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就讲述了他当年介绍周恩来入党的前后经过——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逐渐广泛地宣传，新的思想运动和群众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新思想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吸引和团结了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的领导作用，因而他在北京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有着祟高的威望。青年们都把他看做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他就在与青年朋友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1920年1月，他在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的时候，就同陈独秀讨论过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申府亦是其中一员。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不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8月初，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亦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同年8月中旬，天津的“觉悟社”成员11人来到北京，约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进步青年团体的代表共20多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内集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李大钊、张申府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会上，刘清扬首先报道了开会的宗旨。接着，邓文淑（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随后，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并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特别强调信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张申府也讲了话，表示对“主义”的拥护和“到民间去”的支持。这次聚会，激起了周恩来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渴望和追求。不久，周恩来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推荐和资助，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学习考察，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临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采写旅欧通讯所得稿酬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920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他们这批赴欧勤工俭学生，从上海黄浦江搭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前往欧洲，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学生。他们于12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然后转火车抵达巴黎。当时，张申府是北京大学讲师，是研究哲学的。他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决定去那里讲学。出国前他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委托，旅欧讲学期间负有在海外华人中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作准备。1920年11月24日，他与刘清扬、蔡元培等同乘法轮“高尔迪号”离开上海，12月27日抵达马赛港。到巴黎不久，他与刘清扬便结为夫妇。刘清扬比张申府小1岁，她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并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联常务理事。她比周恩来大4岁，与周恩来、邓颖超是非常亲密的战友。他乡遇故知，周恩来经常到他们的住处去玩，讨论各种主义。1921年1月上旬，周恩来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伦敦，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了考察，由此而弄明白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其实是空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2月上旬，他返回巴黎，此时，张申府刚介绍刘清扬入党，因为刘清扬在出国前就是李大钊决定吸收入党的一分子。那里，法国社会矛盾很尖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互相斗争，十分激烈。在斗争中，共产主义思潮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很流行，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经过反复的学习、比较、推究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同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就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党组织。那时手续很简单，不需要写申请报告，也不举行入党仪式。由张申府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讲一下国内党组织的情况，然后写信报告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就行了。在此之际，在国内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二人也到了巴黎，他们带着陈独秀的亲笔信先后与张申府取得了联系。于是，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就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联系人就是张申府。这样，周恩来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海、北京、长沙、济南、武汉、广东、东京、巴黎等8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张申府曾收到国内从上海发出的通知，要他派两名代表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终因时间紧，路途远，未能派代表回国出席这首次大会。为此，张申府特地写信向陈独秀作了说明……张申府讲完了上述史实经过之后，再三建议我们，不仅要将周恩来真实确凿的入党时间写到书上去，还要向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士反映，尽快公开更正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后来，我们一方面将“1921年3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写进了《周恩来与故乡》一书的“周恩来同志生平大事年表”之中，一方面又反映给胡华，胡华对此十分重视，他亲自去访问了张申府。尔后，他又反映给有关权威部门。
198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1985年5月23日）《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3月。《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文章《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就这样，公开更正了周恩来的入党时间。
我们也就完成了张申府张老的重托。张申府就此也了却了心愿。
这就是我们为写作《周恩来与故乡》一书时，在一次重要采访中的意外收获。
（原载《党史博采》1998年第3期）
受益于张岱老三次学术交往的怀思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
2011年4月，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并召开“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会后我收到由中心惠赠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通迅（第一期）》，其中有与会学者方克立先生等的发言，提出要开创二张思想研究的新局面、新阶段、新篇章。后来我又收到杜运辉同志的约稿来信，说正在筹备编辑、出版《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希望我在七月底前能给《集刊》送篇文稿。
我看过《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通迅》后，对各位学者发言的提议和继续出版研究集刊，我是赞成的，不过要我写稿却是有点为难。《集刊》内容包括“生平交往（史料）”与“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文化学说”四个版块，其中，后三者展示二张先生的理论创造；“生平交往”则兼顾日常生活、教学工作与学术交往的有关史料。对《集刊》上述要求，说实在话，我今天是很难办到。比如说要展示张岱年先生的理论创造，对他主张中、西、马“三流合一”的综合创新思想，现在虽是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但“三流”如何通过互动达到新的“合一”，在张先生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有无这种例证？这就需要对张先生的大量学术论著进行研究和剖析。我近年由于血管硬化对脑供血不足而感到头昏，加上患老年白内障眼疾，看书报已出现困难，因此要想对张先生的大量论著再从事学习和研究，已经不大可能了。
至于要写点生平交往，我对张岱年先生还算认识，不过说交往只是在会议上见过两三次面，而且第一次印象还很模糊，下面将这三次情况作点忆述。
一
我和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初次见面是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在这特殊的年代我和北京一些学者见面并不是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而是像一些例行公事的应付场面，并且所以有这次会面亦有点说来话长。像我们这些年纪经过“文革”运动的学界中人，一般都知道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陈伯达一伙想用“称天才”的“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政权失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里讲到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因而也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
庐山会议上传出毛泽东写的《意见》之后，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产、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由北京来到中山大学，说响应毛主席号召，想编一本《中国哲学史》供大家学习，认为由杨荣国主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比较合适，可以修订出版。当时杨荣国答应下来，在他指导下由原来执笔的李锦全、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分送给北京各学者，1972年10月由我带稿本赴京征求意见。这是“文革”期间我第一次到北京，与到场学者也是初次见面，虽然介绍过一下名字，由于事前并不熟识，到发言时是谁就有点弄不清了。不过当时我一个人赴京的任务，就是把提的意见记下来，至于是谁所讲弄不清并无多大关系。我的印象是张先生是有到场参加，但发表过什么意见就记不太清楚了。
我这里有点想法，人民出版社当时所以选择杨荣国主编的那部小册子，认为该书篇幅不大又写得比较简明通俗，修改后出版供群众学习比较方便，虽然是个理由；但更主要的恐怕是由于书中的观点，强调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始终贯彻着唯物论对唯心论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而哲学斗争又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这种主流观点，在建国后五十年代时，国内学术界亦有“两副对子”的提法，即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唯物论对唯心论、辩证法对形而上学两种观点的对立，学界所以有这种认识一般多认为受日丹诺夫讲话的影响。不过杨荣国形成这种观点是比较早的，据他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一本名为《辩证唯物论提纲》的小册子，据说是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但他见到的是个油印本，只在地下党员中传阅，并未公开出版。他当时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就接受毛泽东“关于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史”，“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并以此成为他多年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和教学的指导思想。
据此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史》虽是部小册子，他认为也是贯彻这种指导思想。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开头就说：“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所反映在思想史上各派的论争及其特点，是相当明显的！”接着简述各个历史时期各学派的思想论争后说：“不论其所用术语为何，凡此皆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其论争之激烈，自亦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之激烈。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思想史上的各派论争，自可见到其思想论争的实质，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
从以上杨荣国写的《序言》中，他编书的指导思想和所持的主要观点应该说是适应“文革”时期的需要的，所以对修改稿本征求意见时，对这种主流观点是不能挑战的。但到场学者为要淡化这种强势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意见，认为写出供群众学习的哲学思想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思想文化遗产，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给以批判地继承。毛主席这段语录，在原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但放在不显著的地位，认为修改定稿时应该放在重要地位。
我回来后综合学者们这些意见，杨荣国看后也表示同意，将稿本再修订后，正式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的《序言》中，开头就引用毛主席这两段语录，认为全面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的表述，则说通过学习，除了对我们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有所帮助外，对提高我们路线斗争的觉悟，注意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阶级斗争，也是有所帮助。
这种提法，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毛泽东庐山讲话的用意的，由原书强调斗争哲学的激烈程度，转为重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提高思想认识，学者们提出这些意见，在“文革”期间我认为是委婉地淡化两军对战的提法。
二
和张岱年先生的“学术交往”，上面所述的初次认识，所得到印象是若即若离，到第二次1981年冬天，在大连出席对《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审稿会上，我是真正接受张老对我们编写组同人的教益。
为要讲清楚这次审稿会的要求和情况，亦有点说来话长。起因是“文革”结束后，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按照《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则》，提出若干种教材，由参加会议的高校自报承担任务。由于过去编写的教材多受到批判，所以到会的高校代表对接受编写任务并不积极，如提出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北大、人大等有实力的学校并不愿意参加。经过协商，才决定由武汉大学任主编，中山大学任副主编，并自行组织写作班子。当时会上报名参加的只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武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湖北大学），最初由这五家合作承担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