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张先生家中拜访，我与他就他的身体、生活以及时局、学术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交谈，他的一些教诲，我至今难忘。例如，在交谈中，他突然问我，你现在是在研究方东美吗？我作了肯定回答后又顺势请问他：先生您熟悉方东美吗？他回答说：我们没见过面。我又对他说：方东美是唐君毅的老师，他应该与梁漱溟先生一样，理应放在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张先生教导说：第一代、第二代，很难划分。梁漱溟虽然年纪小，但他出名早。听我说方东美是桐城人，张先生于是又问我：他是方苞的后代吗？我回答说，方东美说他出自桐城桂林方，方以智、方苞虽然都属于桂林方，但方东美不是方苞的直系后裔。由桂林方又谈到了桐城在明清时共有“三方”。张先生就“三方”话题又问我：方东树是什么方？我答不上来。张先生就方氏问题，一连追问我这么几个问题，想必是有意识考问我研究方氏的深度如何，但我的回答，很难说使他完全满意。不过，张先生当时并没有批评我研究方氏不够深入。我想，这应该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不想让我伤了自尊心。
在这次交谈中，我还向张先生请教了这个问题：明末清初之文人人格较之这之前的文人人格，有什么独特性？对我的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让我先谈谈是怎么认识的。在我谈了一些肤浅的看法之后，他简要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对梁启超讲明末清初思潮是文艺复兴思潮，他觉得是正确的认识；但他并不认为明末清初文人之人格觉醒已达到了启蒙的程度。张先生这里所讲的“启蒙”，当然是特指近代精神启蒙。
这次告别张先生时，我请他保重身体，并动情地对他说，只要先生健在，我们学生就有了精神上支柱。张先生听我这么说，动了感情，但他没说什么话，只是慢慢地站起来说：我送你一本书。说着他弯下身，在他那书堆里找了起来。一边找，一边自语道：放在哪里呢？好不容易找出那本《中国哲学范畴要论》，他松了一口气，然后伏身写上赠言送给了我。这本《中国哲学范畴要论》，后来也成为我教学中常用的书。每当我因教学查阅它时，就会看到它扉页上的张先生赠言：国保同志惠存。我学养平平，学识一般，能得到张先生这样的赠言，是他老人家对我的厚爱。每想到张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与无私厚爱，我都感到有点愧疚，觉得自己无以为报。人说书生人情纸样薄，我言学人虽微重真情。在这清明节即将到来之日，耳听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唯有心香一瓣，祝张岱年先生的在天之灵，自由徜徉，永庇我辈后学。
2012年4月
哲坛泰斗后学楷模
——缅怀张岱年先生
吴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季同先生张岱年（1909－2004）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最伟大的学者，是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他创立的“兼和”哲学及其“综合创新”文化观，犹如一盏思想的明灯，照耀着中国文化转型的道路。值此纪念先生百岁冥诞之时，谨以本文遥寄哀思，表达崇敬之情。
聆听教诲，如沐春风
我最初是从《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了解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与风格的。那是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之后，读到了一本署名“宇同著”的旧版书。当时不知道宇同是何许人，但对其唯物主义立场及其所论中国哲学特色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他提出的“本根论”、“大化论”、“气论”传统的说法及所谓中国哲学“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不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的特点至感折服。后来请教人大哲学系的方立天老师，才知道宇同就是张岱年先生。但当时无缘面谒，也不敢冒昧拜访。
初见张先生，是在1981年春侯外庐、邱汉生先生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因为我在人大历史系选择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方向，导师是历史学家尚钺、郑昌淦先生。但历史系并未开设思想史课程，而只是请了几位名师如石峻、何兹全、赵俪生、裘锡奎先生等来开讲座。于是，我便申请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旁听邱汉生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课。在侯、邱二老的研究生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诸兄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我见到了张先生并向他问候请安。张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吴光。”他即说：“你写过论王充的文章吧？”我答：“是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四川《社会科学研究》上。”他说：“我有印象。”这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一位大师级的老教授竟然注意到一位尚未出道的青年学人的习作。于是，我诚惶诚恐地提出：“下次您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我能否去旁听？”他说：“欢迎，欢迎。”没过多久，张先生就让人正式通知我北大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我有缘结识了陈来、刘笑敢诸位同仁，并有幸邀请张先生、邱先生、石峻先生等作我的论文答辩老师。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道家黄老之学》，初稿写了10万字，提交答辩的稿子有6万多。张先生在答辩会上提了几个专业性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我回答得并不好。但他谈笑风生，循循善诱，无形中解除了我的紧张情绪。最后评论说：“这篇文章是迄今研究黄老学最系统、水平最高的论文。”尽管实情未必如此，但这是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大鼓励与鞭策。
此后，我得到张先生的允许，可以登门拜谒请教。即便在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杭州工作以后，也曾趁进京出差、开会之际登门求教，张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诉说与放论，给予指点迷津。如鼓励我在道家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贡献，肯定我对哲学党性与阶级性说法的质疑，高度评价孔子、孟子与儒家的人文精神，支持我对黄宗羲思想的研究和整理《黄宗羲全集》的工作，等等。每次面谒张先生时，都被张先生那种诲人不倦、关爱晚辈、奖掖后进的精神风范深深感动。聆听张先生的教诲，真有如沐春风、神清气爽的感觉，不是一句“获益匪浅”的门面话所能概括的。
鼓励创新，荐引后学
我研究生毕业到杭州工作以后，在1982至1991年间，与张先生有多次书信往来，大多是我请教学术问题的内容。张先生一般都是收信即复，很少有多日不复的。我现在保留下来的张先生复函有十余封之多。兹摘引介绍如下：
1982年4月20日来函说：
你到浙江省委党校任教，教授中哲史，甚好甚好！你富于钻研精神，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数年之内写出“道家源流”一稿，这个计划我完全赞成。
宋（鈃）、尹（文）实系一个独立学派，接近墨家而又不属于墨派，有与道家相同处，又非道家。实在道、墨之间。
同年11月4日来函说：
杨朱确属道家，本无问题。近人或谓杨朱即是庄周，或谓不是道家，都非实事求是。你著文加以澄清，确属必要。……钱穆《诸子系年》对杨朱考论稍详，我原计划写作《道家源流史》一书，但因条件所限，难以如愿，故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撰成《黄老之学通论》一书，算是对西汉以前的道家源流作了初步清理。此书由张先生题写书名，于1985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似可参考。深望写作成功。
张先生的鼓励信件，成为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写作《黄老之学通论》的重要动力和指南，也是后来我撰文辨析杨朱与宋鈃、尹文学派归属的起因。
在《黄老之学通论》付梓之前，我致函张先生，请他题写书名，并针对詹剑锋先生的专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扬老抑孔的观点，写了一篇《老子其人其书刍议》的驳议性论文寄给张先生，请他批评指教。张先生在1983年7月31日的回函中不仅允诺题笺，而且明确表示支持我的论点，说：“《刍议》一稿，写得不错”、“詹剑锋好作怪论，乖僻自是。其书实多偏谬，应加评论。”甚至主动表示要将拙稿推荐给《人文杂志》发表。后来在张先生力荐之下，此稿得以在《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顺利发表。
1984年5月，我在沈善洪、王凤贤先生支持下，从浙江省委党校调入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工作，从而得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我将这个消息通报张先生。张先生在5月21日的回信中勉励道：“你从党校调入社科院，集中精力从事中哲史的研究，可喜可贺！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又在8月10日的复函中写道：
得知你参加《黄宗羲全集》的编纂工作，十分欣慰！梨洲著作汇集，虽有旧刊，不甚精善。今善洪同志和你重新编定，实为学术界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希早日编成出版。你以《文子》为汉初黄老学著作，甚是甚是。……近晤研究《庄子》的张恒寿先生。他说读过吴光的文章，觉得很好。特闻。
在11月20日的复函中，张先生再次强调：“编印梨洲遗集，意义重大。我极力赞同。”
关于为拙著题笺一事，张先生虽然欣然允诺，予以题笺。但强调“我不是书法家，写不出好字”、“如不可用，也就算了”，并引冯友兰先生题笺不签名为例表示：
近年书笺，多不署名。冯老为锺肇鹏题“孔子研究”，亦不署名，仅在书的末页写“封面题字冯友兰”。我想此法较好。亦因我不是书法家，也不愿签名。
（见1983年7月31日、10月15日复函）
凡此种种，足以看出一位学界老前辈对后生学子的关爱、扶持与殷切期望的深情厚意。这种大德无私、奖掖后学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后学者奉为楷模！当今那些一味利用年轻学人的聪明才智为自己成名成家服务、并且自吹自擂的所谓“博导”、“大师”们，在张先生的高谊大德面前真应该汗颜、应该警醒啦！
以人为本，提倡“兼和”哲学
犹忆1991年底，我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中在新加坡报刊发表文章批评了中国政府的不当行为并主张进行政治改革而在回国以后受到批判与处分，被免除了浙江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此前，我曾利用赴京访书机会前去探望张先生，并倾诉心曲。张先生勉励我“潜心学术，放眼未来”，使我深受教益。1996年，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创建了得到社科院党委认可，但在财务、学术上相对独立的“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并在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的无条件赞助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鼎立支持下，创办了系列性集刊《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当时，我致函特邀张先生担任研究所兼集刊的顾问，并约他为集刊第一辑《中华人文精神新论》撰稿。张先生立即回信，欣然允诺担任顾问。他在信中写道：
接来示，知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成立，你荣任所长，谨表示衷心的祝贺！承邀担任顾问，自当遵命。十一月在杭州举行贵所成立大会，愚以年老体衰，难以参加，尚希鉴谅！（见1996年8月31日复函）
虽然不能与会，但张先生还是应我之约，于9月26日亲笔撰写了一篇题名《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文章。于是，我将此文作为《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的第一篇文章编发行世。
张先生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其思想却非常深刻精辟。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即指出：“中国文化富有人文精神……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即将人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真可谓一语中的，既揭示了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东西方宗教文化（如佛教、伊斯兰、基督教文化）的根本不同，又揭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
本刊业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立项，吴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98年正式出版第一辑《中华人文精神新论》，迄今已编辑出版了《阳明学研究》、《中华佛学精神》、《当代新儒学探索》、《中华道学与道教》、《黄宗羲与明清思想》、《马一浮研究》等七个专辑。
张文进一步指出，儒家人文精神的显著表现，一是“强调人禽之别”，二是“重视文野之分”。前者强调了“人伦道德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后者肯定文明的进步而取“文质彬彬”的中道。
这个“文质彬彬”的中道，就是张先生在晚年一再阐述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而据张先生的清华弟子刘鄂培教授所述，其“综合创新”文化观是以其在40年代提出的“兼和”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张先生自己也很赞同以“兼和”二字概括其哲学宗旨。
在我看来，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兼和”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兼和”并不等于“兼收并蓄”或“兼容并包”，而是兼综协和，是兼采各种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综合加工成一新鲜成果而予以吸收消化的过程，所以，“兼和”就包含了“综合创新”之意。这与西周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孔子所谓“和而不同”的思想是遥相契合的。
由此，我又想到，儒家所谓“天下大同”理想，正不应误解为“完全同一”或“一统天下”，而应理解为“天下大和”或曰“兼和”。“大和”者“太和”也，也即“最高的和谐境界”之意；“兼和”者，多元和谐之谓也。我想未来的世界文化，大概不会形成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一统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竞秀争艳，互相融通，协和共荣。而作为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的中华新文化，则不应是一种梦想“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大中华沙文主义，而应是一种创造性地兼采东西文化精华又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兼和”文化。因此，在这个全球化潮流滚滚而来的时代，我们应当树立一种因应全球化的“兼和”文化观。在我看来，这个以“综合创新”为诉求的“兼和”文化观，就是具有“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多元和谐”内涵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2009年5月16日成稿于杭州圣苑寓所力行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