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展示下层人民精神世界的广度源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本身的复杂性。他笔下的乡村并不等同于自然，而有它外来的文明与本身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有内在的自然与文明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存在就更缩小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乡村内部也有自然和腐朽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夫妇》和《巧秀和冬生》可以作为对照篇来读。作品中被抓的人始终保持着人性和人格的庄严与完整。而沈从文着意的是其中的女性，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她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是看客们欣赏的焦点。《夫妇》中的女人被围观时“不作一声，静静的流泪”，而她的眼泪“似乎全是为了惶恐，不是为了羞耻”。她始终用沉默对抗围观的人，“不作声则仿佛什么也不怕”。这是“人”对于“非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最突出的是，人们为了羞辱她，在她的头上用藤缚了一把野花，在被解除了绑缚之后，“这束花她并不弃去，还拿在手里”。这束野花就是他们的行为最好的象征，在别人眼里是禁忌，在他们眼里是美丽，是生命。她并不因为别人的不能欣赏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都市人璜问她要那束花时，“那女人似乎笑着为把花留在路旁的石头上，还在那里等候了璜一会”(《夫妇》.《沈从文全集》9卷.)。这一笑就使她反弱为强，她为自己得到都市人的认同而欣慰，也对璜生了怜悯之心。这个笑，把这个乡下女子人性的力度展露无遗，那是不可侵犯也难以被侵犯的。同样的人性力度也展示在巧秀的妈身上。她年轻守寡，因为和一个外族的打虎匠相好而被族人所抓。她不仅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还当着族里人表示她要跟了那个被打断了脚的外族人走，田产女儿通不要，也得跟去。她的坚贞惹怒了族里人，特别是那个对她别有用心的族祖。他们剥了她的衣服给她身上缚了磨石，要把她沉潭。她也用沉默来表示她的反抗，“小寡妇一声不响，任其所为，眼睛湿莹莹的从人丛中搜索那个冤家族祖”。她非常清楚是谁在迫害自己。在被沉潭的时候，还是“低头无语，只看着河中荡荡流水，以及被双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她是留恋生命的，但她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沉默留给这些迫害者的心灵重压更大，“因为死亡带走了她个人的耻辱和恩怨，却似乎留念给了每人一份看不见的礼物”。乡村女子的悲苦命运在她身上体现出来。《夫妇》里的她和巧秀妈的遭遇展露了乡村女子生存空间的极度狭小，但她们的坚贞使她们的精神空间无限地扩大了。她们被毁灭了，但她们是不可毁灭的，巧秀又延续了母亲的倔强。沈从文还刻意借这样的故事来揭示乡村人阴暗而残忍的心理。在《巧秀与冬生》里，作家把这种心理都讲了出来，“大家即从他人受难受折磨情形中，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那个族祖则是因为肥水流了外人田而心生忌妒，在巧秀的妈被剥衣时，他“装作十分生气，狠狠地看了几眼，口中不住说‘下贱下贱’”(《巧秀和冬生》.《沈从文全集》10卷.)。可笑的是倒像是骂自己，把乡村人这种以道德做掩饰的虚伪而阴暗的性变态心理暴露无遗。在《夫妇》中，这种揭示更加精彩。这篇作品颇有“鲁迅风度”，以人物速写的笔法，不落痕迹的剥出人物的心理。这是一群真正的看客，对他们来说，符号的意义大于人的意义。小说以“看去看去”开场，“人群莫名其妙的包围成一圈”。某甲，“仿佛极其奋勇的冲过去，把人用力掀开”，只是为了讨好那个都市人。酒糟鼻，“从人丛中挤进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在那里自言自语，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一面拿荆条打，打够了再送乡长处去”。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他们竟然“听到这话莫名其妙的欢喜，即刻便竞往各处寻找荆条去了”。救救孩子！练长，“模仿在城中所常见的营官阅兵神气，双眉皱着，不言不语，忧郁而庄严的望到众人。然后又看看周围，璜于是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为有‘都市人’在，这汉子更非把身分拿出来不可了，于是小孩子与妇人皆围近他身边成一圈，以为一个出奇的方法，一定可从这位重要人物方面口中说出。这汉子，却出乎众人意料以外的喝一声‘站开！’因这一喝各人皆踉踉跄跄退远了，众人都想笑又不敢笑”(《夫妇》.《沈从文全集》9卷.)。几笔速写，这几个看客的代表顿时活了。而他们的心灵世界也随着这些动作和神态暴露出来。他们的心灵幽暗如地牢。想囚禁别人却先囚禁了自己。他们精神空间的狭隘，来源于他们自己，他们关闭了自己的心灵，在里面生长了很多变质的霉菌，一旦有什么场合让他们开启自己的心门，露出来的只能是这些浊臭。当然这一切与他们生存空间的狭窄和文化空间的绝对封闭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夫妇》中，璜所代表的异质文明的出现，对这些人还是有所冲击和唤醒的。沈从文向我们揭示了，在乡村世界中，那些封闭起来的精神的霉菌对人类的生存有很大的威胁。沈从文隐隐地发出了变革的呼唤，巧秀妈的“死亡礼物”就是代表。
《萧萧》也是反映乡下人精神空间封闭的一篇佳作。这个故事以接亲始，以接亲终，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结构，喻示着某种恒定不变。萧萧是个孤儿，十二岁就已经给人作了童养媳。她生活的空间非常小，就是围绕着她那个小丈夫。她的生活虽然因为她的懵懂无知而快乐着，却也不过是“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精神世界也非常单纯，连做梦做的都是“世界上人所做过的梦”。这个地方唯一的外来者就是当地人觉得“怪可笑”的女学生。她们在这里人的眼中，就像是种怪“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在乡下人眼中看来，这些人皆近于另一个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如怪如神，行为也不可思议。这种人过身时，使一村人皆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萧萧》.《沈从文全集》8卷.)。这个封闭的世界嘲笑一切和他们不一样的事物。但萧萧在朦胧中却觉得这意味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她开始做梦梦到女学生，并接受了祖父拿“女学生”来称呼她。她看过了女学生，并觉得没有辫子也有点趣味。这几乎成为打开她封闭的精神世界的一扇朦胧的窗子。然而真正打乱了她的生活的却是一个叫花狗的长工对她的引诱。萧萧在懵懂中接受了花狗并怀了孕，她动过逃跑的念头，失败后，由于家人的善良，她又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夏志清认为萧萧“人格之完整，丝毫未受侵害”(夏志清.《文学的前途·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聂华苓也认为“榆蜡树和新生婴孩示意的是与萧萧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生命力，这一自然力使得她不管作为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在更广泛意义上作为一个人，都完整无缺”(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凌宇认为这个故事里蕴涵着沈从文对乡下人因蒙昧而导致的悲剧处境的沉重反思。对于萧萧来说，这种“完整”确实有浓重的悲剧意味。她有土地的品性，每一次面对春天的时候，都是新崭崭的，秋的收割和冬的严酷不能动之分毫，很难被破坏，也很难被改变。历史和时间对他们来说也都没有什么意义。对此，沈从文是多有哀叹的。循环的结果是零，萧萧的精神空间就在这个零的边线上。
《灯》和《会明》，是对兵士身份的乡下人精神世界的展示。他们是生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物：“那最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灯》.《沈从文全集》9卷.)“灯”本身就是“旧”的象征。当人类发明了电，电灯之外的灯就失去了存在的实用价值，但作为曾经伴随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黑暗的灯火依然有其精神价值。况且在科学失灵的地方（停电时使用），它依然忠诚地面对人类。那个老兵就是这么一盏“旧灯”，还有他那种以亲切和真诚为基础的等级意识，他希望把自己最后的一点作用贡献给自己的少主人。而且他还有自己永远是个军人坚贞的信仰。他像是那盏过时的“清油灯”，那种虽然微弱，但非常真实的火焰会给人心上留下永远的温暖。《灯》的特别处是作家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虚化和消解，这一处理就把老兵和灯融为了一体，作为某种过去的光明和温暖的象征。会明是一棵树，“正像一株极容易生长的大叶杨，生到这世界地面上，一切的风雨寒暑，不能摧残它，却反而促成他的坚实长大”。脚踩大地，头向蓝天，他像树向往蓝天那样向往着有一天能把那面旗插到堡上去，全连只有他一个人还记着这十年前的理想。但给他更真切的感受的还是生命，他像树离不开土地那样在那些小鸡身上寄托了最现实的希望。他在战争与死亡的缝隙中养育生命，把那些小鸡看得和那个遥远的梦想一样重要。这就是会明的精神世界，与其说他混淆了崇高与渺小，不如说是综合了它们，“他很高兴，如果这时他被派的地方，就是平时神往的地方，他能把这一笼小鸡带去，即或别无其他人作伴，也将很勤的一个人在那里竖旗子地方住下了”(《会明》.《沈从文全集》9卷.)。沈从文深知他们的存在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依据（在《灯》里，作家甚至不能肯定是否真有这么个人），但作家希望他们还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来为人类未来的发展保持一些真纯的底色。他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单纯，非常狭窄，但因此而珍贵，因为沈从文认为“人”必须具有相当的纯度。他们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可以体现某种“永远”。
沈从文对都市人精神世界的关照几乎构成了他都市作品的基本主题。他认为都市人的精神空间比乡下人的还要狭窄。这与他们生存物质空间的限制有关。乡村人有广阔的原野山林，有流淌不尽的河水。而都市拥有的只是或大或小的墙壁。他说“我以为一件作品的外景只在说明充实背景的需要而存在。说明文字上的节制是必须的，这是我有意疏于写景的一种解释”(《一个母亲·序》.《沈从文全集》7卷.)。我们知道，在沈从文的乡村作品中，景物几乎可以算作品的一个重要角色。都市人缺失了与自然的亲近和交流，他们的心灵变得枯萎而缺乏任何的诗意。在沈从文眼中，他们就是一群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的人。总的来说，人类的生存空间是由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互补与冲突构成的。乡下人生存的不自由来自于自然的束缚，天灾人祸，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艰苦，也来自于文明的缺失带来的狭窄。都市人的束缚却主要来自于自己，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的病态。这就显得更可悲了。都市人大都生活在自己心的夹缝里。他们代表了某种人性扭曲。
沈从文大部分写都市上层生活的小说都像是故事，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雷同。他从故事的“母题”、故事的主角、故事的背景、故事的主题这几个角度对都市上层人的生活进行了抽象。抽象的结果就是都市人的精神世界是狭窄而枯燥甚至变形的。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外遇”是一个最普遍的内容，实现了的，实现不了的，幻想中的。置身于其中的人荒谬得失去了人形。《松子君》讲的是一个妇人，丈夫不在家，就与亲戚中的几个男孩子发生关系的荒唐事。《某夫妇》，这是一件更荒谬的事。夫妇俩预谋让妻子去当诱饵，吸引丈夫的一个好朋友，再让丈夫来抓，以榨取钱。结果在他们的计划还来不及实施的时候，妻子就情愿作了那个男子的俘虏。《或人的家庭》，丈夫有了外遇，尽量来哄骗妻子。《或人的太太》,讲一个可耻的女子和一个极其卑琐的男子。妻子跟自己的朋友有了外遇，他还能带妻子到公园，两个人互诉衷肠。妻子与丈夫原是很相爱的，只因受了那个人肉体的吸引就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而且把这背叛说得振振有辞。丈夫居然说：“你作你喜欢的事，我不但不反对，还存心在你背后设法来帮你的忙。”“我并不说你错，你做的正是一个聪明女子做的事。”“他们都为自己的忍耐和大胆惊诧”(《或人的太太》.《沈从文全集》9卷.)。读者当然更惊诧。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用常理来理解的故事。男子的怯懦与女子的堕落都已经到了极限。《篁君日记》讲篁君与两个女人的外遇,表达了他在情欲面前的无能为力。《有学问的人》讲一个女子到朋友家，在等朋友回来的空当里，与朋友丈夫的一段暧昧欲望。《一个母亲》更把“外遇”保留到了夫妻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孩子原来不过是妻子与外人的孩子。《绅士的太太》几乎集中了上面这些故事的所有情节，丈夫有外遇，妻子也有外遇，另一个家庭更是内里就乱伦起来，妻子还和另外那个家庭里与许多女子保持关系的大少爷生了个孩子，丈夫竟然没有察觉。《八骏图》里，每一个人都潜藏着“外遇”的欲望，连自称别人医生的达士先生也陷入了“外遇”的诱惑之中。“外遇”实际上是都市人精神世界荒芜而残破的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