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对于庄子的知识论未加详说，似是缺欠。庄子的知识论，不是怀疑说，他是刚有了怀疑说的萌芽，而就否认了超过了怀疑说，达到了不可说主义。他承认宇宙大理是可知的，只须不守小成，不囿于物，超出人我的对立而照之于天，并须有真人的态度，“不逆寡不雄成”，去掉一切好恶喜憎，然后即能知道，却不可言，言则必失之。这即《齐物论》篇的主旨。外篇说过“知道易，勿言难”，亦是一样的意思，唯又说过“无思无虑则知道”，则是极端的直觉主义了。
论《墨经》一章，不但诠释多精谛，且钩玄提要，分列条项，尤见苦心。把《墨经》中所说要义，分列为八节，每节又分为数条，前后厘然，为难得的系统整理。后半以《墨经》与惠庄公孙之说比较，阐明当时学派论争的情形，尤精。惟讲“效”一段，取胡适之先生说，似尚嫌不明彻圆满。讲“推”一段，亦取胡适之先生说，好则甚好，惟首谓“譬如吾人谓凡人皆死，人若询其理由，吾人当谓”，似嫌未确。我觉得《墨经》所谓推，实颇有与西洋逻辑不同的特点，其义是：不说“凡人皆死，孔子是人，故孔子必死。”也不说以前的人都死，故可证“凡人必死”，而只是说“以前的人都死，现在某人与以前的人无殊，故某人必死”，推字的意义恐是如此，非根据一个全称肯定的大前提去推，也非为归纳成全称肯定的断案，只是就已知推到未知。
讲《荀子》一章，也颇能阐明荀子学说之精髓，尤以解“法后王”、“涂之人皆可为禹”二义最当。讲荀子之心理学及逻辑，亦好。惜乎对于荀子的知识论，未特提出讨论。荀子老老实实承认“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足表现中国哲学的特色。他讲求真理（解蔽）的方法，尤有特殊贡献。
讲法家一章，把当时政治之趋向及法家之精旨，都窥见无遗。大小戴《礼记》及《孝经》一章，讲儒家关于礼乐的理论，最精透圆满。惟论婚礼一节，提出“不朽”的问题，并拿冯先生自己对于不朽的见解来诠说，似恐失之不客观了，儒家是不是曾注意到不朽问题，是不是拿不朽说作婚礼及孝论的基础，我觉得都无显明的证据。儒家论孝，固重种族之延续，但恐于“生物学的不死”实无所知。
讲《大学》、《中庸》，说《大学》是荀学，《中庸》是孟学，亦似不允切。
冯先生以《大学》“修身必先正心”之语与荀子“必知道”及“虚壹而静”之说对照，但我觉得所谓“正心”是就道德的意谓上说，荀子所云，是就《知识论》上说，二者实不相谋，《大学》所谓“心有所忿懥”等，亦与荀子“微风过之”等，并不相关。又以荀子所谓“独”讲《大学》之“慎独”，其实“慎独”乃不欺室漏即闲居亦为善的意思，与荀子专一之独，大不相同，非只“小异”。盖《大学》曾受荀子影响与其曾受孟子影响一样，似乎还未可命为荀学。冯先生引证荀子，目的在求“格物”之真解，但最后仍似乎没有把“格物”之义说透。我以为“格物”古义，已不可知，但无论如何，总是谓要和物发生真实关系，要真实接触物，非独坐空想。讲《中庸》一节，考证《中庸》时代分两半最精不可易。又谓原始《中庸》系就孔子学说加以发挥，亦最确。至于说后来一半的《中庸》，系发挥孟子之义，则恐未安。说《中庸》与反功利的人生态度以形上学的根据，原文实未显然，不过极发挥义理的及自然的天观而已。冯先生又说“至诚之人，既无内外之分，人我之见，则已至万五一体之境界矣。既与万物为一体，故能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也。”亦有未安。《中庸》所谓“与天地”参，恐即与荀子所谓“与天地参”同谊，有“加入天地的创造中”之谊，与道家之万物一体不同，盖儒家思想，总有点积极精神。要之，《大学》、《中庸》似是后来兼受孟荀二家思想者所作，似未可分为两派。
讲《易传》一章，条理极佳，说“讲周易者之宇宙论，系以个人生命之来源为根据，而类推及其他事物之来源”，确极。惟讲《易传》的宇宙现象变化规律之说，虽有三节，尚嫌稍简，末了附《淮南鸿烈》中的宇宙论一节，我最不赞成。淮南所说，详则同详，实无精义，不免陋浅，比之《易传》的宇宙论，差得颇远。
《易传》稍简而有所见，《淮南》虽详而实无所见，似不当认为是一种发展。最后一章，讲儒家之六艺论及儒家之独尊，简洁得要。总之，统观全书，不安之处虽亦还有，但甚少，而精彩的地方，则极多极多，可以说是直探古代哲学之隐秘，宣明诸子学说之精旨，看见了诸子思想之“全”，实不能不说是一本很可赞美，不可多得的书。
（原载《新月》1932年11月第4卷第5期“书报春秋”栏目）
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
张季同
一
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精彩，为别的中国哲学史所不能及。如说这本书在中国哲学史书中是空前的，实非过甚其词。这实在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极有价值的巨著，的确能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演变，作一个最清楚的最精审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叙述。读了这本书便可以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演变，有一种整个的明确的了解。
这书把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分为两期，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子学时代始于孔子终于《淮南王书》；经学时代始于董仲舒终于康有为、廖平。普通中国哲学史书都把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三期，即上古、中古、近古，此书著者则谓中国尚无近古哲学。这实在是一种卓见。著者说：“西洋哲学史中，所谓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绝显著的差异……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甫在萌芽也。”（本书四九一、四九二页）认为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中古哲学系以上古哲学为根据而加以推衍或加以新的解说，总不敢越过上古哲学之限际，不敢创立完全新的系统，即有新见解，亦依傍古人，并以古人之名词表述之，著者以“以旧瓶装新酒”喻之。近古哲学则是独立的，完全不受以前哲学的限制而自创新学说。中国的哲学，自汉以后，在大体上总不能越出周秦哲学的范围，总以旧经典为依归，至多不过加以新解说，有新见解也要在经典中找出其根据，以解经的形式，表示其新哲学。隋唐时代的佛学，则虽非依傍中国经典，却又是依傍佛经，以为其思想皆推衍佛所说。其根本态度都与周秦诸子完全自创学说自立系统的态度不同。自汉以至清末，所有思想家差不多都保持这种态度，所以著者通名之为经学时代，而谓中国尚无近古哲学，这点实表现著者的犀利的眼光。
这书论上古哲学即子学时代之时期，也与一般不同。一般都认为上古哲学终于秦之统一，著者则以为秦不过是欲统一思想，并非欲尽灭一切学说，并且秦之年代很短，在此短期内也不可能扫荡尽所有思想。况汉初时各家之学仍然存在，史有明证。所以古代哲学并非终于秦而系终于汉武帝之罢黜百家。著者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四〇页）这也是一种很客观的看法。
在子学时代，著者以孔子为中国哲学之开山祖，但对于孔子以前的思想，亦略加叙述。著者把《老子》的时代移后，移在孟子后，惠施、庄子前。孔子之后，此书以次述墨子，孟子，杨朱、许行、宋牼、慎到等百家之学，《老子》，惠施、公孙龙，庄子，《墨经》，荀子，韩非，秦汉之际之儒家，《易传》及《淮南鸿烈》。在经学时代，本书述西汉董仲舒等之今文经学，杨雄、王充，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清初反道学的道学，及清末今文学派。本书范围如此。
二
此书优点极多，现在只举出较重要者。第一，最可注意的一点，即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并且此书之应用唯物史观，不是机械的应用，而是活的应用。著者很倾向于唯物史观，在书中有明白的表示，如说：“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四九三页），所以书中述哲学思想之变化，常先述其社会的根源。如论子学时代哲学所以大盛之原因，此书所说显然与梁任公、胡适之等所说不同。此书把子学时代思想大盛的原因归于当时政治社会经济上之大变动。著者以为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社会进化史上之一大过渡时期，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上皆有根本的大变动：贵族政治崩溃，农奴解放，商人抬头。所有旧制度都破坏，形成一个大解放时代，所以思想极呈蓬勃灿烂之象。此大变动始于春秋，完成于汉之中叶。到汉之中叶，此大变动乃渐停止，政治上定有规模，社会经济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于是大过渡时代终结，而一时蓬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自此而后，直至现代以前，中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组织，未尝有根本的变动，所以近古哲学亦未能发生。这样来讲上古哲学兴盛及终结之原因及中国尚无近古哲学之原因，可以说是纯从唯物的观点来立论的。
惟因其能采唯物的观点，所以各章中，在叙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以前，常先述其环境。如讲孔子先述鲁国文化情形，讲墨子先述墨子与鲁及宋的关系，讲老庄先说明楚国文化情形及楚人精神。著者更甚注意一个哲学家对于当时政制的态度，常说某哲学家为某一制度找理论上的根据。如说孔子、孟子系与周制以理论上的根据，法家系与当时之由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政治之现实趋势以理论的根据。这也是一种唯物的看法，因为明瞭了一个哲学家对于当时政制的态度，便能明瞭此哲学家的社会地位，而此哲学家学说之社会的根源也就显然了。
第二，此书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著者说：“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一四页）这点本书是完全作到了的。书中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善能加一番清理工夫，寻出其中心观念及其条理伦次，以显出其思想系统。这项工作不是容易作的，而此书却作得非常圆满。讲得最好的如讲墨子，先找着其中心观念为功利主义，于是墨家各学说之伦次厘然显见。又如讲《老子》，找着《老》学根本观念为道与反，于是《老》学思想之逻辑程序划然清晰。此外讲孟子、荀子，惠施、公孙龙、庄子，以及董仲舒，隋唐佛学，宋明诸子，莫不能表出其思想系统；而讲朱子的思想系统，尤为精透。从中国各家哲学之表面散漫无条理中整理出一个条理，的确是此书最大贡献之一。
第三，此书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此书善能写出各家哲学之本来面目，能领会各家哲学之精微幽隐之处而以明白透澈的文字表述出之。这实在大非易事。许多哲学史，常失之肤浅；更有依一个观点写成的，结果为此观点所蔽，常不能领会古哲学家思想之隐微处。人总难免有偏好，所以写哲学史亦最易有所偏倚，如喜儒家的人便看不出墨家之深切处，喜墨家的人便领悟不到儒家道家之精妙义。此书则不然，可以说，此书写某一家时即以某一家的观点为观点；如写儒家哲学是以儒家的观点来写的，写墨家哲学是以墨家的观点来写的，写道家，写辩者，亦然。乃至写佛学，则依佛家观点；写宋明道学，则又依道学的观点。然而本书并非四分五裂，本书仍有其一贯的观点，这即是客观。惟其如此，故本书对于各家，皆能通其隐微，会其幽深，能窥透各家之本来面目，尽如实摹状之能事。对于一种哲学，可以说有内观与外观之不同。内观即以同情的态度观察之，外观则只观其表面。对于一个哲学，不以同情的态度来观察之，是绝不能了解其精髓的。此书则的确能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各家哲学而无所偏倚。
第四，此书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对于每一学派之前缘后果，某思想在何时萌芽何时成熟，以及各家之交光互影变迁演化之迹，此书都能有明确显豁的说明。所以读了这书后，便可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之源流有一清楚的了解。书中讲儒、墨、道的源流及其交互影响既讲得极明晰，而最详备莫若讲宋代道学之来源，既述明佛教思想、道教思想之趋势与影响，又指出韩愈、李翱为道学的前驱，谓“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八一一页）可谓明审透澈之极。书中对于每一哲学根本观念之发生与发展，亦每特意加以叙述，最显著的莫若讲道学中理的观念之发展，理的观念萌芽于濂溪、横渠，成立于伊川，圆熟于晦庵，前后演进之迹，本书讲得很明白清晰。
第五，此书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这在讲经学时代，尤为显著。经学时代虽只是一个大时代，而里面却包含若干小时代，每一小时代亦各有其特殊面目。本书所以讲董仲舒及纬书中思想甚详细，意即在表示西汉时代思想之特殊面目。又讲魏晋南北朝玄学也很详细，尤其讲《庄子注》中的思想最周密，意即在写出魏晋南北朝思想之特殊面目。又讲隋唐佛学亦详，意即在表出隋唐思想界之特殊情势。至于清末，此书讲廖平之学亦甚详细，并非因廖平之学特有价值，乃因廖平之学表示经学时代之终结最为显明。这些地方，著者是煞费了苦心的。
第六，此书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本书选择史料，极有眼光，与一般不同，可以说很有别裁，很有史识。在周秦诸子的叙述，此书可以说是无一段是以伪书为根据的。在经学时代，本书选择人物，尤具特识。许多中国哲学史常随便讲述，每每讲些本不是哲学家的人的非哲学的思想，而隐而不著的真正哲学家，反不见称述。此书则一反此弊，所讲的人都是有其自己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家。
三以上总论全书之主旨及优点，兹更就各章内容大要及精华所在，大略说一说。第一篇“子学时代”，第一章“绪论”：述哲学之内容与方法及哲学史之性质，取材标准等。此章中论中国哲学形式上虽无系统，而实质上实亦有系统；又论历史是进步的，汉以后哲学虽表面上是述古人成说，实际上则较古人学说为明晰清楚，都极有见地。“叙述式的哲学史与选录式的哲学史”一节，述明哲学史之两种体裁，而本书则是兼取两种体裁的，这点，读本书者确应注意。
“泛论子学时代”：论上古哲学之开始与终结，及上古哲学发达及衰歇之原因。认为子学时代始于孔子而终于汉武崇儒。论子学时代兴衰之原因，纯从唯物史观的见地立说，极为精澈。章末论古代著述体裁，以为古代子书非一人之书，皆一派之书，当视为一学派之论集，不当视为一人之著作，甚有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