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罗伯特·刘易斯，“艾诺拉·盖伊”号（1945年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的副驾驶员
2005年8月初，一种阴霾的情绪笼罩了整个日本，因为广岛长崎原子弹投放六十周年纪念日趋临近了。对我的朋友婕蒂来说，这种情绪更加浓厚，因为她白天一直在为一部由美国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做翻译，而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就是原子弹幸存者。
那时我已经开始在东京各处做笔译工作，而且想更进一步去做更富挑战的同声传译。因此，婕蒂邀我陪她做翻译工作，相当于实习翻译。正是那时我们拥有了一段独特的经历——结识了一位广岛原子弹幸存者。
我们到达距影片摄制地最近的车站时，接我们的导演助理却来晚了。
“她不是日本人吧？”我打趣地对婕蒂说道。
“她是日本人，”婕蒂皱着眉回答我，“所以我开始担心了。”
我们俩从站台边缘向下面的街道望去。
“嘿，下面有个小老太太，”我对我的朋友说，“也许她就是我们要采访的人。”我思忖了片刻，向那位不到五英尺高，弓着背、拄着拐杖的老妇人点了点头。
“我们该怎么和她谈，”婕蒂开玩笑地说，“请问，您是‘被爆者’吗？”“被爆者”在日语里特指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
“不，我想我们不能那么问。”我否认道。
“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对象无论如何都该是个男人。”她接着说道。
但此刻来接我们的导演助理到了，她不停地为迟到了七分钟而道歉。随后，她带我们走到了影片拍摄地，那是一家茶室。
“在日本进门应该脱鞋。”我们走到门口时，一位长相和蔼的矮小男人用日语对我们说道。
这时，婕蒂和我第一次心照不宣地看了对方一眼。他应该意识到我们其实对日本非常了解，毕竟我们是翻译。但是我们没有计较，因为他是位老人。
“那么，谁是幸存者呢？”换拖鞋的时候，我小声问婕蒂。
“我觉得就是他。”她说道，同时朝那位让我们脱掉鞋子的男人点了点头。
“真的？但他看起来并不老呀。”我问道。这位穿着红色背带裤的矮小男人，在我看来简直像个孩子。
“许多日本人到了很大的年纪都看着还很年轻。”她说道，她对此有绝对发言权，因为她自己就有一半日本血统。
按照常例，我们在工作前要被招待用些茶和糕点。就在那时，婕蒂向导演介绍了我。我们解释说婕蒂是主要译员，而我是来做她助手的，只有在必要时，我才会纠正她的翻译。
然后他让婕蒂坐在幸存者对面，那里刚好处于摄影机明亮光线的外缘。而让我和几个助手坐在稍远的另一张桌子旁。
由于影片还没有开拍，桌旁的另外两位女人马上向我介绍了自己。她们是东京一个和平组织的成员，在这里志愿做录像助理。我跟她们解释说我也是位志愿者，因为我正在学习做一名翻译，而且我对录像内容极感兴趣。
“你认识那个女人？”她们中的一个人问我，向着婕蒂点了点头。
“是的，”我说道，“我们很熟，她正帮助我成为一位翻译。”
“她太了不起了，”另一个对我说，“她那么专业，那么时髦，她的英语和日语都很棒。她是‘哈弗’（混血儿）吗？”
“是的，一半日本血统，一半美国血统。”我证实道。
“真厉害啊！”这两位几乎同时感叹道，接着讲述了婕蒂在录制工作中的显著位置，尽管她处于聚光灯之外，只有导演和原子弹爆破的幸存者才能出现在影片中。但是我们三个发现，是婕蒂使他们的谈话进行下来，没有她的帮忙，那两个男人连两个单词都交流不来。
我想骄傲地宣布：“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出于日本文化背景下骄傲是一种无法被认同的情感，我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在一连串的失败开始后，导演决定拍摄暂停一段时间，以便工作人员对灯光进行一些调整。这时，婕蒂和导演来到了我的桌旁。
“我想在这些采访中传达的，”导演以一种略带炫耀的口吻对我们说道，“是对原子弹爆破的幸存者的人性化理解。我想挖掘他们个性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他们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经历上做文章，那些每个人都有所了解。”
婕蒂和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我们是在天堂酒吧工作。
“我最近采访了一位，”导演咧嘴笑着说，“当我问他有什么爱好时，他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啤酒和看女孩。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导演离开我们去忙其他事后，婕蒂和我对视了一下，得意地笑了。“喝啤酒和看女孩。”我嘲讽地低声嘟囔着。
“我当然对此有所了解，”婕蒂插了一句，“那么你呢？”
“看女孩是我最爱做的事情，”我用讥讽的语气说，“对此每个人都一定有所了解。”
不久后，采访拍摄开始了。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要想达到婕蒂那样与生俱来的双语水平，我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那个男人用了好多复杂的词和短语，让我几乎像胶水一样粘在了电子词典上。
当他开始讲述爆炸当天的经历时，我能够捕捉更多细节了，当然，这是因为这段经历和我读过或听过的无数其他故事极其相似：令人目眩的一阵闪光，震耳欲聋的巨响，继而，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地狱的时刻的来临。
“原子弹爆炸时，这个男人在广岛。”在看他讲话时，我心里默默想着。但是出于某些原因，这一切有些超现实的色彩。那时，他只有九岁，爆炸后，他和六岁的弟弟被困在房屋残骸下好几个小时。
特别是，我发现我对婕蒂重新产生了一种敬佩和尊重的感情，她尽量精准地逐字翻译导演的问题，以及男人的回答。除了斟酌一下用词以外，几乎没有加入自己的东西。
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显然，除了那位原子弹幸存者，摆在婕蒂面前的难题比任何影片参与者面对的都多，她必须用日语消化他的曲折故事，然后用英语公正地表达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点，她需要用日语和英语同时感受他所经历的悲剧，而且不时处在一种语言夹缝中，因为有时两种语言间只有意象上的感应却找不到对应词。
但是严酷的现实是无处逃避的。
接着，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当他和弟弟最终被父母从倒塌的房屋下救出来时，”婕蒂翻译到这里，停了下来。整个房间陷入沉默，她试图寻找合适的词语，但是似乎找不到了。当我能看婕蒂的脸时，我发现了使她停下来的原因，我看到我的朋友正竭力忍住眼泪。
几分钟后，婕蒂深吸了一口气，接着翻译道，“他们发现，六岁的弟弟已经没有呼吸了。”在泪水止不住滑落她脸颊前，她很快地说出了这一句。导演助理给了婕蒂纸巾，然后抱了抱她。接着影片拍摄就顺利地进行下去了。
采访结束后，我揽着婕蒂沉默地走到车站，我们两个都被原子弹幸存者的故事深深震撼了。
我们快到车站时，婕蒂终于开口了，说道：“这是我第二次经历这样的事。”我很惊讶地看到，她整张脸涨得青紫，“这是我第二次在翻译时哭泣，这真是太不专业了！真丢脸！”
“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吃惊地喊道，“你没有丢脸，事实上，你很酷！我们都被你的语言能力折服了，而且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被你的情绪感动了。那个故事不是那么容易翻译的。”
“我应该保持镇静的。”她说道，垂下头看着路面。
“你不需要！”我反驳道。
“真的吗？”她问我。
“每个人都认为你很了不起，”我向她保证，“而且我今天作为你的朋友来到这里，真的非常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