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总是将两种因素并提，但实际上，沈从文对“商业”的因素是多有肯定的。他说过：“作品变成商品，对于全国文学运动也未尝无贡献，新文学作品的普遍分布，是得力于这个商业制度的。大量翻译作品其所以能流行，也亏得是这个商业制度的。”(《文学运动的重造》.《沈从文全集》17卷.291.)并且从文学中心转移的视角来谈商业对新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新文学与商业打成一片，是北伐前一年。那时节北方的作家遭受经济压迫，慢慢向南方移动，与上海剩余资本结合，作品得熟于商品分派记述的人推销，因此情形一变。作品一用商品方式分布，于是有职业作家，缘于作品自由竞争产生了选择作用和淘汰作用，所以在短期间作品质与量都得到长足进步，且即奠定了新书业基础。上海得风气之先，作家普遍影响下，那点‘先知’成分超过了‘艺员’成分，因之以作家地位转入大学教书的也日益增多。这种人的作品主张与广东实力膨胀相呼应，自然直接间接都有助于革命的进行。”(《“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17卷.280，285.)且好的文艺政策也需要“商业”的作用来推动。所以说沈从文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商业对文学的渗透，而是确有所指的，针对的是商业对于那些他所反对的文学倾向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商业对于政治因素向文学的渗透的推动作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谈到翻译文学与商业的结合，支配了很多人的文学兴味，成为中国文学转换方向使之热闹的背景。而这种转向是受“转贩”来的日本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向政治领域的靠拢。他认为商业运作可以推进某种文学空气。“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俨然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而商业更是推动那些低级趣味的力量：“便是从民十六后，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看来，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论中国创作小说1931》.《沈从文全集》16卷.198,196.)从根本上来说，商业是推动政治因素的力量：“文学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一种新的文学观1946》.《沈从文全集》17卷.168.)所以说，在沈从文眼中，“商业”因素是一种活的因素，其所起作用的好坏关键看利用它的力量是什么，为好的文艺政策所利用，就能起到发展文学的作用，为坏的因素如趣味化的文学，政治化的文学所利用，就是一种助纣为虐的力量。
沈从文认为政治对文学的侵害更大，因为政治不断变动的品性，造成了“艺术随到时代跑”的局面。“我听到许多批判别人的都懂得用‘不合时代’绊那作品一下，又听到许多夸张自己的，都援引‘时代的作品’寻求主顾。文学侍从所服侍的虽由‘主子君王’转为‘时代趣味’，奴性并不减。”(《感想》.《沈从文全集》14卷.45.)而这种“时代”性和沈从文所最为反对的政治对文学的侵蚀是一个问题。沈从文对“时代”的不满和批判主要还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在“时代”变幻不定的阴影下文学艺术失去了自身的特质。“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7卷.167.)破坏了文学本有的纯洁性，也破坏了作家本该有的品性。艺术家成了“新文人”，艺术有了各种时代性的主题，而失去的恰恰是艺术本身。在沈从文的批评中，“时代”和“政治”是一对相关联的词语。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在他的批评中主要是个贬义词，它代表变动不居的风向，追逐潮流，缺乏个性。“艺术随到时代跑”是政治侵蚀文学的一个结果。“因为人人说是艺术随到时代跑，不在前，纵在前也像打旗子的引元帅出马的跑龙头套模样的人，而所谓艺术，在时下人谈来竟应认为一种宣传告示，然而把一种极浅浮的现象用着极草率简陋的方法去达到一种艺术以外的目的，虽认为艺术是表现时代的纠纷，而忘却表现值得称为艺术的必要条件，若说文艺的路是走一条死路，这也算是把国人艺术的观念弄错一件事了。”(《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11卷.84.)这样的结果是作家成了跑龙套的，不需要也没有实际的功夫，作品成了宣传告示，既抓不住时代的要害，艺术手法上更是草率粗陋。这样下去，文艺会走向一条死路，失去自己的品格和生命力。他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同样有太贴紧了时代这一点。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没有“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他的成功只在于“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论郭沫若》.《沈从文全集》16卷.154,155.)。在《南行杂记》中，沈从文指出所谓“时代精神”的偏狭和可笑。他说上海当时流行的主题不外乎此：“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每一篇小说都是嗳呀苦，嗳呀闷，嗳呀我抱到这女人又怎样全身的抖，且应当记着莫忘到‘穷’字。第三则应当说到革命事上来了，枪呀炮呀，在枪呀炮呀之中再夹上女人，则所谓‘时代精神’是也。”(《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11卷.83.)“时代精神”在沈从文眼中也成了一种追风潮的贬义，直指“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时代意义的强调，会使文学变得“无风格无性格”，特别忽略“普通人情”，使文学等同于政治：“当前若干作家如何把作品风格之获得有意轻视，在他们作品中，又如何对于普通人情的极端疏忽，即可明白近十年来的文学观，对于新文学作品尚有多大意义，新的文学写作观，把‘知识’重新提出又具有何等意义了。作品在文体上无风格无性格可言，这也就是大家口头上喜说‘时代’意义。文学在这种时代下，与政治大同小异，就是多数庸俗分子的抬头和成功。”(《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69-70.)由此可见，沈从文对时代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的批判，主张文学回归对“普通人情”的重视和书写，主张文学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性。他的批判可以看出比较明显地针对左翼文学。沈从文的声音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微弱的，这种批评对于左翼文学也当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其次是对作品的影响。追随时代，和这种变化不定的时代贴得太紧的结果使得作品失去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匠心”，也就是失去了个性和风格，呈现出“差不多”的景象。在《南行杂记》中，沈从文就总结过时代流行的主题，如上文所述，就是“革命加恋爱”。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沈从文明确提出了对文坛出现的“差不多”现象的批判。“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因为时代的流行主题，因为作家太急于追随这些主题而忽略了艺术上的锤炼，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主题相同，连表现手法恐怕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作者大都关心“时代”，结果是“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17卷.101,102.)。文学作品不仅失去了个性，也失去了艺术性。文学政治化的直接效果就是文学的工具化，文学运动与政治结缘使文学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文学成了政策工具，作品的文学特性更要大打折扣了。
沈从文的批评总是以人为核心的。时代的魔力损害最大的是作为文学主体的人——作家。“时代”的追随会给作者带来很不好的影响。“病的焦躁”，“心上的不安”，这些不适宜于作家进行创作的情绪会被激进的“时代”赋予给作家，使他们的作品失去应有的艺术品格。“时代这东西，影响及于一切中国作者，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说明到这‘心上的不安’，然而写出的却缺少一种遐裕，即在作家中如叶绍钧《城中》一集，作者的焦躁便十分显明的。叔华女士的作品，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中国写了两本好书。”(《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212-213.)沈从文以京派作家凌淑华为例，强调了遐裕的心态对创作的重要性。更进一步，他批评了各种追随时代而形成的以“新文人”、“文化人”为代表的市侩化、政客化，没有固定品性的作家。同时以自己为例，突出强调了在这种时代魔力之下自己的“落伍”处境，和甘愿落伍的选择。在这个基础上谈“文学者的态度”，给作家提出一种理想化的规范。
首先他批判了所谓“新文人”追随时代而影响到了人的品格，变得市侩化和政客化，随波逐流，没有定见，反复无常。具体来说，首先是“阿谀”的心态，奴性的呈现：“新作品在民十五左右已有了商品价值，在民十八又有了政治意义，风气习惯影响到作家后，作家的写作意识，不知不觉从‘表现自我’成为‘获得群众’。于是留心多数，再想方法争夺那个多数，成为一种普遍流行文学观。‘多数’即代表一种权力的符号，得到它既可得到‘利益’，得到利益自然也就象征‘成功’。跟随这种习惯观念，不可免产生一种现象，即作家的市侩工具化与官僚同流化。尤其是受中国的政治习惯影响，伪民主精神的应用，与政治上的小帮闲精神上相同，到时代许可竞卖竞选时，这些人就常常学习谄谀群众来夺取群众，到时代需要政治集权时，又常常用捧场凑趣方式来讨主子欢心。”(《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69.)作家心中有了阿谀的对象是作家的悲哀，那意味着有了主子，成了奴隶，有违于作家的自由品格。“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不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其用以自见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与文字性能的谙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以外，加上点交际材干，或在此唯唯诺诺，或在彼则装模作样，兼会两分做戏伎俩，总而言之，一个‘供奉待诏’，一个‘身边人’而已。”(《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7卷.169.)谈的也是没有自己的见解的努力心态。奴性的更进一步呈现就是充当搅乱文坛，迫害不同文学主张的人的“打手”。沈从文说这种人：“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蓄养作家，来作打手。”(《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7卷.47-48.)这对于同样在沈从文批评之列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家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政治的影响使作家的写作态度发生了改变。沈从文认为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他的文论和杂感往往围绕着“人”来谈。对于作家来说：“未来的希望或危机，与其说是在‘思想抉择’上，不如说是在‘写作态度’上。”(《滥用名词的商榷》.《沈从文全集》17卷.141.)作家的堕落表现在其写作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沈从文全集》17卷.290.)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写作是“商品竞卖”或“政治争宠”。这种盲目的追随还使作家恢复了五四时期极力批判的“杂耍”和消遣的文学态度：“这种人的成功，一部分文学作品便重新回到‘礼拜六’派旧作用上去，成为杂耍，成为消遣品。若干作家表面上在为人生争斗，貌作庄严，全不儿戏，其实虚伪出竟至不可想象。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变动性既特别大，这些人求全讨好心切，忽而彼忽而此的跳猴儿戏情形，更是到处可见。因此若干活动作家写成的作品，即以消遣品而论，也很少有能保存到五年以上，受时间陶冶，还不失去其消遣意义的。提及这一点时，对于这类曾经一时得到多数的作家与作品，我无意作何等嘲讽。不过说明这种现象为什么而来，必然有些什么影响而已。这影响自然很不好，很不易派到某一个作家来负责。这是‘时代’！”(《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71.)消遣的写作心态毁了文学的严肃性，沈从文将之比作“跳猴儿戏”，可见他的厌恶。“他们是把文学运动完全谐谑化，漫画化的一群所谓‘文化人’而已。”(《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7卷.49.)文学运动都会被这些玩文学的“文化人”弄成闹剧。沈从文一直认为文学运动是必要，只不过必须是“文学”的运动，体现和保持文学的本质，推动文学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代”使作家失去了定见，不断地“转变”自己，成为见风使舵者。他说自己眼见了“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2.)。处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沈从文把对时代的不信任延伸至了人的领域，他缺乏对那些坚定者的关注。他认为作家时而左时而右的变化是文学政治化甚至政策化的结果：“文学作品成了政治点缀物，由表现真理而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政策易变，所以这种作家也是易变的，时在左，时在右。”(《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7卷.48.)这确实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文学现象，但也只是现象而已。沈从文的批评和创作相近的地方就是重视现象，而不信任本质，主流。他鄙视这种人的聪明：“在一种虚伪下说艺术是应当那样不应当这样，且为一种自私便利在极力拥护他的主张的，实大有人在。这类人其实在另一时会变，人是很聪明的，不必为他担心。”这种不断变化的人根据时代的变化改变着对文学的要求。他认为这种易变的品性反而是作家们的成功学：“那都是些耳目伶便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到某一种情形下头，则立时也把主张移到某一种有利的方向下去干——譬如在革命区域就喊‘打倒’，在保守地方又回复到旧的形式上，在……且不妨作俨若热血喷涌的诗。”(《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11卷.84,83.)政治因素的介入改变了作家的态度，进而改变了文学的主题，再进一步改变的就是文学的本质，将审美本质变为过于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