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张先生退休了。但是，他退而不休，被清华大学敦聘去任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这副担子可不轻啊！是年，他已七十有六，早已年逾古稀，已届耄耋之年了。而思想所适值创办伊始，万事起头难啊！可是，他老人家却喜出望外，他乐于“在有生之年终于能够又回到一生都梦魂萦绕的清华园”，为“恢复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的光荣传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而“老当益壮”地尽心尽责，“他老人家不时地向研究所里的同仁提出‘古今贯通’、‘中西融合’、‘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理念，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使之形成为办研究所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老文科、清华学派的治学的优秀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又是张先生本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的直接运用”。羊涤生说：“清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文科时，先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内含文、史、哲。当时岱年师已七十多岁，我到他家请他出任所长，他欣然接受，并表示正合他意。并对如何筹建、如何进人，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当时清华文科没有教授，在评第一批文科教授时，我协助做些具体组织工作，岱年师都亲自参加指导和评议，破格大力支持。”所以说，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开办以来，日益兴旺发达“和张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当不可分”。
中华孔子学会（原名中华孔子研究所）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85年。张先生说：成立前夕，“翁荣溥、张剑尘等来访，说计划建立孔子研究所，要推我为所长，我表示支持。”在成立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先生为会长。他致辞时，“庄严宣布：‘盲目尊孔的时代过去了，盲目批孔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一精辟的理念，就成了学会的工作指导思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获得了周谷城、冯友兰、梁漱溟、张申府、贺麟、白寿彝、邓广铭、季羡林等著名学者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等社会名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等大学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直到2004年张先生逝世为止，先后召开过各种类型的会议30多次，出版了有关论著多种，发展了多达千人的会员，对全国大力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先生还长期担任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并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名誉院长一职，对该院的创办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他多次畅言：“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2004年4月24日，张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5岁。张先生终其一生的高尚的人品与杰出的贡献，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的领导敬献了花圈，他受到了殊荣。这和张先生的一生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不可分的。他早从上初中起就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大学的前后他就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就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代他就立志“以学术报国”，其实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救国，从此以后他无论是教哲学，或者是研究哲学，还是创造哲学，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他毕生行走在将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上，他终于成就为将中、西、马三种哲学相融会的一个典范。这是张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两次转折与三个方面
——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存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岱年先生在1992年写的《八十自述》中引用章太炎所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然后总结他本人的学术生涯，指出：“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转史，终乃由史转论。”同时指出：“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文化问题的研讨。”在同年为《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写的“自序”中他也说：“自30年代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二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张先生在这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张先生本人和其他研究者已有很多论述。我在《自强不息、创造综合》和《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述要》等文中也曾有所论述。值此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主要就张先生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贯通以及我所体会的张先生在这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由论转史”和“由史转论”
张先生的“由论转史”，是指他在四十岁前后即1949年前后的转变。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前“兼治中西哲学……而颇好深沉之思……拟穷究天人之故”，发表多篇哲学论文，并著成《天人五论》，“对于宇宙人生，独抒所见”；四十岁以后，因院系调整，“教学工作专业化，遂专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所谓“由史转论”，则是指他从80年代后期发生的转变，即“近几年又复对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
张先生早期“兼治中西哲学”，把研究中国哲学史与吸取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有机地统一起来，同时亦研究文化问题，此为“由论转史”的“论”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此“论”的时期，已包含了张先生学术研究的三个方面，而以“论”为主，或者说，是把“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放在三个方面的首要位置。
在四十岁以后，张先生转入“专心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但在1964年三四月间他也曾“忽然对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发生兴趣，进行了一些思考”，“写了一些札记”，在1965年上半年“抽空将去年所想的整理出来”，其中也包括1965年四五月间写的几条“研思札记”。
在80年代后期，张先生“由史转论”，“又复对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八十岁以后的高龄）所限，张先生晚年虽然有几篇关于哲学理论如“价值”等问题的论文发表，但大多数哲学观点仍是以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研究的形式来表达。也就是说，在张先生的第二个“论”的时期，仍包含了张先生学术研究的三个方面，而“论”实际上并没有占据首要的位置。据王中江的回忆，张先生晚年曾“想写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中心问题是讨论‘自然与人’的关系”。这可能是指对《天人五论》的扩充和完善，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完成。张先生在八十岁寿辰时曾感慨“时间已经太少，太晚了”。没有完成“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是张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憾。这也是我们应对1949年以后至80年代这一段历史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
二、张先生的“论”是以“史”为根柢
张先生早年读《四书》《老》《庄》，在上高中时听过班主任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曾在《师大附中》月刊上发表《评韩》一文，“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专重刑赏的观点”；又曾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关于列子》一文，赞同《列子》一书是“赝作”的观点，但反驳列御寇为“《庄子》寓言中人物”之说，根据历史资料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张先生在1995年写的《记忆中的第一次》一文中讲了一生最难忘的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在正式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列子》。
张先生在上大学后发表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文末说：“我自己二年前对于考证发生过兴趣，现在却久已离考证国土了，并已离开古书世界了。”
这说明张先生在上大学后主要研读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著作，经过将新唯物论与西方他派哲学的比较，始确信“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同时亦指出“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受其兄张申府关于罗素、列宁和孔子“三流合一”之说的影响，张先生认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由于认识到当时的新唯物论“实只雏形”，中国将来的新哲学还“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所以张先生不仅研读新唯物论和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且反归“古书世界”，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中国知论大要》等文章。这一方面是要论证新唯物论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要用中国固有的精粹思想来补充、发展新唯物论。如果没有对中国固有的精粹思想的认识，也就不会有张先生关于发展新唯物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见解。
在《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一文中，张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本根”有本始、究竟所待和统摄义，又说：“印哲及西哲言本体，更有实义。以为现象为假、为幻，本体为真、为实。……此义中国哲人不主持之。中国哲人言本根与事物之别，不在实幻之谓，而在本末、源流、根枝之辨。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这一思想即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怀特海所批评的“自然之二分”，不是讲“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而是肯定“现象即实在，实在即现象”，这里所谓“现象”实即指人的“生活世界”。这一思想后来写入《中国哲学大纲》，即“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这是张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深明洞见，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在50年代写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八九十年代写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和《论老子的本体论》等文中，乃至在他临终前一年发表的《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中，张先生都突出地讲了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我认为，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于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如“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中国哲学是讲“一个世界”而非“两层存有”），而且对于认识张先生的哲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张先生把中国思想的发展“简括”为三大段：“原始是宏毅、刚动的思想，其次是柔静的思想，最后否定之否定，又必是宏毅、刚动的思想。”又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一思想又被写入《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其中提到中国的新哲学应“能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这也是后来张先生提出“中华精神”的肇端。张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崇尚“刚健自强”的精神，这与他从小就受到的“要努力‘要强’，要做个好人”的家庭教育和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关。在《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中张先生提出“理生合一”、“与群为一”；在《天人五论》的《品德论》中又提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增健以为公”。“充生”就是发扬“刚健自强”的精神，“达理”就是克服人生之冲突，达到道德的和谐境界。我第一次听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张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当讲到《易传》时他吟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他在困厄的时期总是用这句话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张先生的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也确实是深入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乃至家庭教育的“民族精神”。张先生对此体会最深，所以他在80年代初著文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以后又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以称为“中华精神”。
张先生在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序论”首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提出了“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依此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这是在金岳霖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之后首先为中国哲学史“正名”。我认为，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已经基本解决了，金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讲中国哲学的特点，也不再认为“中国哲学史”有名称的“困难”了。在2004年临近春节时，我曾拜访张先生，问《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为什么写了“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张先生说：“这是经过我认真思考的。”其实，张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张岱年学述》中就已明确地说：“我（写《中国哲学大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首次提出宋元明清的哲学思想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外，还有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在《天人五论》的《事理论》“自序”中，张先生说：“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可以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接着”横渠、船山的气论讲的。承认横渠、船山的气本论是宋明理学中的一派，这是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的一块基石。但是对张载的哲学思想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这也是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论辩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些年，受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的影响，否认张载思想是气本论的观点似乎比较流行。我在2004年写的《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文中对此有所辩驳。前段时间我把书稿中的一小节抽出，题为《“先识造化”：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已发表在《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在此文的“附识”中我说：“回顾二十年前，我写有《“先识造化”与“先识仁”——略论关学与洛学的异同》，发表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曾呈张岱年先生教正。张先生在1989年12月18日的信中说：‘你论述关洛异同的文章写得很好！很久没有见到这样好的文章了……我看了很高兴！’这一鼓励对于我以后的治学有重要影响。值此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文遥祭先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