他和马林、沃伊京斯基讨论过多次，他还应邀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惊叹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权威组织，全世界的事情他们都管。
孙中山笑问：“就是在那次会上通过的决议吗？”
“是。”蒋介石答，决议的名称是《关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党》，他对这个决议没有什么好感。
孙中山说：“认为我们冒险，是吗？”
蒋介石说他首先拜会过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亮斯基，还见过加米涅夫，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计划有冒险性，不过托洛茨基很友好，说让他转告孙博士，除了苏维埃军队不能直接参与中国作战而外，什么都行，他们会尽其力所能及。
孙中山的手往茶几上一拍说：“这就够了，很慷慨嘛！”
蒋介石说：“我一回来，就感到党内气氛紧张，如箭在弦上，很多人在拉我。”
“是呀。”孙中山说，“你是从苏联实地考察回来的权威嘛，如果让你站出来反对我的联俄政策，一定是很有力的。”
“他们知道拉不动我。”蒋介石不无表白地说。
孙中山说：“你在《游俄报告书》里的悲观论调多少出乎我意料。”
蒋介石喝着水说：“从长远看，据我接触，共产国际季诺维耶夫急于想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我们对苏联不可不防，联俄政策会有后患的，这是我从苏俄亲历中所感受到的。”
孙中山说：“这些，你最好是闭上你的嘴。”他说得近乎严厉。
“我明白。”蒋介石站了起来。
孙中山说：“我准备在黄埔原来的满清水师学堂旧址建立我们的黄埔军官学校，由你出任校长，怎么样？”
蒋介石立正：“这正是学生梦寐以求的，我将尽力，为我党造就一批放心的军事人才！”
孙中山的手信任地搭到蒋介石的肩上，拍了拍。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高师礼堂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主席台上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交叉悬挂，正中是孙中山巨幅画像。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孙中山宣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全体起立，掌声如雷。
这次大会代表165人，会议开得隆重、热烈。孙中山从1894年组建兴中会，历经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从来没有开过这样正式的代表大会，孙中山所以看重它，是因为孙中山把它看做是一个拥有未来的、具有凝聚力的新生的政党的光辉肇始。
孙中山在洋溢着热情的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用政策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大会将要通过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将选举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孙中山经过半生的奋斗、摸索，在不断挫折中找到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当然这不是全部。
会议开始了，斗争却依然激烈。邓泽如这些人上书弹劾共产党的事令鲍罗廷很不满。
散会后孙中山到鲍罗廷的住处去看望他。
鲍罗廷正在往面包上抹黄油、果酱，孙中山走了进来，说：“我都闻到黄油的香味了。”
鲍罗廷说：“你们的黄油无论如何没有我们那里地道。啊，我真想回去了，中国的米饭不好消化呀。”
孙中山坐下来，倒了一杯咖啡，说：“先生有牢骚啊？”
鲍罗廷扔下面包，激动起来：“你还不知道你的部下吗？都是什么人反对一大宣言？是右派，他们是海外资产阶级化了的国民党人，是一帮假借募捐中饱私囊的形形色色的狡猾的家伙、政治投机家、冒险家、阴谋家。”
孙中山说：“他们的看法不对，但我不能同意顾问先生这样抨击他们，特别是他们的人格。”
“人格？”鲍罗廷说，“那个带头闹事的邓泽如不是南洋的橡胶商人吗？”
孙中山说：“但你不知道他的另一面，他为了支持革命，卖掉了一切家财，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用你的习惯称呼，已是无产者。”
鲍罗廷立刻消了气：“是吗？这我不知道，我希望宣言里应该有鲜明的革命性。”
孙中山说：“我个别地方修改了一下。”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大宣言打印稿，指着一段说，“这里应该加几句：取消帝国主义与我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要强调民族、民族自救、摆脱殖民地地位，外国人用治外法权压我们，这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鲍罗廷乐了：“好，这我放心了。有人传言，说先生想以建国大纲替代这个宣言呢。”
4天以后，胡汉民主持大会讨论党章。
汪精卫首先代表执委会宣读了党章草案，然后胡汉民请与会代表行使权利，发表看法。
张继首先站起来说：“应该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邓泽如马上举手附议。
李大钊沉静地问：“按你们的说法，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被驱逐出国民党，或者被勒令退出共产党，这与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吧？”
冯自由站起来说：“说穿了，你们共产党加入本党是一种阴谋。”
李石曾站了起来：“陈独秀、李大钊看到自己的党力量太弱，想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
汪精卫说：“方才说话的李石曾先生，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和张继都是当年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人，连你们都可以回来重新加入国民党，人家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廖仲恺说：“只要孙中山先生对于共产党员和党纪这两条感到满意，我们就没有理由害怕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方瑞麟振振有词地说：“一个党员应只有一个党籍，如果他有两个或三个党，他到底忠于哪一个呢？”
有些人跟着鼓掌起哄。
这时李大钊站了起来，走到前面，坦荡地说：“我李大钊，原为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此次偕同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
张继插言：“那不是党内有党了吗？我不反对联合，我主张党外联合，党与党联合。”
李大钊说：“跨党根本不同于党内有党。我们对本党尽双重义务，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义务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这对本党有害吗？”
底下暂时平静下来。
李大钊又说：“共产党人加入本党，是经过研究慎重行事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更不是图私利、图瓦解本党而来偷机取巧的。这在孙总理邀请我们进本党之初就达成一致的，我们什么也没隐瞒过，没有鬼鬼祟祟行事。如果大家认为本党不宜有我们共产党人存在，我们也可以考虑退出，那对谁有利呢？”
会场沉默之后，胡汉民发言：“李大钊同志说的很坦诚，我赞成党章允许跨党这一条。”
汪精卫说：“纪律专章已对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跨党便不是什么问题了。”
廖仲恺说：“对于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须问是否是诚意来革命的，此外无须多问。”
许多人鼓起掌来。毛泽东提议：“就这一条，可以举手表决。”
胡汉民说：“好，同意党章中允许跨党条款的请举手。”
大多数人举起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