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在位的三十年间，是东汉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教育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帝怕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自到太学里讲经，招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讲和看热闹。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讲解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可有别的讲法。汉章帝继续他父亲的做法，想方设法地加强思想统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亲自裁决，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把白虎观会议的记录，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白虎通义》的书。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写过一部《汉书》，这是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的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汉书》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记录了汉高祖刘邦起，到王莽篡汉为止的二百多年的历史。班固也擅长写赋。那时候，有人对首都建在洛阳表示不满，希望迁到西汉时候的首都长安去。班固反对迁都长安，他特地为这件事写了篇《两都赋》，赋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洛阳人。长安人夸耀长安如何如何好，应当作为首都，洛阳人说帝王之气在洛阳，应当以洛阳为首都。最后，洛阳人说服了长安人，两个人一致认为应当把首都建在洛阳。班固的这篇《两都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时候，有个反对专制思想统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观会议的要求唱反调的。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从小就很聪明，也很用功，六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被送进本乡的书塾，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二十岁那年，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虚心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日子一久，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各种各样的新书。王充很穷，他找到了新书，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阅读。王充读书十分专心，记忆力又特别强，一部新书，读书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背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当时政治很腐败。他不想做官，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像秘书一类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很长。王充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炟推荐他，说他的学问跟孟子和司马迁一样好。章帝也有意想请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情愿在家里写书。
王充用了几年工夫，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的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到处都安放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材料储藏了好几间屋子。他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新颖，材料也很丰富，说服力很强。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说：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条水蛭(俗名叫蚂蟥)。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挑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刑。他怜悯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他们说这就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肚子里热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宣传说：这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烧焦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碰巧的偶然现象，天上并投有什么雷公，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