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和帝国主义完成勾结的结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展到江浙一带后，帝国主义感到极大的威胁，在不放弃武力镇压的同时，更加紧实行从革命营垒之中寻找代理人、从内部破坏革命的策略。而帝国主义选中的首要代理人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之一、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1927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声明说：“美国曾经准备，而现在仍在准备着，与中国任何政府或任何能代表中国发言的代表谈判，不仅谈判华盛顿条约的二五附加税之实行，而且谈判关税控制之完全放弃及恢复中国的完全关税自主。不过，美国期望得到最惠国待遇，期望不致在关税或其他课税上有不利于美国及其国民，而利于他国国民的差别待遇，不致因别国得到特权而受到差别待遇，并期望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门户维持开放，而且更期望中国对美国侨民及其财产与权利提供一切保障。治外法权委员会的建议无须另订条约即能实行。美国准备即行实施此等建议，并准备一旦中国准备对美国侨民及其财产与权利予以法律及法院之保障时，即行谈判放弃治外法权。”
这个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声明，实际上是向蒋介石摇动橄榄枝。只要蒋保障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可以通过谈判来拉他一把，使蒋叛变革命的准备更加积极。
但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控制北伐军，北伐军中也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部队，并在北伐中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如著名的叶挺独立团。3月24日，由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军打败了直鲁联军，占领南京。这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当夜，美国伙同英国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为借口，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猛轰南京下关，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
随着北伐军占领上海，蒋介石也于26日赶到上海，并立即和帝国主义者、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策划反革命大屠杀。他向帝国主义保证：“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
蒋介石还派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同法租界警察当局和公共租界的美国董事费森登阴谋策划镇压上海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美、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通过租界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一切方便。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江浙财团和上海大资产阶级还给蒋介石1500万美元，并答应政变成功后，再给3000万美元作为建立反动政府的经费。
为了进一步协调列强之间的干涉活动，3月29，美、日、英三国公使在北平举行会议。会议期间，美国公使麦克默里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下令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轰毁南京附近的江阴炮台，“封锁上海以南的一切中国港口”。此后没几天，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所要求的行动，否则列强各国将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赶快叛变革命，不准他存在丝毫犹豫。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4月4日致函美国海军部称：“今日必须向蒋介石及广东政府提出要求与最后通牒，否则将采取特殊军事措施，即刻行动。”威廉斯还建议：占领吴淞炮台，炮击江阴等炮台，对某些军事“衙门”进行攻击，封锁一部分中国海岸。为了从侧面警告蒋介石集团，帝国主义列强以“南京惨案”为由，反而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允诺上述条件，“将至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之手段”。这也是警告蒋介石，投降要赶快实行。果然，就在帝国主义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早已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蒋介石就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叛变革命的面目完全公开。
蒋介石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人，并下令在全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北伐革命镇压在血泊之中，使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叛变革命，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于是在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的“国民政府”。“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府对峙的局面。这时，美把逐步控制南京政府、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
对于美国多方拉扰蒋介石，日本十分妒忌，它不能坐视美国在华侵略势力扩大，便以军事行动来干预。5月27日，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遣2000人在青岛登陆，以阻止美国势力随着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华北，摆出和美国在华北分庭抗礼的姿态。对此，美国也不示弱。
6月7日，美国驻北平公使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依照《辛丑和约》和日本出兵青岛的先例，美国政府认为，“英、日军队到处，美军亦可前往”。并大挖日本墙脚，通过美国参议员惠勒6月26日在上海的一次招待会，表示反对张作霖的军事独裁，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摆出要独霸中国的姿态。
这样，美日在对待蒋介石政权和如何分割在华势力范围中公开冲突。日本摆出不惜武力解决的架势。国内政局更是变化多端，蒋介石不可能一统天下。虽然，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宁汉合流，但地方军阀势力不愿忍受蒋介石集团的欺压，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奋起反击。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此后，在长达22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中一直存在着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红色政权。
8月上旬，蒋、汪矛盾公开。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桂系军阀李宗仁公开表示反蒋拥汪（精卫），迫使蒋介石于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于13日通电引退。这也使蒋介石感到，要在当时的中国控制全局，不能不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通过和美、日代表的密切联络，日本决定邀请蒋介石到日本访问。9月9日，蒋介石在张群等的陪同下到达日本。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美国驻日代表同蒋介石订立密约。美国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蒋介石则承诺充当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其驻日代表同日本政府达成交易：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并承诺通过摩根公司以4000万美元投资予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出面反对蒋介石重新上台。日、美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再次达成妥协。蒋介石在日本逗留时间长达两个月。在作好东山再起的各方面准备之后，于11月10日回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由亲美分子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则换为亲日分子黄郛。尽管蒋介石政权是美日妥协的产物，但是，美国在南京政权中依然拥有优势的控制力，并帮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和取得国际上的承认。
二、济南惨案及对日交涉
蒋介石重掌南京国民政府大权后，为了统一全国，又举起北伐旗帜，1928年4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举行“二次北伐”。5月1日，北伐军进占济南，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首领赶到济南办公。5月2日，先期侵入山东的日本第六师团主力到达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恐怖事件，残杀中国军民一千多人，炮轰济南城区。当天晚上，日军派出武装士兵搜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把外交处处长兼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捆绑毒打，蔡当即向日方说明身份，并用日语提出抗议，反被日军士兵割去耳鼻，蔡公时不畏强暴，怒斥日军暴行，被挖去舌头、眼睛，然后日军士兵用机枪将17人杀害。
当时，北伐军在济南周围共有军队四万人，日军只有三千，要消灭日军完全有能力，但蒋介石首先下令不准抵抗，将大部分军队撤出济南，自己也将司令部撤到泰安，并函告日本侵华军司令要改道北伐。另外还立即对全国发表讲话，要求保持镇静，不准反日游行、不准抵制日货等。
日军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懦弱，气焰更加嚣张。5月3日，在济南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奉令前去交涉，要求日军先停止射击，日方不仅不理睬，反而将黄郛扣押起来，关了一天，水饭不给。第二天，被放回来了的黄郛急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请求他下令日本先停止枪炮射击，一切问题通过正当手续解决。但田中内阁反而继续扩大事态，在济南城杀人放火。6日，王正廷又被派去日军司令部交涉二结果他被轰了回来，日军开炮给他“送行”，造成百人死亡。7日，蒋介石又派国民党大员熊式辉、罗家伦去交涉，又遭枪弹“送行”。
蒋介石越软弱，日军越蛮横，日军侵华司令福田彦助在7日20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主要有5条：北伐军须撤至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北伐军统辖的所有地区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排日行动；严厉处罚与骚扰及暴虐行为有关的北伐军高级军官；解除对抗日军的军队武装；为方便日军实施以上各点，开放莘庄、张庄两兵营，并限12小时内答复。同日，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对华方案》，其中指示：日军必须“示以震惊整个中国之武威，根除彼等藐视日本之观念，以此向中外显扬皇军威信，并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之基础”。
当晚，蒋介石看到这份最后通牒后，即派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向日本方面表示口头允诺，又电令正在东京的张群速去拜访田中首相，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事端。8日上午，蒋介石又急派熊式辉、罗家伦赶往日军司令部答复，除个别条款外均允照办，但日军以超过12小时几分钟为借口拒绝谈判，其实日本侵略军已在8日凌晨4时发布宣战公告，开始攻击济南中国军队，并派飞机轰炸在泰安的蒋介石的司令部。到11日，日军占领了济南全城。日军士兵在济南到处烧杀奸掠，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万人的大惨案。
在日军进攻济南城时，蒋介石还抱有外交解决的幻想。9日上午，又派何成溶去找日军司令福田交涉，表示可以接受全部条件。但日本方面仍然给予拒绝，继续指挥部队攻入济南。到了这时，蒋介石才明白日军根本不想外交解决，而只想军事进攻造成惨案。再找日军交涉根本无济于事。于是，蒋介石态度有所变化，一方面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谴责日军暴行和对第一次照会置之不理，另又向国际联盟申诉，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陈述惨案情况，请其主持公道。同时，国民党中央发表《告日本民众书》，揭露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希望日本国民能督促本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但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外交抗议和努力根本不理，反而以《日本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交付南京政府来对抗，并增派在华的日军第2师团赶赴山东，还考虑从日本再派5个中队兵力去天津以增强防务。但也考虑到国际反映对日本不利，未敢进一步扩大事态。“济南惨案”转入外交处理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