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考完要填写志愿，有人就为我出馊主意，说写上“文史哲”。也弄不太明白，冒冒失失填了，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上面写着“汉语言文学系”，当时一怔，经人提醒才明白这就是中文系。
中文系是常见的通俗说法，仿佛很多县改名为市，现如今正经八百地叫中文系已不多，县长成了堂堂的市长，中文系主任都升格为文学院院长。换汤不换药，级别没变，听上去响亮许多。北大和复旦仍然叫中文系，它们暂时还不想改变，要玩就玩点新鲜的，别人捷足先登，堂堂北大复大，岂能跟在别人后面起哄。
然而叫文学院，又确实有其传统，民国时期很多牛人都当过文学院院长。这把交椅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坐，说白了就是文科方面的负责人，譬如北大有过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就是因为当了这“学长”大名远扬。当然，北大最有名的文学院院长应该算是胡适，他是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此之前，是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
我因为是中文系出身，又喜欢翻阅过去的旧资料，对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的这些乌纱帽十分看重。名牌大学的系主任向来都是些狠角色，照例都得有绝活儿，用南京话说，没两把刷子不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大学有一大帮名教授，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汪东先生，我一直觉得好奇，想不明白他何德何能，凭什么来驾驭手下的那些教授。
当时是中央大学的黄金时代，章太炎为自己弟子排座次，按照太平天国分头衔，天王是黄侃，东王是汪东，两大弟子都在中文系，排名第三的西王朱希祖在历史系，章门精华已有一大半在此。年代隔得太久，我也弄不太明白汪东的学问水平，反正那年头，即使一个没学问的人，跟今天有学问的相比，仍然非常有学问。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汪能当教授，能当中文系主任，能当文学院院长，谁敢说没学问。
当时中文系除了大名鼎鼎的黄侃和吴梅，还有胡小石，还有汪辟疆，还有王伯沆，皆非等闲之辈，都不好惹，我想汪能当稳了院长，肯定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或许年龄优势，与以上几位相比，汪年纪最轻。无论哪朝哪代，年轻总不是坏事，二桃杀三士，老先生摆不平怎么办，干脆弄个年轻的上来。
程千帆先生曾说自己当武大系主任才三十多岁，也是因为年轻。和中央大学一样，武大之保守顽固，常骇人听闻。旧也好，新也好，其实也是官场潜规则，老家伙们你看不上我，我不服气你怎么办，于是翻翻日历，找年轻的。
熟悉掌故的，肯定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汪东先生虽然略小了几岁，资历却不会打任何折扣。首先是旧学功夫，字写得不错，诗词和文章都一流漂亮。作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经史百家无不研习，音韵训诂皆有创获。
汪东与陈寅恪先生同年，比胡适先生大一岁。出身官宦人家，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和身边的几位老先生相比，他应该算是有点新派，却完全是旧文人的一套。他写的中央大学校歌，与吴梅写的北大校歌一样，用的那些字，往往《新华字典》里找不到。
因为留日经历，汪东毫无疑问成了革命党，不但是同盟会员，而且货真价实地参加了光复。同样是留洋，留日学生总是要比留学欧美的激进许多，他开始在《民报》上写檄文，与汪精卫、胡汉民这些民国元老一样，大肆鼓吹革命，他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汪东居然还干过县太爷。他在北京的大总统府里当过差，当过浙江象山和余杭的县知事。所谓知事，是“中华民国初期对县一级最高行政官的称呼”，我特地查了些资料，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认真想想，那年头能当文学院院长的人，绝非平庸之辈，干个县太爷，绰绰有余，已经大材小用。
抗战爆发，汪东随中央大学去了四川重庆，和官场有进一步纠葛，这期间，他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重庆行营第二厅副厅长，担任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和官场打交道，吴梅先生干不了，黄侃先生也干不了，前者动不动唱起来，后者一碰就发脾气，明摆着都不是官场的料。
汪东也谈不上在官场如鱼得水，说白了，也就是个帮闲，学而优则仕，不能太当真。抗战胜利以后，他有个很奇怪的头衔，国民政府礼乐馆馆长。这差事照理应该让吴梅来当，不过吴动不动就玩昆曲，也不合适，而且这时候已去世多年。反正汪突然不愿意再在大学混了，他离开了中央大学，在复旦干了一阵教授，然后就以名流身份厮混。
汪东擅长书画，解放后，上海有一个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汪是筹备委员，并聘为画师。这筹备委员也是非同小可，列名其中的有潘天寿、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吴湖帆、傅抱石、沈尹默，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可惜一筹备就好多年，直到他老人家已七十岁，画院才正式宣告成立。
仿佛郑板桥画竹，汪东最喜欢画梅，自视甚高，所画梅花深得大家赞赏，是典型的文人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