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动与认同是族群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互动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认同是互动的结果和实现。要深入探讨族群间的认同模式，必须首先探讨其日常生活中互动的状况。
一般来说，各族群在长期的临界态势下，大多会产生诸如语言、生产生活、经济交往、婚姻关系、社交礼仪等方面的互动。贺州族群间的互动是频繁而又复杂多样的。
一、语言互动：各族群在临界，甚至跨界的互动中，语言互动首当其冲，因而产生许多复杂而又奇妙的语言互动现象。尤其是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景下，这种互动又会灵活多变，从而显示出互动的动态多变性。
先看灵凤村。
1．对外交往时的语言互动
他们大多视对方的语言而定，以官话——普通话与桂柳话进行交际。村中大多数中青年人会讲普通话，老人基本能讲桂柳话。笔者在该村调查时，同年轻人交谈，大多都能以不太顺口的普通话应答，而60岁以上的老人则会用流利的桂柳话与笔者对答，有的老人不仅会讲桂柳话，还到过许多西南官话区，懂许多桂柳人风俗习惯。另一方面，村中妇女却并非完全如此，除40岁以下在外读过书的之外，绝大多数不能与笔者用普通话或西南官话交流，老年妇女更是如此。这是因为：（1）旧时边远地区由于经济落后，许多人无力上学读书，‘不懂官方语言，兼之交通闭塞，信息不通，造成如此之现状；（2）即便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农户家庭宽裕，但落后、保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阻碍了这些人同外部交往与习得外部文化。从而说明，语言的互动既受族群内部发展需要之影响，也受外部他族群之左右，更是由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操纵而大受限制。
2．在贺州市内交往时的语言互动
贺州族群众多，仅八步镇灵凤村就有十个左右，其语言也是各具形态。众多的语言，各族群在其地域范围内又是怎样运作的呢？一般而言，在街镇，广府人占居主导地位，做生意同外部交往的人也大多来自广东，因而，各族群以广东白话作为交际语言；而在村所，客家人，尤其是操长乐音的客家人成了主体族群，长乐客家话理所当然成了族群间互动的语言，个个都能听，人人都会说，再下到村组的聚居区，语言互动就十分复杂了。如由于灵凤村内有本地人、八都人、铺门人、广府人、客家人、湖南人及桂柳人等族群，他们分别以本地话、都话、铺门话、白话、长乐客家话、河源客家话、河婆客家话、湘方言及西南官话为自己的母语，因而，往来互动时十分复杂。灵凤村村民家庭结构不同于其他地区，它们大多由三个以上的族群成员组成，语言较为复杂，因而，语言互动也较为特殊。一般而言，在家庭内部．族群成员间大多都能听懂对方的语言，并基本能以所有语言作简单对话。但是，大多数家庭都以主家语言作为日常交际语言，外嫁来的媳妇的语言在正式场合下很少使用，公婆家方言成了家庭共用的方言；上门入赘的也要逐步习得女方家语言．并在往后的互动中以其作为主体语言进行交流沟通。笔者在灵凤村作田野调查时发现：都人去本地人家就讲本地话，去客家人家讲客家话，去广府人家讲广府话，去桂柳人家讲桂柳话，去铺门人家讲铺门话，反之，这些人去都人家则大多操自家方言，道理很简单，都话外人很少会，而都人则什么话都会，此乃其中一例。总之，除都人特殊外，其余各族群在去对方家与其交谈时，多以对方方言作为主体语言进行互动。读者也许会问，众多的族群，复杂的方言，其在村内交往时如此，当他们外出（出村、出镇）交往时，其又是怎样进行语言互动的呢？
概而言之，当两族群在外交往打招呼时，“谁先开口就用谁的语言进行交流，先开口的人用哪种语言大家都同用这一种语言。”[1]其实，情形也并非完全如此。在外与他族群交往时，“郑姓都人以往除白话、桂林话外，少讲其他话，特别是不讲客家话。”[2]“在土客族群的互动中，许多人中只要有一人是客家人，为了‘救’他，大家都讲客家话。”[3]
实际生活中，族群间的互动又并非完全如此，具体而言，都人与本地人交往时讲本地话，本地人与广府人、客家人交往则两样话都讲，本地人与铺门人交往则只讲本地话。由于铺门话、都话难学，白话、本地话及客家话容易学，故而形成这种状况的语言互动。
总之，灵凤村各族群的语言互动十分频繁，既有土客族群问的交往，也有客居族群间的交往，更有土着族群与土着族群间的往来，呈现出其交叉互动之特征；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种互动也随着“发展”与“进步”，“在族群家庭内部，以往其成员必须操公婆家话，而现在则操什么语言都没有关系。”[4]正是强而有力的佐证。
跳出灵凤村。情形有所变化。一般而言，其语言的交往大多表现为土、客族群的两两互动。由于土、客在抗争过程中，客居族群（如客家人）无论在人口上、生活上，还是文化水平上都超乎于土着族群，因而表现在语言互动上土着族群向客居族群依附、后者对前者不接纳的畸形态势。以客家族群为主体的三加村萝卜滩便是如此。田野调查表明：萝卜滩的都人男女老少人人会讲客家话，而客家人则几乎无人听得懂都话，更不用说会讲都话。
再看鹅塘镇盘谷村。
在盘谷这个地方，各族群的人都称得上是语言高手，他们几乎人人都精通多种方言。只要是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然村，或周边相邻村寨，其族群的方言个个会听能说。有些人会讲三种五种，有些人会说八种十种，所以交流起来十分方便，不论你是哪个族群都不会有语言障碍。比如说，一般客家人除说客家话外，顶多会贺县的普通话，即桂柳话，而且平常也不太说，客家人一般都不学其他语言，什么广东白话、鸬鹚话、都话、梧州土话，他们都不会。其他族群的人从来也不计较这一点。他们都学会客家话。在与客家人交往中就都用客家话与其交流。土瑶话较难懂。也难学，而且明梅村与盘谷距离不算太近。在盘谷居住的土瑶仅一户。但在长期共同生活交往中，盘谷的壮族、汉族人都能听懂土瑶语，有不少人也能说上一些。使得瑶族人与盘谷各族群人都能在自如往来交往中没有语言的障碍。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年幼儿童都是见到什么族群就讲什么话，对答自如，丝毫不存在不自在的感觉。这是各族群上百年互相认同、互相友好往来的结晶。
黄洞瑶族乡又是如何呢？以都江为例：
由于都江各族群保持着高频度的交往，语言互动首当其冲，是故，语言的混合和多语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在都江，最通用的语言是客家话，其次是桂柳话，再次是本地话、白话、普通话，一般成年人甚至少年儿童都会三种话以上，多的达七八种。瑶语和壮语，除本族群的人讲外，其他族群的人学习的比较少，这是因为壮人、瑶人人人都会讲各种汉语方言，什么汉族的族群与他们交往都不会存在语言障碍。当然，若汉族各族群学习壮语、瑶语，与壮人、瑶人交流会更有亲切感。这一点带我们进山的吴品喜主任深有体会。他说，由于过去与瑶人接触较少，读书学习时都用客家话、普通话、桂柳话，所以不懂讲瑶话。但当了乡干部后，经常下村接触瑶族人，慢慢学会了一些瑶话，到瑶族村寨开会用一半瑶话一半客家话对群众讲话，效果比以前仅用客家话的效果更好。
由此可见，语言互动是族群互动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它受互动族群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另一方面，这种互动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互动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语言互动如此，其他互动又是如何呢？
二、婚姻互动
在贺州的族群互动中，婚姻互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婚姻互动是族群互动的又一重要指标。如果说语言互动是族群互动的显形因素，那么，婚姻互动则成为其互动的隐形因素。
在灵凤村族群间的婚姻互动表现得极为突出。通常，一个大家庭大多由2～3个族群成员组成，有的甚至更多，请看下面实例。
刘运通家。一方面，其父、侄子及本人为讲德庆话（白话的一种）的德庆人，其母亲、老婆及嫂子都是从黄田嫁来的九都人；另一方面，其大姐、二姐及三姐已分别嫁给沙田、莲塘的客家人。据其本人补充说，他们族群除同姓不婚外，与其他姓都通婚，与其他族群也没有不通婚的现象。
邹德彬家。父亲、本人、儿子及孙子为河源客家人，家里两个娶来女人母亲及大儿媳都是本地人。
黄连香家。母亲及本人为客家人，妻子为里松镇瑶人。
黄水林家。本人与儿子为铺门人，妻子为本地人，儿媳则为客家人。
吴启暖家。本人及母亲为公会话客家人，妻子则为本地长乐话客家人。
邹雄明家。本人及父亲为河源客家人，母亲及妻子则为本地长乐客家人。
吴昌就家。父亲、母亲、小孩及本人为长乐客家人，妻子欧氏则为操湖南话的湘人。
李秀英家。本人为客家人，小孩为客家人，丈夫则是都人。
以上实事表明：灵凤村众多族群间的婚姻互动是复杂多样的，各族群间的往来也是不拘一格的，既有土着族群与客居族群的互动，也有土着族群之间、客居族群之间的互动，更有同一族群下的亚族群间的往来。客家人中的长乐、河源、河婆、公会人，本地族群中的都人、本地人、铺门人，白话人中的广府人、德庆人等亚族群间婚姻互动即是显例。特别有趣的是灵凤小学黄学军书记家的家庭结构：
祖父 都人
祖母 铺门人
父亲 铺门人
母亲 都人
本人 铺门人
妻子 壮人
儿子 铺门人
大儿媳 本地人
侄儿媳 客家人
祖孙四代中竟有都人、铺门人、壮人、本地人及客家人五个族群！再一次凸现各族群婚姻互动的场景！
在问卷调查中，378张问卷中有146人以高达39％的比率认为其祖孙三代是本民族、本族群通婚的。当问及“你们与其他民族是否通婚”时，378人中有201人以53％的比率回答“通婚”，126人以33％的比率则回答“随意”，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认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互动又是如何呢？当问及“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一个民族”时，271人以72％的比率回答是“汉族”，这是其婚姻互动的一面——民族间的婚姻互动。另一方面，同一民族其不同族群间婚姻互动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对问题“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个族群”时，其互动的比率为客家人：183人，占48，9／6；广府人：75人，占20％；本地人：115人，占30％；都人33人，占1，9／6。从而说明：灵凤村由于与其他民族不发生临界互动，其婚姻认同虽然程度较高，互动的比例则不大；反之，其汉族之下的不同族群间婚姻互动的比例却是极高。
以上事实表明：灵凤村各族群的婚姻互动是灵活多变、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族群的。这是其互动的最大特征。
其二，各族群在其互动中一直是同姓不婚。灵凤村汉族族群强烈地排斥同姓婚姻，笔者在该村近30天的调查中，没有发现一个例外！
另一方面，灵凤村无论是族群内部还是族群之间除同姓不发生婚姻互动外，不同姓氏之间有的也是不能通婚的。
郑姓都人同姓不婚，同时，也从不与潘姓发生婚姻关系。其族内共同认为：潘姓是郑姓分出去的另一支。[5]更有甚者，该姓都人连表亲间都不能通婚，完全排斥同姓同血缘婚。
蔡姓广府人也是同姓不婚的。较郑姓都人而言，其异姓婚则有所变通。据传，蔡姓之“蔡”是记“材”的谐音而来的，他们本姓林，某朝时，福建林姓人特多，周围方圆几十公里无异姓，只好同姓结婚，为避同姓婚讳，结婚后，女方改姓“材”，亦即“蔡”，这就是灵凤村今朝蔡姓的来历。
邹姓河源客家人同外族群婚姻互动与蔡姓广府人极为类似。他们也是同姓不婚。与此同时，同卢姓也不通婚。传说邹姓祖先从广东来贺州时，与卢姓先祖互相拿错了香炉，因而极有可能两姓互为混杂，为避免万一，确保同姓不婚之铁律，现邹、卢两姓互不通婚。
同上述一样，黄姓铺门人也是同姓不婚，与此同时，与陆姓不通婚姻关系，认为“黄陆无异姓。”
除此之外，其他族群自认同姓不婚，现实生活中也极少见同姓通婚者。
问卷调查对此又作出怎样反映呢？资料统计表明：
201人以53％的比率“不同意”同姓通婚；只有102人以27％的比率认为“同意”；其余则认为“必须隔几代”、“只要除了五服”等，足见其同姓认同比例之高及排斥同姓婚姻的强烈程度。
此乃灵凤村婚姻互动现实生活的一面。从旧时来看，族群间，特别是土客族群间婚姻互动存在一定的界限。通婚的对象不同，结婚的程序及仪式不一样，土客族群双方对其互通婚姻的认同意识也不尽一致，等等，都是影响族群互动的因素之一。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留意到这种微妙关系的隐喻，长乐客家人认为，“与本地人（都人、本地人、铺门人）等族群结婚，老人说不合。”[6]
八都人聚居的厦良寨其族群与外部族群的婚姻互动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