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回归
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正常的。“六四”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的制裁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有些反映，如英国推迟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正常例会3个月；在香港也有一些干涉中国大陆内部事务的集会、游行等。但表现不是很严重。
1991年9月2日至4日，英国首相梅杰访华。两国领导人都重申坚决贯彻履行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两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保证在今后将按照联合声明协商合作，以实现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换和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会谈中，双方决定加快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并达成三项共识：（1）香港可自行与某些重要贸易伙伴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以便提高其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心的作用；（2）专家将在香港会谈解决剩余的细节问题以尽早在香港设立终审法院；（3）争取尽早就目前在香港用于军事目的的土地的前途问题达成协议。这期间，中英还签订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1992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访英时强调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
1992年下半年，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可利用西方制裁在香港问题上搞些名堂，给香港回归制造混乱，7月推出曾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的彭定康出任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任后，果然于1992年10月7日，抛出一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违反中英通过外交途径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政改方案”。彭定康的“三违反”政改方案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批驳。11月30日，中国港澳办公室发言人指出：英国无权处理任何涉及1997年6月30日以后的事情。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英国政府只得同意和中国在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以及中英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在1993年4月开始就香港1994—1995年选举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英国政府并未真心放弃在香港问题上的两面手法。1993年3月，港督彭定康不顾中国政府的提醒和反对，抢在中英就选举问题谈判之前，公开了他指定的1994—1995年选举草案。12月10日，又将政改方案的内容刊登于宪报上。并于15日提交立法局。从而使从4月开始，为期7个月，多达17轮的中英选举问题的谈判无法进行，英国单方面关闭谈判大门。
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由于英方采取的这一行动，意味着关于香港选举安排的谈判已经终止；并指出：中英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香港立法局所通过的任何关于1994—1995的选举法及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机构，在1997年英国统治结束时中国都不予接受。27日，中国港澳办发言人声明，英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在1997年6月30日终止。港英的政治架构也随之终结，其有关的组成部分立法局、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到1997年7月1日全部废止，这三级架构应于1997年6月30日解散，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的决定重组。
1994年2月24日，香港立法局1994年—1995年通过第一阶段立法草案。6月21日，又通过第二阶段立法草案。这表明英国政府无意要和中方合作解决问题，而是要破坏香港顺利平稳过渡。
1994年6月21至30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29次会议就香港用于防备目的的土地的前途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英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表现。英方一再要求希望改善对华关系，派大臣级以上官员访华。为争取英国的合作，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也出于对两国长远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全面考虑，中方对英方这些姿态作出了响应。1995年3、4月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希思先后访华，表示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5月份，英国贸工大臣赫塞尔廷率领庞大的贸易团体访华，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并和中国签订了价值10多亿英镑的贸易协议。6月，中英就长期悬而未决的香港新机场的财务支出问题和终审法院问题达成了协议。10月1日至4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访问英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并在香港、台湾、经贸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了成果，就增设领事馆和一些有关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达成了协议。1996年1月9日至11日，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同他就两国关系和平稳过渡进行了会谈。里夫金德赞誉中国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制、港人治港”的政策，表示愿在今后18个月的时间里同中国保持对话与合作。
1996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组建完成，并将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
1996年2月，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应邀访问了英国。1996年5月18日至24日，英国副首相赫塞尔廷率领270人的大型商贸代表团访华。8月31日—9月6日，英国贸工大臣又率团访华。1996年两国贸易总额达50．8亿美元，1997年达到58亿美元，这表明两国关系的改善保持良好的势头，也保证了香港的平稳和顺利过渡。
1997年6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到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热烈欢迎。7月1日零时，在香港会展中心，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注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而英国查尔斯王子、布莱尔首相、末代港督彭定康看着英国国旗徐徐降下。被英国统治了140多年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普天同庆的时刻，是中华民族洗雪一个半世纪以来耻辱的时刻，它预示着中国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示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定将实现。
二、澳门即将回归
澳门问题没有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中葡关系一直很好。葡萄牙政府对西方“六四”后对华的制裁并不同意，也未参加。从1990年起，中葡两国的高层政治访问一直没有停止。从1990年到1995年6年时间，中国高级领导人访问葡萄牙达11次之多，葡萄牙访华的也包括总统、总理、外长、澳门总督等。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葡萄牙，受到热烈欢迎。江主席在同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会谈时说：中葡两国在执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方面有良好的合作。苏亚雷斯总统表示：葡中友谊是世界的一个典范，是对和平的贡献。中葡双方在过渡期间已经解决了澳门国际机场建设的融资和航空协定的范本等问题。目前还剩下三个主要问题：中文官方地位、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问题。
1997年1月19日至2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葡，会见了葡总统桑帕约，并和葡外长伽马就双边关系、澳门问题等交换了意见。伺后，中葡双方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澳门机构和葡萄牙共和国驻澳门领事机构设施问题及关于东方基金会和成立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问题的磋商，并分别签署了会谈纪要。
1998年，中葡双方继续为澳门的平稳过渡积极进行了准备，通过评选确定了区徽、区旗，并就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地点达成了协议，将建造一座专门的建筑来举行这一盛典。关于过渡期间的三大问题也有进展，现在澳门本地人在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逐渐升高，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加紧进行，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而进行政权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并受到澳门人民的热烈支持。
1999年1月26日开始，为期20天，在澳门顺利完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参选报名工作，共有2200多位有意参选报名人。
1999年3月1日至2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副总理、筹委会主任钱其琛致开幕词，他指出：经过中葡双方的共同努力，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已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双方就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地点达成了共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有关机构和主要官员职位设置的意见于1999年3月2日通过。
为筹建澳门特别行政区，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依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考虑到澳门的实际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有关机构和主要官员职位设置，提出如下意见：（一）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设五个司，即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工务司；（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组建统一的警察部门之前，澳门原有各警察机构统归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管辖，保安司司长兼任基本法所规定的“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三）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各司司长、廉政专员、审计长、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海关主要负责人，均是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从符合基本法规定方法，从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中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我们相信，在中葡双方和澳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99年12月20日定会顺利实现政权的交接仪式，澳门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三、为早日和平统一台湾而努力
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使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成为现实，中国的和平统一的大业迈出了重要的两步，也预示着和平统一台湾、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事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务。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与之坚决斗争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人想分裂中华民族，制造“两个中国”都是徒劳的和注定要失败的。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最早着眼点也是放在台湾问题上。80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在内的统一大业。现在“一国两制”理论已率先在香港问题上垂范，并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和可行的。因而，更鼓舞了全中国人民为早日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决心。
1995年春节，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和平统一”的内容，他说：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实际上是在统一于中国的旗号下，除外交、国防安全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外，其它都不予改变。
但台湾当局在某些国际势力的引诱、支持下，企图搞什么“台湾独立”，在国际上推行所谓“弹性外交”、“金钱外交”、“重返联合国”等等违背民族大义、破坏和平统一的行为。而这些“台独”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外国势力在支持，但影响越来越小了。1995年6月，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3月，中国在东海进行军事演习，由此产生的中美间关系紧张，对美国朝野震动很大。美国也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它将会谨慎从事。1997年秋，江泽民访美获得极大成功，也促使了美国政治倾向的转变。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在上海公开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是中美建交近20年来美国总统公开阐明对台政策，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其影响将是长远的。
1999年2月28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应邀访华，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会见了她。唐家璇外交部长同她进行了会谈。在会见中，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奥尔布赖特表示：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克林顿总统去年访华时公开重申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不政策”。美国政府正式邀请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在4月份正式访问美国。这些都反映了美国重视和加强中美关系的一面。但我们从长期的国际交往中也很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面，这就是始终不肯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1999年3月1日，就美国国防部发表所谓“台湾海峡安全形势的报告”，散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导弹威胁，企图藉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制造借口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评论：美方的这一做法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月26日，美国发表《1998年国别人权报告》，指责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并无视事实，攻击中国存在“广泛而有据可查的侵犯人权现象”。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一文，对美国自身的人权情况予以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