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确立吞并中国的侵华国策
到1936年初，日本国内政局也蕴酿着重大变化，日本法西斯已不满足过去的侵华速度，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全面进攻。对华政策重点从以武力为后盾的蚕食转向长驱直入的大举进攻。
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是有深刻原因的。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大大刺激了国内军事工业。1932年到1936年政府军事订货达到55亿日元，重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如1929年到1936年钢产量从230万吨，增加到530万吨。经济、军事实力增加更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而日本确立全面对外侵略、举国实行战争体制是通过血腥政变的形式得以实现的。
1936年2月26日凌晨，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日本近卫军第一师团1000多人，在少壮派军人指挥下在东京发动暴乱，谋杀首相（谋杀其妹夫），杀死藏相高桥等几位大臣，占据日本政府机构达10天之久，引起日本朝野和国际社会强烈震动，这就是“二·二六”事变。
“二·二六”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日本统治集团内外交困，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激烈冲突，亚洲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加强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形势下发生的。导致“二·二六”事变的重要原因是：
（1）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激起中国、朝鲜等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一天也没有中断，尽管南京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采取压制政策，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中，北京街头公开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东北抗日武装不断出击，使日本侵华势力受到很大打击。这一点，日本统治集团内有些人也看得很清楚。
（2）日本的对外扩张还和苏、美、英等国利益发生冲突，承受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事变发生前，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自日本退出国联后，1936年初，又由于和英、美矛盾无法调和，日本声明退出裁军会议，处在和英、美进行军备竞赛的境地。日本必须准备和英、美两国作战。在北方，与苏联的关系也很紧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在中苏边境上屡次和苏军发生纠纷、冲突，而拟成立的日苏纠纷委员会，并无结果，日苏关系很冷淡。
（3）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烈，劳动人民生活困苦。1935年起日本国内罢工事件增多，尽管日本政府对此采取高压政策，但仍控制不住。1936年2月举行的选举中，日本社会大众党等左派政党得票剧增。（开票第一天，30名候选人已有12名当选）阶级矛盾的激化、左派力量的发展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十分恐慌和愤恨。
（4）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十分尖锐，既有政见分歧、有派系斗争，又有日军内部皇道派与统治派、老年掌权者与少壮派的斗争。为了争权夺利，（日军内退役军人的待遇将大大下降）30年代以来，由封建武士道精神支撑的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次发动血腥谋杀行动来铲除对手。在日军上层统治派和皇道派的斗争中，统治派虽损失了一些骨干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杀），但利用这些骨干的被刺杀，统制派获得天皇的支持，逐渐取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对此，皇道派军人是极不甘心的，这就潜伏着更大的危险。
以上各方面的矛盾表明，日本统治体制中各种力量将产生剧烈的碰撞，庞大的军国主义机器已不可能正常运转，需要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有的强烈的封建性，必然用血腥的谋杀、兵变来实现。
“二·二六”事变前，日本社会中已呈现着爆炸性事变来临的迹象。日军内地下活动剧增，特别是国内政变派中统一意见为“根椐暴力改造国内论”，不仅对政治家行使暴力，就是对军人也要采取恐怖活动。
2月21日上午，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美浓部达吉博士在家里被刺，而刺客公开宣称是因为美浓部博士的自由民主言论，虽“受过过分天恩，但却忘恩负义，对此，除了天诛别无它法”。大选中左派政党的发展成了社会话题。此外，天灾也加剧了动荡的局势。2月21日上午，大阪东南20公里的大和川发生地震，凡此种种都对“二·二六”事变发生某种影响。但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再次决定如何维护统治。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历史和经济基础看，向后退、放弃扩张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加快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用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办法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在“二·二六”事变前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过紧张的争斗、交锋和妥协。“二·二六”事变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日本政权体制发生的变化：
（1）日本建立起法西斯化政权。“二·二六”事变后成立的广田内阁是法西斯化政权。当时日军内鼓吹成立纯粹的军人内阁，但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故采取由文职人员为首相而实际上由军部说了算的形式，况且广田弘毅本人就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以广田内阁成立为标志，日本的统治危机暂时解决。天皇、内阁、军部达到协同一致。“二·二六”事变中，天皇下令军部进行镇压，并要统帅部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虽然“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不再发生血腥事件，但天皇的几次有限干预是有代价的。这就是军部保证约束内部，但对国家大政有决定权，并对政府进行控制，逐步掌握行政大权。从天皇、内阁、军部三位一体逐渐完成以军部为主体、天皇为旗帜、内阁为服从的形式，建立了举国一致的体制。从法西斯政权本体讲，内部矛盾有所减少，实现了一元化决策，加强执行机构，外交完全为战争目的服务，对外政策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对外扩张急剧加强。
（2）日本的经济体制向法西斯战时体制过渡，从为对外扩张服务转向完全的战争机器，日本经济发展进入了战时垄断阶段。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都纳入军事体制，这个转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之短超过一般的想象。
（3）对内统治上加强警察特务控制系统，对本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共产党和左派政团进行血腥的镇压、屠杀。1937年初，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设立总务厅、内阁人事局、帝国经济会议这些集中掌握的国策机关，强化统治机制。
（4）在对外政策方面，决定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一改前几年的蚕食政策，而准备对中国发动更大的侵略战争，一举吞并中国。
总之，“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标志，它的出现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面临着不能正常统治的危险。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加快日本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进程，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直接危害到中国和亚洲人民。
“二·二六”事变后成立的广田内阁，是在日本法西斯这样一种思想下成立的，“负有打开空前的困难局面这样一种重任的新内阁，必须是有彻底铲除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一切积弊，贯彻执行加强国防等积极而有利的一系列国策的气魄和毅力。”（陆军大将寺内语）因此，广田内阁上台后即把扩大对华侵略作为其加强国内统治，对外加紧侵略，以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一环来实施。所以，自广田内阁起，日本对华侵略的步子明显加快，并且摆脱了局部侵略的限制，端出全面鲸吞中国的架势。
1936年8月，在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上很重要。8月6日，日内阁通过《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重申《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中通过的正式割占华北的基本国策。第二天，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强调要扩充军备，并明确指出：“在华北方面促进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或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此后，为制定具体侵华政策，8月11日，日内阁有关侵华活动的各省又开会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先逐渐专心一致地完成冀察两省的分治，对于其他三省，特别是对于山东，则努力以反共、亲日和日满华经济合作为重点进行各种工作，关于分治的形式，不管名次如何，着眼于掌握实质。”日本制定的这一侵略政策很快就付诸实施。1936年9月进行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的谈判，川越就提出了日方7项新要求：“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5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上之管理等，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依照华北经济提携的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这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表明它已决意要吞并中国。至1937年2月20日，日本《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出笼，其中表示：“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对南京政府采取措施，使该政权确认华北的特殊性，并进一步予以指导，使南京政权对日满合作互相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6月9日，关东军提出《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公然宣称：“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明确了全面进攻中国的方针，标志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制订工作基本完成。全面侵华已成必然。
二、华北事变前日本的军事准备、经济渗透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对华军事侵略活动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