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记》中，作家对“变”是持非常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的，认为“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10卷.)。“现代”带给湘西的都是一些破坏原有的纯朴善良的人情关系的变化。作家的哀痛之感溢于言表。但作品最终呈现的内容和含义显然大于作家的主观情感，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这是沈从文那种浓重的怀旧情怀都无法掩盖的。湘西在时代的推动之下，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外界，对于文明和进步有了难以压抑的向往，虽然这当中也包含着旧有的单纯的失却，但毕竟是湘西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作家的主观情感的倾向性而被掩藏，反而成为了作品一个线索性，走向性的主题。由此可见，《长河》确实是沈从文突破自我，找到一个更为有利的创作前景的良好开端。可惜他这种历史性眼光并没有能够深入延续，使得四十年代的创作又陷入了自我的徘徊之中。这固然有战争对希望的摧毁，大量的审查和删节有关系，但这些还不至于摧毁作家的创作热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家本人在主观上对历史进化所持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心声。
）第四节民族文化忧虑
沈从文的边缘性及其所隐含的批判性还体现在他的民族文化忧虑上。沈从文的老友，与沈从文共同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和沧桑的朱光潜，对沈从文作品有更深切的理解。他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不仅《边城》，沈从文所有涉及湘西的作品都表现了这种深忧隐痛。而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这“深忧隐痛”是什么。朱光潜提示了“长期受压迫”，“富于幻想和敏感”，“少数民族”这么三个修饰语。从这种提示，当然更主要的是从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感知到这种深忧隐痛是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造成的。
沈从文的创作有着非常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为湘西代言，为苗族，这个在文化史中一直沉默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期待被理解和平等的交流。在他的作品中，对苗族的描写充满了溢美之词，这本身就包含了他深切的忧虑。一种文化需要你为它不断辩护的时候，就知道它已经身处险境了。无论从传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文化的对立，还是现代以来的发达与落后的对立，湘西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显处在竞争的弱势位置上。但是从文学和审美的视角来看，这种文化是有优势的。所以沈从文要从这种弱势文化中寻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来为之正名。他寻找到“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和“神”——《凤子·神之再现》，让人们相信，那些看似落后的文化中包含着对人的精神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成分。他用大量的创作支撑着自己对苗族文化的信念。实际的效果却如沈从文所感受的那样，读者们往往是“买椟还珠”，只看到新鲜，而读不出他的初衷和隐痛。《从文自传》发表后大受欢迎，可是恐怕连周作人也是在读民俗，读得总有那么一种不相干的超越姿态在里头。如何让人相信一种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在新奇的认识作用上，让人们对这种文化产生敬意，无论是苗族文化之与主流文化还是中国之与西方，都是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对文化的认定与其在现实生存中的竞争力是紧密联系的。沈从文表露的正是失去竞争力的文化的尊严和价值。并在其中对这种文化生态的不平衡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两种隐含的矛盾：看似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爱却失之交臂，悲剧却不期然地上演；诗意和牧歌与死亡的阴影在同一篇作品中交融又撞击。造成这种矛盾的正是对苗族文化处境的深切认识和忧虑。
在赞美苗人品性的小说《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里，作家极力渲染了无人理解的孤独，不期而至却又是致命的误会让价值的被发现延宕或者停滞。《边城》中这种延宕的情绪也非常浓。在沈从文描述湘西情爱题材的作品中，湘西本身就是一个孕育和纵容情爱的地方。《阿黑小史》、《雨后》、《神巫之爱》、《渔》等等作品都写出了那种无可阻挡的情爱的自由，即使是神、仇恨都不能削减爱的色彩，阻挡爱的进程。在《边城》中，无形的阻挡不知从哪里蔓延和渗透了全篇。从文化忧虑的角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开了。无间的情爱是以沟通和交流为基础的。没有了沟通和交流，爱都会变质，会适得其反。像爷爷和天保对翠翠的爱一样。苗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恐怕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文化的因子有本质的冲突，无法相融合，而是错过了很多交流的机会，使情人都成了仇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空间中，各民族的文化一直在或近或远地起着作用。如果意识不到这种作用，甚至误解其存在的意义，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伤害是致命的，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的也将是或隐或显的伤害。就像翠翠和兄弟二人的爱情纠葛一样，因为缺少了必要的沟通，互相误解，天保赌气失了性命，傩送踏上了不归路，翠翠陷入了孤独而无尽的等待之中。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必要的沟通呢，这显然不符合湘西苗人的情爱空间。可以解释的就是沈从文在其中灌注了化不开的忧虑，那种忧虑之深就在于你甚至看不清它是什么，是什么阻挡了人们，什么阻挡了文化，而又觉得那种阻挡有着非常庞大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经历了千年的共处，什么阻止了他们之间必要的融合和相互的尊重，阻碍了他们的交流。是物质层面的差异吗，就像小说中那座“碾房”所象征的那样。贫与富是一种很难拉近的距离，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分界也是一种可怕的障碍。它会无形中隔断交流的正常渠道。《边城》有着《蒹葭》似的古典正统文化的那种朦胧而丰富的意蕴。用充满了主流汉文化色彩的文笔来诉说一个边城的故事。这里面本身就包含了沟通的诉求。但在表述当中作家又深切感觉到表述的障碍。障碍里包含着沈从文对苗族文化得不到认可和尊重的深切忧虑和无奈。这种情绪造成了这篇小说丰厚的内涵和内在的张力。
王晓明评论沈从文作品的文章有一篇篇名就是《“沉没无言”的暗影》：“看得出，作者在《黔小景》的前半部分里，正是要凸现商人们这种人生态度的魅力，凸现他们这生活的诗意”；“在作者描述给我看的小说画面的深处，确实有一片‘沉默无言’的东西，就仿佛那客舍房子里的黑暗，即便你站在门口，沐浴在明亮的霞光中，还是会清楚地感觉到它在你身后的存在”；“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存心要安排小说意蕴的前后，来突出这种令人迷惑的复杂情味，也许他确是有意如此”(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沉默无言”的暗影》［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沈从文的作品存在着某种意蕴的矛盾，这是一定的。但这是否就是为了一个勉强的诗意和牧歌的营造，却是一个值得深入去分析的问题。这一层暗影并非作家有意的设置，而是包含着沈从文对苗族人生活苦难的深切的感知。诗意和暗影的并存确实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里包含的却是作家深切的苦衷。作为苗族生活和文化的代言人，沈从文本身就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中。一方面是对苗族人生活的苦难的深切认知，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作为一种“美”，一种“价值”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而后一种冲动更为强烈，更强烈地支撑着沈从文的创作。他有着为这种文化正名的强大的热情和责任感。这一矛盾里隐藏着沈从文为苗族文化言说的深切的忧虑。如何把一种弱势文化，一种在主流文化面前明显“落后”的文化置于和主流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是沈从文最为重要的追求。在这种动机之下，必然的，他的作品中会潜藏着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隐痛，造成作品内在的张力，后期作品中这种矛盾的消失反而削弱了其作品的审美和意识的价值。中国文化与代表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恐怕也隐含了这种潜在的疼痛。如何言说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以西方文化审视中国文化，更多地进行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极力赞美中国文化，彰显其独特性，以中国文化作为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的根据地？步入现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也在这两种选择中犹疑吧！如果说中国文化依赖其深厚的传统，庞大的人力资源，与西方文化的距离等保持着其言说的自信，或批判或赞美都有比较坚实的心理基础。苗族文化之于强大的汉文化则很难获得这种自信。沈从文几乎拒绝批评的文化赞美中其实包含的是一种不自信的忧虑，深恐得不到认可的焦虑，恐怕是一种弱势文化的潜在自卑心理。苗族文化并不是近乎完美的，即使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难以掩盖的阴影。沈从文不是对这些阴影视而不见，要唱足了牧歌，要显示人生的诗意。人性也好，神性也罢，这些沈从文极力作为终极价值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他终极要赞美和凸显的。在他心里，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把苗族文化推出来，争取到与汉文化平等对话的位置。他必然会极力赞美这种文化，和牧歌无关。有人曾批评沈从文高举的人性大旗之下人性的贫乏。作品中表现的“人性”不够完美，更不够丰富。但沈从文就是要以苗族人的生活作为他“人性”的载体。对苗族人生活和文化的赞美对沈从文来说主要是一种情感动机，对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理性定位，所以他才拈出“人性”为旗帜。其实就其作品的内涵来看，他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表现和赞美人性，而是彰显苗族人生活的价值，为他们争取合理的文化空间。沈从文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吸引人们去认识和体验苗族人的生活。只有走进去，才可能真正认识一种文化。《凤子》所传达的就是这种走进去实现真正的交流与沟通的渴望。小说不一定很好，但作为对苗族文化的代言来说是很有力度的。这篇作品的想象性质很浓。走进苗人的生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平等地对待他们，在沈从文看来也还是个理想。作为和湘西对立而存在的都市小说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也占了非常大的分量。但这类作品往往主题大于内容，评说多于描写，远不如表现湘西人生活的那些作品生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沈从文为苗族文化代言的创作动力。他对都市文化的批评视角无疑是狭隘的，就像那些用中国文化来批评西方文化的人的态度和观点一样，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其意义还是在于设置一种推出苗族文化的强大的语境，在对比中凸显苗族文化的价值。都市本身并不具有主体性，不是沈从文真正要表现的对象，而是作为苗族文化的对立面才存在的。
沈从文有几篇小说把这种忧虑推到了前台，值得细致分析。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沈从文表达了他沉痛的忧虑。这并不是沈从文的政治理想，他只是觉得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苗民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方式，他们并不是拒绝进步，而是拒绝侵略。进步是自身的演变，小说中展示的是汉人对他们的改土归流，是中断他们自身的发展。这种外来的干预，对当地的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的理解。这种侵略留给苗民的只有两个后果，屈服的堕落或反抗的毁灭。小说中，面对行将到来的自身文化的毁灭，大部分人是屈服了，他们以醉来消除恐惧。他们是用屈服来换取了生存的物质空间，当然这种空间已经被新来的文化侵占了很多，他们要纳税，当兵，甚至为妓。这其中有七个反抗者，他们不愿过这种“归化”的生活，新的文化到来的时候，他们作起了“野人”，生存的空间被剥夺了。但是，他们在山洞中的生活是他们自身文化的延续，这对已经“归了籍”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迎春节的时候，很多的人跑到这些“野人”生活的山洞里，延续或者是追念他们曾经的生活，纵酒狂欢。对于这七个人来说，野蛮的“进步”让他们由村民变成了“野人”，剥夺了他们作一个正常人的生存空间，最后连作“野人”的空间也不许有，留给他们的倔强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死。他们生存的这一角很快被清理了，“七个尸身留在洞中，七颗人头被带回北溪，挂到税关门前的大树上了”。他们为什么被杀，仅仅是延续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最后一个迎春节”是这种弱势文化最后的自我表述。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化空间彻底没有了。而对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而言更具有的破坏性的是强势文化的同化作用：“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地方进步了。”(《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沈从文全集》4卷.)七个人为了为苗民们争取文化空间所做的抗争成了个故事，他们的文化已经被“进步”完全掩盖，消灭了。这篇作品喻示着：当进步不是自身的自然发展而是外力的强加的时候，带给这种文化的很可能就是灭亡。北溪村人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自身的演进规律。而“官”所代表的文化却强行否定了他们的一切。七个野人代表了他们文化本身的力度，作为人他们是强硬的，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少数的反抗是不堪一击的。但他们以自己的死表示了那种文化的尊严。这篇作品对当时的现实也是一种警戒：西方世界正在打着文明的招牌野蛮地侵略我们，沈从文的小说向人们暗示了反抗的必要性。
对湘西的弱势文化地位的忧虑还落实在沈从文对新旧问题的思考上。湘西的文化和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新”的势力对它的改造很可能适得其反，丢掉了它的本意，而取其皮毛，将是对这种弱势文化更大的消灭。沈从文在情感深处对新和变有一种恐惧，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旧的怀恋，而是他感觉到了新的蛮横及其破坏作用。“新”会以接纳的方式对“旧”进行彻底的破坏。对此有突出表现的是小说《新与旧》和《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