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9日下午，到李锦全先生凤凰村家里送信。先生近日从校内家中清理出当年蜡纸刻印的《编余吟咏》两册，并送我一册。《编余吟咏》乃《中国哲学史》编写组成员的酬唱之集，分“东湖篇”、“花地篇”、“锦江篇”、“北海篇”、“渤海篇”、“燕京篇”等六篇，32开本，凡154页。李锦全先生所写《小序》题“壬戌秋”作，壬戌乃1982年，可证该书成于1982年秋天之后不久。
关于张岱年、石峻先生诗作的时间，据李锦全先生《思空斋诗草？〈编余吟咏〉初序》的注释，《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三年间共举行过六次较大规模的聚会，其中，1981年冬，教育部组织的教材审稿会在大连召开，审稿人以张岱年、石峻先生为首。可证二老之诗作于1981年冬季。
大连审稿会上，亦有诸多与张岱年、石峻先生相关的诗篇。如《编余吟咏》第5篇《渤海篇》第109页有萧萐父1924—2008）先生的《再叠前韵答诸同志，兼呈岱年、石峻老师》，第131页有李锦全先生的《临江仙——题张老、肖公、小毕棒棰岛滩头留影》（按，“肖”字，《思空斋诗草》本作“萧”）。
李锦全先生的《思空斋诗草》有多处提到石峻先生。如《〈编余吟咏〉初序》云：“传经来二老，论道于观海楼中；继业望诸青，执卷于黑石礁上。”此记大连审稿会事。又云：“羊羹开晚宴，石公雅意酬宾；冷酒下猪肝，萐父欢情度岁。”此记大连审稿会后北京改稿事。另有《一九八一年深秋，石公参加黄山伦理学讨论会，会后赴杭州，又与老萧同参加宋明理学讨论会，并联同赴长沙、桂林，会后有岭南之行，主持我系中哲史研究生论文答辩，赠诗志感》一诗。
作为学术晚辈，我以前没有听说张岱年、石峻先生写过诗，因此特将两位先生联合署名的《大连中哲史审稿会有感》录出，并藉以祭奠他们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2月12日第11版《学术家园》）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现代诸哲之评赞
张儒威周德丰
（南开大学哲学院）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20世纪哲学界一位彪炳千秋的英哲大贤。他与同时代的大哲，诸如张申府、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诸先生，或因师友之谊，或因骨肉之情，或因道义之交，颇多交往，相知甚深。同时，对他们的学思历程、学术得失、思想真诠，也有超越常人的独到了解。现代诸哲健在之日，张岱年即有著述加以评价；诸大哲道归仙山之时，张岱年又有致悼缅怀之文。张岱年的这些文字，对于帮助我们客观、正确、全面、深入地认识和评价现代诸哲，更好地继承他们的学术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一
张申府先生原名崧年，是张岱年的长兄。早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职于黄埔军校。20世纪30年代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主讲西方哲学史、数理逻辑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等课程。张申府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建国后受聘为北京图书馆研究部研究员。因病于1986年逝世。
在哲学思维的训练以及研究哲学的道路上，张岱年受到其长兄张申府很大的影响。在张申府的引导下，张岱年广泛地阅读了西方哲学著作，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其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张岱年晚年的文章当中，他充满深情地追忆了兄长张申府对他的帮助与提携。他说：“受吾兄申府的引导，我细读了.Russ（罗素）、..Moor（穆尔）等的原著，很赞赏他们的逻辑分析方法。同时也读过Roy（鲁一士）、W.ms（詹姆士）的著作。……在申府的引导下，我又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著作，深为辩证唯物论的光辉所吸引。”1933年前后，张岱年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发作者简介：周德丰，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张儒威，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哲学。
表了二十几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外界的实在》一文，深得张申府的喜爱，他评论道：“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有做出这等文字的素质的民族，并不是能够灭亡的。”以此为契机，在张申府的引荐下，张岱年得以结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在哲学界颇有建树的前辈学者。在向前辈学者请教与探讨学问的过程当中，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得到了训练，学术视野也得到了拓宽。对此，张岱年写道：“我有幸向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和吾兄申府问学，这不能不说是幸运。”
对于张申府的学术思想，张岱年有精辟评赞，大略云：“吾兄申府，精研哲学、逻辑和文化理论问题，深耽罗素之学，更努力阐扬唯物辩证法，自20年代以来，蜚声哲苑。”可见张申府的学术贡献大致体现在对罗素哲学思想的评价和介绍，以及对唯物辩证法的提倡这两个方面。
在青年时期，张申府对数学就颇为感兴趣，“继而对于数理逻辑深感兴趣，由于研习逻辑，于是进而探究哲学。对于罗素、穆尔的新实在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较深”。罗素是西方著名的现代哲学家，曾于五四运动时期来中国讲学。当时张申府是国内学界当中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专家，公开发表了多篇论文评述罗素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郭湛波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当中将张申府列为介绍罗素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张申府所撰写的论述罗素的文章，张岱年认为“这些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评介西方哲学的重要文献”。
20世纪30年代以来，张岱年认为张申府“在哲学界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提倡提倡罗素所讲的‘逻辑解析’方法，二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张申府还提出了“逻辑解析”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不但“相通”而且“互补”，提出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构想，主张“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这一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比较精湛的见解，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称为一家之言”。然而张申府未能对这一设想进行理论上的展开，对此张岱年扼惋叹息道：“申府敬仰罗素，却未能学罗素的勤于写作，这是值得惋惜的。”
与张申府同时代并且注重逻辑分析的还有金岳霖。张岱年与金岳霖的交谊始于1932年。在这一年，张岱年的一篇题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引起了金岳霖的注意。嗣后，经张申府的介绍，在哲学界刚刚崭露头角的张岱年拜访了金岳霖。金岳霖认为：“《问题》一篇文章分析得很好，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
金岳霖是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张申府称他为当时“哲学界的第一人”。张岱年对金岳霖的学术成就亦是十分推崇，由衷赞佩“金先生以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金岳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论道》和《知识论》。在《论道》当中，金岳霖提出了很多正确而且深刻的命题，“书中对于所谓‘逻辑的先后’的分析亦发人深省。惜乎此书文字比较难懂，解者盖寡，这是非常遗憾的”。对于金岳霖在《论道》当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张岱年认为不应该简单的归之于唯心论，指出：“《论道》的宗旨比较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论证的精密远远过之。列宁评论亚里士多德，说他是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列宁的这个评语是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知识论》是金岳霖耗费大量心血所写就的一部哲学著作，张岱年称赞这本书是一本“体大思精”的专著，“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更是空前的，拿来与罗素、穆尔、桑塔雅那的认识论相比，至少是毫无逊色。”解放以后，金岳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张岱年称赞这一转变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件令人赞叹的大事”。
金岳霖于1984年因病逝世，对此张岱年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这是哲学界的一大损失，是非常令人悲痛的！”对于金岳霖在学术上的贡献，张岱年总结道：“金先生在元学和知识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更是哲思精湛、有严密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张岱年与冯先生初识于20世纪30年代。在回忆研习哲学的经历时，张岱年写道：“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申府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同调。”1935年，经冯先生和张申府的介绍，张岱年与冯先生的堂妹冯让兰结婚。在友谊和学谊之外，张岱年与冯先生之间更加上了一层亲谊。建国后，二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北京大学，致力于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切磋亦未尝中断。冯先生去世后，张岱年撰文回忆与之交往的经历时，情真意切地致赞语道：“从他的态度、言行来看，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态度谦和宽温，接人待物，从无疾言厉色。……他的平生著作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他对于哲学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在评价冯友兰的学术思想时，张岱年指出冯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有三件大事足称不朽。第一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第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先生完成了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并在五十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第三件事是完成了七卷本之《中国哲学史新编》。此三大成果嘉惠时代及后学实非浅鲜，堪称垂世不朽之作。
在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写成之前，较有影响的哲学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中国第一本用新方法写出的哲学史。张岱年指出胡著的缺点在于“比较偏重名辩之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深邃思想体会不深”，认为“胡适之的最大贡献是提倡白话文，发起文学革命。……他主要是一位有重要贡献的文学家”。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较，张岱年认为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超过了胡著”，称赞冯著“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然而张岱年亦指出：“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稍逊于上卷，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阐述不够。”20世纪50年代以后，冯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新实在论转向了唯物论。冯先生决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观点重新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冯先生以九十五岁高龄完成了这一宏愿，写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盛赞《新编》“达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水平”、“是当代的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完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冯友兰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道》、《新原人》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贞元六书”的完成，标志着冯友兰先生“新理学”思想体系的成熟。在评价“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认为主要有两点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第一，‘新理学’的体系可以说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综合中西的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地位。第二，‘贞元六书’中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情”。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了先前的“新理学”体系，转向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张岱年在分析导致冯先生思想转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新理学”的内部就蕴含着转向唯物主义的契机，张岱年指出：“《新理学》反对主观唯心论，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与主观唯心论对立的，本与唯物论有相通之处。不过《新理学》认为共相是可以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谓之‘潜存’。冯先生后来接受了‘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转向唯物主义。”导致冯先生思想转变的第二个因素，张岱年认为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之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强之路。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先生“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他看到民族复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取得的，所以他真诚拥护马克思主义，不惜放弃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这正表现了爱国哲人的胸怀”。对于冯友兰先生思想的转变，张岱年先生称赞道：“冯先生突破了自己思想的局限，超越了自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真理。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强大说服力，一方面也表明冯先生追求真理的虚心态度。这种不断超越自我、虚怀求真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三
张岱年与熊十力之间的交谊，可追溯至1932年。其时，张岱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熊先生看后对张申府说：“我想找你弟弟谈谈。”于是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张岱年拜访了熊十力。此后，只要熊先生在京，张岱年“大约每半年拜访他一次，主要谈些有关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十力语要》第一篇文章即是熊先生与张岱年论学的文章，题目为《答张季同》。据张岱年回忆，1947年曾和金岳霖就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有过一次讨论。当时，金岳霖说道：“熊十力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这一点我不如他。”这句话给张岱年以很深刻的印象。在晚年回忆与熊先生的交往时，张岱年以警句格言式的语句评赞他是“哲学界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的文章有一种刚强雄迈之气，令读者感到精神振奋”。
熊十力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富原创性的学者之一。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理论“新唯识论”，构筑了“融合儒佛”的哲学体系。在50到60年代，熊十力又进一步提出了“摄体归用”的实体学说。熊先生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和《原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