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可用“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一语概括。张岱年认为：“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天人论基础上的。从张岱年平生理想和抱负看，显然是志在做宇宙人生大文章，以“天人论”为主线，贯穿于中国哲学史、哲学问题、文化问题研究之中。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了60多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收入《张岱年全集》第2卷），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该书既不按时间年代顺序，也不按学派人物编排，而是以独创的哲学问题为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部分，涉及主要问题是天（宇宙论）人（人生论）之学及其认知方法（致知论）。从《中国哲学大纲》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哲学史，而是张岱年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宏愿只完成一部分，该部分收入《张岱年全集》第3卷，名为《天人五论》（包括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可以说是张岱年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一史一论，一古一今，相辅相成，独树一帜，遂成“天人论古今”大气象。
我们接着解释“综创贯中外”一语。张岱年年轻时即兼治中西哲学，既诵习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也阅读英文哲学著作，好深沉之思，喜综合之研，慕创造之新，自称“文化创造主义”。他不仅提倡创造，而且力行创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其要义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他进而构思了中国哲学创新的道路，当是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精华与西方逻辑解析方法，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张岱年全集》第1卷的中心内容，即“综创论”的提出、论证和大纲建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再次高扬“综创论”旗帜，结合新形势和时代需要，进行了多方面论析和探索，获得累累硕果，被学术文化界称为中国文化“综创派”的代表人物。张岱年认为：“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内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一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等家的合理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
应当指出，“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是一个整体。张岱年“天人新论”，新就新在以“综创”为方向和方法；而“综创”的任务和目的，是建设以“天人新论”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与文化新体系。
二、兼和得平衡，日新一以贯
张岱年认为：思想是由生活决定的，而且对于生活具有很大的作用。哲学是各科学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了领导的地位。因此哲学的前途，当为人们所最关心。
1935年张岱年先生在天津《国闻周报》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深刻指出：“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则依傍古人，或则追随西哲，有独立的气魄的，实在太少了。但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之创造。”“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新的伟大的哲学，是中国民族能不能再兴之确切的标示。而如想创造新的哲学，必须先认清现在中国所需要。”
张岱年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新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四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以上四点概括起来就是：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合科学，可以简称“综合创新哲学理论四条件”。其中第三点格外引人注目。张岱年认为：“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综合创新论创发的“新的一贯大原则”是什么呢？
张岱年在《天人五论》中提出“宇宙大化”分为三极：一为“元极”，指明宇宙根本是物质存在，宇宙大化是物质变化。二为“理极”，指宇宙大化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最普遍的规律就是“两一，即对立而统一”。三为“至极”，指最高的价值准则。张岱年指出：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
刘鄂培先生是《张岱年文集》的主编，对“综合创新论”有长期而深入的研究。
他在引用张先生上述观点时指出：“兼和”不是单纯的“和”，而是将众多的矛盾对立面融汇于一体，使之处于平衡状态之中，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统一体。“兼和”一词，不见于经传，是张先生之创新，而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兼和”是张先生哲学（“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基石，是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石，又是他的人生境界（“胜乖以达和”）的基石。在张先生的思想体系中，以“兼和”一以贯之。显然，刘鄂培认为，“新的一贯大原则”是“兼和”。
笔者认为，“兼和”与一般意义上的“和”，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兼和”突出了“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内涵，彰显了“以新领和”的深意；二是“兼和”强调了“兼赅众异”。“兼赅”，意为兼备，包括各个方面，即“兼”的广泛性，说明比“和而不同”有更大的包容性。如果说前者为“新德”，后者即为“厚德”，二者合为“天地之德”。这和张先生毕生坚持的下述精神非常吻合。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张岱年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主动的思想，也有主静的思想。但是，能够引导、促进文化发展的还是主动的思想。主动的思想主要见于《周易大传》。“《周易大传》内容丰赡，其中一些精粹思想具有历久常新的意蕴，具有令人赞叹的感染力，因而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易传》中有两句话，对中国过去的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这是说，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永远在运动，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应效法天的“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地势是坤，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有道德的人就应胸怀宽大，包容各方面的人，能容纳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方面。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上可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蕴含了“日新”的要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蕴含了“兼和”的要素。“兼和”不离“日新”的方向；“日新”不舍“兼和”的基础，二者互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生生即创造，天人动合一
张岱年不仅从《易传》中总结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总结出“兼和”、“日新”等思想，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生生日新的思想渊源。他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道有一个基本概念，曰“生”。所谓天道即是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所谓“生”，指产生、出生，即事物从无到有，忽然出现，亦即创造之意。与生密切相关的观念曰“行”，曰“逝”，曰“变”。“行”即运动、亦即过程。“逝”即离去、过去。“变”即转化、转移。从一方面说，一切事物都是生生不已；从另一方面说，一切事物都是逝逝不已。
《周易大传》进一步发展了“生”的观念。《系辞上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大传》高度赞扬了“生”的范畴，表示“生”不是一次性的，生而又生，生生不已。此即变易。《系辞上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大传》肯定了变化的实在性与普遍性。这种观点，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即是过程观点，认为一切存在都是过程，存在即是生生不己、变化日新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张岱年多次称赞生生思想，他说：
《易大传》认为，变化的根本要义是“生生”。《系辞上》赞美天地的伟大说：“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文中有一个重要的转语：“生即是创造”，这一“转”，就把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到了现代。当然，不是说创造一词有这么大的力量，而是创造实践的力量。张岱年以生生日新为基础，通过“创造”这一新范畴转换，将天人通贯成一体，由此产生了一个完全新视角的“天人合一”。
在张岱年的眼中，宇宙是一大历程。从其自然，可谓之天；从其生生，可谓之易。一切皆在流转中，看似固定者其实不固定，看似静止者其实非静止。由此，张岱年引入了广义的“创造”范畴。他说：宇宙大化由粗而精，由简而赜，由一而异。宇宙是一个创造的发展历程。突变即是创造。突变是新性质之创成。世界已往之成就，并非毁灭，而乃容纳于新的成就之中。每一次新的否定之否定，皆增加世界丰满之程度。世界并非完成，世界在创造之中。
张岱年不仅坚持了《易传》的“生生日新”观，而且结合时代需要和自己实践体会，对这一观点内涵进行了新的提升和引申。这个新范畴就是“创造”。“创造”一词古已有之，但并未引起古代哲学家注意，张岱年将之引申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并把宇宙视为生生不已的创造历程，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天地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其观点源远流长。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种“静”的天人合一。张岱年认为，人生之鹄的在于“动”的天人合一：“人之作用在自觉的加入自然创造之历程中，调整自然，参赞化育。人的创造亦即是天的创造，人改造自然亦即是自然之自己改造。人克服天人之矛盾以得和谐，亦即是天自克服其中矛盾以得和谐。”
张岱年指出，“天人合一”的深刻含义是：宇宙是物质生生不已的创造历程。生命与心知，皆是物质演化之结果。从天人关系角度说，人是天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万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和睦共处。《周易大传》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的理想，即主张调整自然以达到天与人的和谐。人的作用在于自觉参加于天地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从“生生”观到“创造”观是一个重要的思想飞跃，因为“生生日新”只是揭示了现象，而“创造”透悟了这一现象的本质。笔者认为，张岱年用“创造”贯通天人，形成新的天人合一思想，这是极富特色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贡献，正是贯通综合创新论的“新的一贯的大原则”。
四、兼和且日新，创造本一体
现在，我们再探讨综合创新论的“新的一贯的大原则”，已经有三个汇聚点：兼和、日新、创造。这三者的关系什么呢？是各自独立，还是本质为一？这里我们引入大约十年前笔者向张岱年先生请教上述问题时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张先生晚年对贯通“综合创新论”大原则的整体思考。
问：您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经60多年发展，已广为人知，但多数人知道的较为浅散，缺乏整体了解。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您能否对您的新文化观作一整体概括，以使大家对“文化综合创新论”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
答：你的提问很有意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雏形在30年代已提出，到现在时间跨度已有60多年，其间发表了不少见解和看法。我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中的综合，既不是从中西文化中东取一点、西取一点的拼合，也不是若干观点和想法相加的凑合，而是以一大原则贯通全论的整合。30年代中期我说过：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理论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这个通贯各部分的、这个一贯的大原则却不是可以从别的理论中取来的，而必须是新创的。如今，我仍坚持这一观点。
问：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通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大原则”是什么？您曾经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以说集中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您又指出过，“生生日新”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重要的观点。在和刘鄂培教授的谈话中，您也指出过，“兼和”可以作为您思想的精髓。在上述观点中，哪一个可以作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一贯“大原则”？
答：这几种说法角度不同，但彼此间有一内在联系。“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思想基础是“生生日新”，《易传》又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日新”即不断创造之义。
问：这是不是可以说：自分者说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属大原则；自合者言之，“生生日新”是统一的核心，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创造”。
答：确实如此。孔子提出“中庸”，我认为，中庸观念似不如“和”的观念更为重要。史伯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以他平他”即聚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这样就能创造出新的事物，如果追求简单的同一，就不能产生新事物了。“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实为创造性的一个根本原则。
在上述对话中，张先生实际已经对兼和、日新、创造三位一体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他指出，如果追求简单的同一，就不能产生新事物了。“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实为创造性的一个根本原则。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日新。“生生日新”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创造。这说明，在张先生观念中，“兼和”不离“日新”，“日新”不离“创造”，“创造”不离“兼和”，三者互为支撑，共同构成“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基石。
我们可以尝试用张岱年先生十分重视的《易传》中的三句话，体现“兼和、日新、创造二位一体”的思想。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其中“健”蕴含了“日新”的要素。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其中“厚”蕴含了“兼和”的要素。3.天地交，君子以辅相天宜（泰）。其中“交”蕴含了“创造”的要素。
“创造学”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新领域，专门研究创造的理论和方法。现代创造学认为，衡量“创造”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新奇性，一是适当性（和谐性），二者缺一不可。重复生产的东西，没有新奇性，不能称为创造；胡乱拼组的东西，没有和谐性，也不能称为创造。这一“新”一“和”两个标准，反映了“创造”的核心要素和评判标准，恰恰与“日新”、“兼和”的思想有着微妙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创造”可以理解成“日新”
与“兼和”的融会贯通，即：创造=（日新？兼和）。这可能是对“综合创新论”的“一贯的大原则”问题的较全面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