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结构上看，毛泽东的古典文学基础颇为扎实，这股古典的中国风熏陶了毛泽东独有的领袖气质、诗人气质和兵家气质。其中，中国古典小说是毛泽东终身喜读之书，常读常新，而且能从小说中读出政治风云、军事科学、唯物辩证法，这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从小就爱看的、一生中不知翻阅多少次的经典名著。名人读名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西游记》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许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在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水浒传》。毛泽东爱屋及乌，由对《西游记》的赞叹转至高度评价书的作者吴承恩，把他与孔子、孟子、荀子、屈原、司马迁、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孙中山这些中华文化巨匠并置一处，称其文学创作是民主文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这一评价，吴承恩是当之无愧的。吴承恩终身科举、诠选未果，《西游记》在清代成为禁毁小说，却能在死后四百年得到一位革命领袖的赏识，若吴承恩九泉有知，该作何想呢？
对《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毛泽东都有评点。他虽然骂唐僧是“愚氓”，是伯恩斯坦，却充分肯定他去西天取经，是百折不回、方向明确、意志坚定，还说唐僧是大翻译家。对沙和尚，毛泽东说他有个性，是典型。毛泽东对猪八戒批评最多，说他有许多缺点，一辈子都是自由散漫的，是个修正主义者，党性不强。但也指出，猪八戒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耐劳。孙悟空无疑是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人物，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最革命的角色，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灵活机智，是人民的化身，甚至把列宁喻为孙悟空。毛泽东特别欣赏孙悟空的斗争哲学，那就是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需要的是明辨是非的洞察力和果敢行动的斗志，不需要那种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恭敬不如从命的奴隶人格。当然，毛泽东对孙悟空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他批评孙悟空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由于戴了金箍咒而减弱了反教条主义的勇气。毛泽东嘲笑孙悟空藏尾巴的拙劣伪装，认为孙悟空也要锻炼锻炼。连唐僧骑的那匹白龙马，毛泽东都没有忽略，表扬它不图名利、埋头苦干、朴素踏实。有意味的是，毛泽东戏言唐僧党是第二国际，这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仅仅停留在小说鉴赏层面，这不是毛泽东的风格。他要深入下去，由里到外，点化出哲理和教训，教育全党和革命群众。讲辩证法，毛泽东想到了《西游记》。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哲学专论中，《矛盾论》是有分量的一部。在谈到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他举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等事例，借以说明这种神话中千变万化的故事，“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①①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请出孙悟空现身说法。当时，毛泽东提出了统一全党思想的三大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搬出唐僧师徒予以形象化的生动诠释，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唐僧），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孙悟空），这是多么地圆通、多么地神奇。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样贴切广大民众，贴切中国国情，所以深入人心、影响久远。
抗战军兴，敌强我弱。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社论时，搬出《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亦名罗刹）的故事，号召全党全军轻装上阵，向孙行者学习，灵活应对变化中的局势，打败日本妖精。言简意赅，无比生动，很有说服力。
打败日本鬼子后，国共在重庆展开最高级会晤。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政治智慧对国民党要员大谈《西游记》，把共产党喻为孙悟空，说共产党进行游击战争是国民党逼迫所致，正如孙悟空受玉皇大帝欺压，愤起大闹天宫一样。这种基于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诙谐而尖锐的谈锋，非毛泽东莫属。
建立新中国之后，毛泽东依然借助孙悟空的神威扫清政治上的障碍。1953年9月16日—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对“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展开猛烈批判，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针对梁漱溟声称是“农民代表”，毛泽东借用孙悟空可以七十二变，就是尾巴不好变，以致弄巧成拙的故事，讽刺梁漱溟是伪装的农民代表。四年后，毛泽东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借用这个故事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声称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知识分子的尾巴比孙行者还长，知识分子翘尾巴将天下大乱。抨击之猛烈，言辞之偏激，符合其人其时其境。历史已对1957年反右作出了公正评价，此不赘述。两年后，即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又用《西游记》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上了一堂辩证法的课，旨在说明单看现象不能解决问题，要通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
国内外的各种大气候、小气候，尤其是与苏共的决裂，使毛泽东格外看重《西游记》，人间天上，现实虚幻，何其相似？！何其迫人？！毛泽东请来孙悟空，为他披荆斩棘助一臂之力。只有“金猴奋起千钧棒”，才能“玉宇澄清万里埃”。因是之故，毛泽东热情呼唤“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号召人民永远战斗，从年轻到年老，从神话到现实，从历史到未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高扬革命旗帜，鼓足革命干劲，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需要孙悟空式的大无畏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需要破除迷信、打倒专制君主（玉皇大帝）、横扫束缚人们前进的天条和框框。
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有些人不能立即说出《西游记》的作者。正如孔子在中国妇孺皆知，人们却未必知道《论语》一样。这是文化史家应该解答的谜。但这丝毫无损于吴承恩的光华。令人感叹的倒不是吴承恩的名字不能从许多人的嘴里脱口而出，而恰恰是吴承恩终身穷困潦倒、科举不中、求官不得，不惜低声下气请友人代为说情。一代大师竟为生活所迫而致此，这是文人的可悲！这是天才的不幸！
在制度框架内，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生存的重负曾经夭折了多少风流人物，生活的琐碎曾经消蚀了多少英俊天才。吴承恩正是其中的典型。倘若不是上天让其长寿，吴承恩哪有机会写出千古名篇？！吴承恩在功名之途上消耗了过多的时间与血气，这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这是必须还是多余？一个神童的创作天才要到七八十岁才得以焕发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原因似乎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缺钱、无官。在一个官本位的科举时代里，科举落榜就意味着无权亦无钱。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七十二变，自由浪漫，敢想敢为，头上却套着一个金箍咒。这个金箍咒就是吴承恩从自己头上移到猴头上的，而且是纯金的！寓意多么深刻！
笔者曾仔细端详过吴承恩的手迹拓片，字体清俊，言之为书法家不为过。吴承恩善饮，酒量惊人，且有歌妓相伴，有“金勒驻花留夜醉，朱楼拜月换新妆”；“从今载酒来应数，醉听雏莺和友声”诗句为证。吴承恩交友，朋友中气味相投者当推文征明、王宠，两人都是诗人、书画家。与文征明，吴承恩曾有许多记载两人在雨后月夜的苏州石湖上且饮且歌，“洞箫一曲倚声歌，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在吴承恩眼中，王宠仿佛神仙般人物，“仙子乘凤车，飘然下庭除。吐气若芳兰，流光比神珠”。在友人看来，吴承恩绝非俗物，将之比作嵇康和阮籍。
吴承恩是双重人格的典型：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他书生气十足，生活能力很差，连考试也不行，只得终生受穷受苦受气，在做了京官的朋友面前低贱自己；另一方面，在情感与艺术世界里，他自由而飘逸，宛若天马行空，超凡卓绝，非常人可比。天才多是神经质，吴承恩的思维世界充满了幻觉和神怪，不如此不可能写出《西游记》这样的旷世奇品。他从小就在精神气质上与神怪相通，他对此直言不讳：“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父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像这样入迷神怪故事，从小到大不知倦怠，是谓痴。各路神怪，各种幻象，各式文体，就这样积淀在吴承恩心中，越积越厚，越积越醇，加上人生经历和世道变迁的不断启迪，终于在晚年呼啸而出，一发不可收拾，流泄在笔端的是通篇的锦绣文章。
据称，吴承恩曾写过一本神怪小说《禹鼎志》，可惜已散佚。如果将它与《西游记》予以比较研究，想必能够加深人们对吴承恩美学思想和创作风格的认识。晚年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吴承恩孤独、孤傲、孤愤，而且颇为自信，将自己与杜甫、廉颇相比。有诗为证：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梅花开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肯安排！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①①文中所引吴承恩诗文，均转引自前述朱茂汉《吴承恩》文，一并致谢。（《送我入门来》）
关于《西游记》，人们已经说了许多，本文不再秽隆Ｖ幌敫酱一笔，歌德的诗史般作品《浮士德》是在晚年写就的，与吴承恩相仿。难道人生的黄昏时分是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
（杜七红）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今江苏江阴市人。他从小喜爱祖国地理山川，不好功名。万历三十五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徐霞客开始遍游祖国河山，他的足迹遍布江苏、粤闽、湖南、云南、贵州、湖北、四川及西域，历时二十八年，并将沿途的名山胜地和克服艰难险阻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编成《徐霞客游记》，享誉四海。他对地理学的贡献是空前的。毛泽东称赞他“没有官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毛泽东评点徐霞客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金沙江的发源。“岷江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摘自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70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