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自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日本社会也因此得以非常平稳地运行，社会动荡和暴力犯罪这些困扰社会的因素都远少于其他国家……但这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就像现代日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曾经很好的想法被过度极端推行所造成的。
——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
男孩站成一列，女孩站成另一列。
在教学的第一天，我看到小孩子们列队齐步地穿过操场走进教室，我感觉自己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空间。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看到一群身穿制服的幼儿园孩童排着队、有节奏地喊着“嘿！嘿！嘿！”地走过操场，真是引人注目的壮观景象。
当他们行进到礼堂时，我拿到了麦克风和一大块黑板。我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字母“A”作为装饰后，孩子们开始表演一种拍手体操，动作复杂但非常整齐，随后他们非常迅速地排坐在地板上。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师——三位陪同照顾这一大群孩子来教室的保育员之一——正在训斥一个小男孩，只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样交叉双腿坐下。
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叫幼稚园——是与小学分开的，它包括三个年级，分别接收三到六岁的孩子。这里的是一年级学生。
午饭后，所有的乐学英文学校老师都会备完课，驾着公司的车穿行于神奈川县的各家幼儿园和小学之间。我教的大多数课都是在幼儿园的教室和礼堂里。
与待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相比，我更喜欢教学的时光，因为在这儿工作的外国英语老师关系一点也不和睦。除了伊东小姐外，办公室里还有三位女性办公人员、校长，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来自英语国家的老师。四位来自美国的老师里，只有我不是从“基地”来的。
在这几位住在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老师里，有两位是右翼宗教狂热分子，她们都是在网上认识了自己的老公，还有一位刚从肯塔基州的高中毕业。我和这些海军的妻子们不一样，倒是与另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老师有些共同之处，但也没什么用。
日本过度稠密的人口分布，迫使人们不情愿地被迫去接近他人。通常日本人会以礼貌来应对这些环境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并不会如此敏感地感到困扰。因此，我们工作场所里狭窄的停车场、拥挤的休息区、狭小的办公空间都会引起大量琐碎的争吵和同事关系的紧张。
这种情形持续到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海军的妻子们开始把各种支持战争的随身用品挂得整个办公室到处都是。
伊东女士的任务就是帮助外国老师们适应日本的习俗，并且缓和外籍雇员间的内部矛盾。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简单，但她总是因为忙着泡茶而忘记关照这些事情。
当伊东忙着泡茶时，我们绝对不能打扰她，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蜂音电铃尖锐地响起时，就是告诉办公室的人有客人到了。伊东会马上从她的办公桌前跳起——通常手上还拿着一堆影印本——绕到前面去欢迎访客。她会打开门，请客人坐下，并深深地鞠躬，然后到厨房准备传统的绿茶，招待这些未来的学生、会计师、公司顾问、应聘者、特派员等任何来访的人。
伊东的脸上一贯带着拘谨的笑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虚假的，但也很难称之为高兴。如果说乐学英语学校的老师能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的话，那就是我们都认为伊东就像一个被拧上发条的秘书，突发的和反复的疾跑总有一天会把她搞得筋疲力尽。
所以午饭后离开办公室简直是一种伟大的解脱。我教的孩子都比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师们聪明得多，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日本社会的东西。因此，我下午的时光要比待在乏味的办公室里的早上愉快得多。
说实话，在日本教小孩子学英语很像是在生日派对上被雇来的小丑。单是我的外表就使我与这些幼儿园的标准格格不入，可以让这些“正常人”充满了兴趣。很快地，我就习惯了这种角色，只要学生们听我的话，我就不介意。由于我的白色铃木轿车里堆满了各种教学玩具、气球和毛绒玩具，我的一些同事戏称我的坐驾为“巡回马戏团”。
几个星期过去，我学会了根据孩子们的制服——不同年级和性别的样式也有所差别——来区分幼儿园的年级。一年级的男孩们穿着蓝色的罩衫，戴着同色的帽子；而女孩们的制服款式相同，但颜色改成了黄色。每个学生头上都会用松紧带紧紧地系着一顶帽檐向前的帽子。
到了高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孩子的制服就逐渐类似于典型的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所穿的制服了，男生是军装式夹克和短裤，女生则是彩格呢子裙子和领结。
对于日本人来说，从小开始区别社会阶层和性别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的理解，这显然是与儒家的观念密不可分的，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安宁。也就是说，日本对于“和”(日本人念作wa)或者是“群体和谐”的崇敬一点都不夸张。
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不认为在坐满五十个左右四岁孩童的礼堂里，“戏法”可以按计划进行。那么小的孩子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可教育性的，日本的幼儿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
课后兴趣班是为那些父母能够承担英语私人教师费用的学生所设计的。围着圆桌而坐比坐在标准的座位上要自在得多，孩子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这个外国人的功效就是让他们不必再表现得像一个娃娃兵那样，可以放松自我。
在这些班级里，学生们称呼我为“顶着一头意大利细面的老师”（指的是我金色的卷发），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他们用黄色蜡笔为我画的肖像画。
其中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叫做朝日君（Asahi-kun）。他的名字Asahi可以被解释为早晨的太阳，kun则是男孩名字后面通常加的后缀——而小女孩的名字后面加的是chan，就像是要把男孩女孩进一步区分开来一样。当他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进教室时，他会大剌剌地宣布：“我要挨着老师坐。”这个穿着军式制服，站着才三尺高的孩子，有着红扑扑的脸蛋，皱皱的嘴唇，其他的五官紧紧地挤在一起。不用说，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喜爱。
同样地，我还被一个叫做展[伸？信？延？惟？允？畅？]也君的小男孩逗乐了。他在课前勇敢地走到我这儿，让我看看他手腕上的石膏。
“展[伸？信？延？惟？允？畅？]也受伤了。”他很严肃地用英语对我讲。日本人可以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很微妙的是五岁以下的儿童通常会这么说，所以这个孩子显然认为英语也可以这样使用。
“你把手腕弄伤了。”我被他这种可爱的措辞所吸引，暂且没有纠正他的说法。“哦，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语速很慢地问他。
“展[伸？信？延？惟？允？畅？]也……”他一边说一边开始表演出一系列古怪的动作，不可避免地以手腕着地倒下作为结束。“呯！呯！”这个孩子非常严肃地解释着。
“下次小心点哦。”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石膏，尽力不要笑出来。“你的英语说得真好，”我表扬了他的努力，“你真聪明！”
“展也真聪明！”他重复道，然后微笑着走开，加入其他同学的行列。
在每个班级里，有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偏爱一些特别的学生，因为这些孩子经常表现得太可爱了。
在这个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的学生们却喜欢在我的课上叫他们自己的名字，特别是一个叫做真野的一年级女孩。
“真野是粉红的（Mayispink）！”当我问他们谁想要粉红色的画纸后，她这么喊道，“真野！真野！真野！”完全不能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你应该说：‘我想要粉红色的（Iwantpink）’。”我纠正了她的错误。
“我是粉红的！真野！真野！真野！”由于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她的每一个错误，而且其他同学也在等着拿彩纸，所以我只好给了她画纸。
然而可惜的是，真野的大胆在我班里的女学生中并不普遍，她们大多说话声音特别小，我不得不把耳朵贴近她们的嘴边——就算这样，我还是听不清楚她们有些人在讲什么。日本社会大大鼓励这种行为（虽然有时也需要它），以至于我班里的一个女生名字甚至叫做“静”（Shizuka）。这个名字——至少按照发音来看——表示“安静”，最近在日本年轻女孩中叫“静”的很普遍。此外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嘘”甚至是让别人“闭嘴”的意思。
日本幼儿园的保育员或多或少地也赞成这种“性别歧视”。有一次，我在礼堂上大课，用气球来教“颜色”的说法。一个小男孩显然很怕气球爆炸，突然哭出声来。看到这种情景，他的日常保育员把他推到一边，教训他说：“不许哭，你可是个男孩子！你这样还能算是个男子汉吗？”
相反地，教师们通常允许女学生不参加那些需要费劲应付的活动。在这种背景下，身为女孩就可以降低人们的某种期望值。
日本的老师本身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教过的幼儿园里，我所碰到的保育员都是女的，而且年龄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实际上，我经常考虑，当这些幼儿园的老师超过了这个年龄该怎么办。和我一起工作的两名加拿大的老师凯伦和帕姆，她们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帕姆曾经开玩笑说也许学校的后面有口井，当那些老师到达一定的年龄时就会被扔进去。
“我一定不会像她们那样。”我记得当时说道。
我想起一天傍晚，我下班乘车回家。我坐在车上，想着在这种教育下，日本的这些孩子会变得怎样的完美呢？
我的思绪随后转向了我显然最喜欢的学生真野。她只有四岁，就得学会表现得安静可爱以讨得大人们的欢心，将来她会不可避免地学着去抑制自己的说话方式，也许就在她幼儿园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很伤心。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阶段来讲，服从与生存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