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项协定，实际上赋予日本军队在中国军事行动的自由。表面上看是对等的，但战区在中国，日本军队可以合法自由地开到中国，向中国政府要求军事供应，这些协定内容还有允许日军开进东三省并通过库伦以及参战军须聘用日本教官的密约，都扩大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和实现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这两个协定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军事安全，因而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经过几年交涉，到1921年1月27日，中日双方军事代表通过谈判最后取消了这两个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
二、巴黎和会上的斗争
1914年8月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战争。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参战国家（包括中国）共33个，死伤3千万人，经济损失2700亿美元。战争结束前，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德、奥集团被打败，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因此，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瓜分战争胜利果实，重新划分各自在世界的势力范围，为了反苏、反共和镇压正在开展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由协约国发起召开了巴黎和会。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中等27个战胜国。各帝国主义大国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都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前往参加。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粤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日、意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称“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
中国对德宣战，派出数十万华工前往欧洲、中东做战争支援工作，有数千人死亡，是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指派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延出席会议。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和平宣言》鼓舞下，中国代表团曾对和会寄托极大希望，指望能享受战胜国权利，一举改变80年受屈辱的历史和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并决定将收回山东权益、取消“二十一条”、结束德奥在华政治经济特权、希望废除列强各国在华特权作为参加和会的纲领。
然而，巴黎和会一开始就未把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和战胜国看待，还是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态度对待中国并执行歧视中国的政策。和会原规定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将获得5个席位，但却以“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为由，只给中国两个席位。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的最主要要求是收回山东权益。1919年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种种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与中国无关，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企图阻止中国代表讨论处理山东德国权益转让问题。下午，牧野又吹嘘日本在大战中有不少牺牲，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在中国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屿的一切权利，并公布日本与英、法、俄、意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从历史、地理、国防、文化、经济等方面阐述中国对山东不容争辩的主权，强调该地有3600万以上中国人口，为孔盂故乡，中国之文化发祥地，理应归还中国，并指出中日山东协议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下签定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令该约有效，自中国对日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亦不能执行；从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界条约自然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能转让等，坚决要求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顾维钧的发言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也得到不少国家的同情。
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看到不能压服中国代表团，转而在会外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日本公使小幡对北京政府代外长陈篆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折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陈箓忙作回答：大总统“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过于激烈”。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复将《关于山东问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19件送交和会，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并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列强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指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的基本方针，以争取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从排斥日本称霸中国的目的出发也不愿日本过分得势，曾提出把德国殖民地交国际托管，而不要直接转让给日本。但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对美国实行挑战和要挟，实意是争夺山东。4月11日，威尔逊否决了“种族平等”提案，日本则到处宣扬要拒绝参加国联。
4月16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美国代表曾提出德在山东权益先由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辟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坚决反对，英、法、意三国因与日本事先订有密约均沉默不语。17日，美国代表又提出改由五大国共管，仍遭日本反对。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美国为避免和会破裂也转而支持日本。4月22日下午，四人会邀中国代表列席，目的在逼迫中国代表同意列强的安排，中国代表没有被压服。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最后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5月1日，三人会代表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将他们背着中国代表团擅作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通知中国代表团，他们不但不让中国代表参加最后的决定，甚至连山东问题的记录也不准中国代表看。
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还提出其他有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3月8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对德、奥要求说帖》，主要内容是：废止中德、中奥间一切条约协定，德、奥在华享有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其中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德、奥在华租界及在其他地方之公产全部让与中国，并放弃庚子赔款；德、奥应赔偿中国因战时所受公私之损失；归还义和团时期自中国夺取之天文仪器及美术品等。除山东问题外，其他各项经修正后分别列入《对德和约》和《对奥匈和约》。
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的条约”，并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要求和会取消1915年中日协定及换文，但均被和会拒绝。
同时，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交《中国希望条件》，依据威尔逊的《和平宣言》及在战后建立“公道平等新世界”的幻想，提出7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希望改变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地位，也未有成果。巴黎和会上，以山东问题为代表，中国外交遭到完全失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只得在5月4日向三人会提出正式抗议。
三、“五四”运动及其影响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遭遇始终十分关注。社会舆论更是不断批评帝国主义列强的霸道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妥协态度。
随着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对政治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1000多人涌向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会议。大会决议：“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并决定：“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消息传到另一处北京高校学生秘密集会上，他们立即商定，把第二天的游行队伍拉向曹汝霖的住宅，要惩罚卖国贼。
5月4日下午，来自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部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祥（时任驻日公使）。示威群众不畏惧反动军警的阻挠，冲进曹宅，“火烧赵家楼”，痛打了正在那里的章宗祥。北京政府派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场逮捕了北大学生许德珩等32人。第二天，北大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反抗。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声援北京学生。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在5月11日至26日的《每周评论》上连续三期报道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更发表《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一文，更提出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界、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办法，使政府当局“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6月9日，陈独秀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提出的学、商、工等联合行动，平民征服政府，正是预示了运动发展的趋向。李大钊亲自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派邓中夏等到上海、长沙等地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周恩来、毛泽东等参加和领导了天津、湖南的反帝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惟恐反帝爱国运动影响自身的统治，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行动。6月3日，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又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势孤力薄的学生，已无法形成对北洋军阀的强大压力。学生斗争的直接目标未能实现。在此严峻时刻，中国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巨大的能量，给学生以极大的援助，终于使运动出现新的转机。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6月5日，日资上海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喊出“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揭开了罢工的序幕。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码头、沪宁铁路的工人也加入罢工的行列。一周之内，上海参加罢工的纺织、机器、交通、建筑、市政等各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及店员，总人数达15万以上。和以往各地区分散的工人罢工不同，这次上海工人罢工不仅人多、面广，而且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自觉性，提出“革政府之新，救灭亡之祸”的政治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业、地区、帮口的观念，实行了同盟性联合罢工，甚至提出了统一领导的要求。6月5日，上海的商人也采取支持学生、工人的行动，开始罢市，商店门口高悬起“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的标语，从而实现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热潮。至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
全国各地的工人群起响应。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进行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华行为，天津、山东、武汉等地的商人也进行了罢市、抵制日货等斗争。农民也行动起来了，各省农会组织纷纷致电北京政府，支持学生运动。山东等地农民不买日货，拒卖农副产品给日本。这些运动涉及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从“六三”以后，形成了工、商、学、农界反帝爱国联合斗争。
“五四”运动对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产生直接影响。这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第一次人民发挥重要影响的运动。运动之初，北京政府在一方面镇压学生抗议运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列强，还想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六三”之后，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巨大威力，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官职。但还在指示中国外交代表团相机“处理”，如中国正当要求“保留实难做到不能签字”。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多次反复要求帝国主义倾听中国的意见，但美、英、法、日态度骄横无理，并给中国代表团种种屈辱，在这种情况下，连中国代表都感觉不能同意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中国人民拒签和约的群众运动的坚决阻止下，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实现了“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以“六三”为标志，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推动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建立在坚实的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切都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干部上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的正确领导，并最后夺取反帝、反殖斗争的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政权仍然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政治代理人把持的情况下，在人民多次奋起抗争都未成功的情况下，英勇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不断探索、总结、积蓄力量，并在“五四”运动中开始以鲜明的主张，有力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反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政治态度，赢得对外关系中的初次胜利。这是自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80年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卖国政府的一次巨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