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于文学的前途了也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或隐或显地表达了新社会扼杀文学生命力的思想。首先是政治对文学的伤害。文学也讲“集中”，从而使其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成了政治的点缀，其结果一个是公式化、雷同，“间或看看时行短篇，多是不善于表现，费力多，易雷同。唱歌和图画更易见雷同，少独创性。”(《沈从文全集》20卷436页。类似的提法还有：“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同上，21卷15页。)新作家因此都成了“鼓动员”，“鼓手炮手而已”，“充满官僚颂祝，和个人英雄气，全不落实诚恳”(《革命大学日记一束》.《沈从文全集》19卷.81.)。另一个结果就是庸俗。“到处是王爷、公主、元帅……我觉得这一切综合作成的影响，是不怎么好的。”(《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17.)在他心里文学应该是这样的“一切文学都有个深度，即看作者对于‘人’的理解，以及把它结合到种种不同人事上时的情形，及发展变化中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善于处理他，表现他。一切作品伟大和深入，都离不开表现和处理。目下说，有政治觉悟似乎什么都成，其实不成，还要点别的东西，要情感，要善于综合与表现！这不仅是生活经验和政治性高度热情即可成事”，更加重要的是有“深刻的诗意”(《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106－107.)，即文质的完美结合。沈从文很早就说过“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而风格和性格实际上讲的都是“作者的人格”。他还说过：“不同的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独特的艺术品的。”(《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2卷.504,505.)独创性是文学的基本品质。可是“新”文学只剩了雷同与庸俗。这些究竟是进步还是文学本质的丧失呢？他不能接受左翼的文学观念，就不能接受新时代的文学观念。
“文革”期间，沈从文看到了很多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不可收拾的破坏。在“文革”之初他感觉到这是一场“易放而难收”，“易毁难成”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对知识的漠视，造成了孩子们不上学，全国无书可读的文化荒漠。“新的国家要良好政治，重在有效率而适当的重视知识，发挥其不同长处，各方面配合去发挥种种长处，才可望取得进展，不至于大大落后于日本。若总是在上面争权，而下面情绪混乱无所适从，又凡事朝令夕改，总是变，使得一切事都冻结下来，下面用世故消沉代替原有积极，趋势不扭转，下下代痛苦必更大。”(《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23卷.249)他认为国家不重视知识而只重视权力，一切事务都难以真正发展，将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痛苦。孩子们被抛进了文化的沙漠：“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不仅影响到当前招生，还必然将影响到今后工业建设一系列问题。”(《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3卷.60.)整个国家都成了文化的沙漠，“目前全国都几乎感到无书可读”，“不是怕中毒，是无书可读”，“读书荒到了这种情形，真令人不易相信”(《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3卷.56.)。所有的文化领域都荒疏了，“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生命如此使用方式，在此大城中恐将以数十万计，一切似乎还在听其自然发展中。‘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3卷.256.)文化的沙漠导致了生命的荒芜。他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对国家的伤害太大，并坚信这些是不会长远的。
他认为“文革”的破坏性的根源是“权力欲”。对于“文革”所带来的损失，沈从文不认为这是“小将”们的错。尽管他们毁了他的很多劳动成果，他们认为他的东西“有毒”，他认为他们的行为近于“家中小孙女打破我个雍正盘子看待，怎么能怪小孩子”，他们不懂，他们也是受害者。“文革”把矛头对准了“文化人”，而真正应当负责的是那些充满了“权力欲”的“武化人”。“比较麻烦或许倒还是一些‘武化人’。若对于‘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发生了兴趣，而在实际中又得到了不少经验好处，发展下去，一切高尚伟大思想理论，将不免成为具文（文字工具）。”(《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3卷.119,116-117.)他感觉到悲剧真正的制造者是在人们心中留存了几千年的“权力欲”，暴力欲。在1950年，他就说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八月八日》.《沈从文全集》19卷.75.)这种所谓的“革命”伤害的不仅是被冲击的人，更可悲的是那些悲剧的制造者，他们在浑然不知中把自己也放在了荒漠之中。“权力是一切”的想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有些事不免令人忧心，从小处可以见大。是一种向下的趋势，如同在地下千尺的潜流，在腐蚀土地，不可免会影响到地面建筑和其他。尽管在努力补救，还是将在某一处某一时形成坍陷。或许还会在最紧要处，要想纠正‘权力是一切’的想法，就十分困难。因为八年来既已和不少实力派人生活（或生命）结合，任何伟大的抽象都代替不了他起作用。不仅支配到若干卅岁以下的人，同时还浸润到廿岁以上的人。困难处就正在这里。求个人发展，进取不以其道。下以阿谀依附为能，上则引用亲友和可靠人为爪牙，求发展求巩固均不择手段。老实的希望理想破灭，转成‘得过且过’的主流思想抬头，到处无不见出消耗现象。破的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立则还提不出一定方法；破得十分猛而容易，而立却感到十分棘手，且事实上有的就根本已立不起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3卷.234-235.)“权力欲”损害了人的品质，人们失去了正确地对待事物的态度。沈从文向来把人的态度看得最为重要。所以他认为这种损失贻害无穷，无法弥补。“最近听说世界先进种种，相形之下，我们这十年可太落后了，有的方面或许还将日益更加落后。这是令人痛苦的，国家事千头万绪，林的哲学一经占主要地位后，许多原有布局也打乱了。有形生产的工厂易恢复，无形的对党的向心力破坏得未免太厉害了。有些事可以缝缝补补，有些却不可能。”个人的伤害和国家的落后在他看来都是难以弥补的。一池水搅浑了都难澄净，何况一个国家。“池水经过搅动后，欲回复一泓澄清状态，还得废一定的时间，何况几亿人的大国家的大动荡。对生产上易恢复，心情上却不易。这教训太深刻了！求一切正常，不能不靠时间，来医治创伤。”他还是把人心，心情等“无形的”的损害看得更重要，“人”是第一位的。他把“文革”的本质定位为权力的争夺，人心的损害。
在“文革”结束以后，沈从文对“文革”的批判更加激烈。他把建国后的30年和日本入侵中国的情境相提并论，“总的说来，这半世纪的社会动荡，是付出了数千万人民的鲜血和痛苦，在历史上加以点滴著录，也永远使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的。”(《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沈从文全集》27卷.396.)他认为前一段的牺牲是恶邻强加给我们的，后一段的牺牲是政治上的“造神运动”造成的。他不仅对“文革”，对整个前30年的建设都持极端的否定态度。政治的压力一消除，沈从文的思想马上回归到排斥左翼思想的个人主义立场上了。沈从文认为“文革”的源头是封建专制意识。在沈从文心中，“文革”与“秦始皇”时代，“司马氏集团”的时代遥相呼应。他说自己《拟阮籍咏怀》而作诗，表达的也是“忧生之嗟”，即他所谓的“担心活不过去”，从而理解了“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都因之死亡了”(《复张香还》.《沈从文全集》26卷.100.)。专制的时代都是知识分子的灾难时代。他认为历史出现了循环甚至倒退，在他心中新与旧的分野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文革”真正的根源是封建意识，不能把所有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四人帮”。认识不到这一点，这种危害就无法根除。“要比较正确的认识封建意识在上中下各层已泛滥成灾，并不是这十年四人帮混入政治最上层的结果，事实上却由封建意识的广泛抬头，才会出现四人帮。……大的四人帮完事了，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中、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二千年的奴隶社会制度，和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表面上已宣告结束，事实上可还好好保存在许许多多人的意识形态以及行动中，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奴隶和封建意识深植在很多人的骨血甚至灵魂中，是“文革”悲剧上演的真正根源。在他看来，“文革”似的伤害并不以十年为界，“文革”的“作俑者”更不限于“四人帮”。所以在别人欢呼的时候，他却觉得深切的忧虑和悲观。他再也没有那种指向“明天”的希望了，再也无法用青年和希望来安慰自己了。“对现实存在眼前身边的一些问题，可万万不宜自以为有力扭转，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致张允和、张寰和等》.《沈从文全集》25卷.51.50.)“文革”是一块巨石扔进了一座千年古潭，未免沉渣泛起。风浪过后，表面的平静也不代表古潭已经澄澈。许许多多的事都有根深蒂固的根源，而且还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下去。他不认为“文革”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错，也不认为“文革”是一段独立的历史，更不认为后来的人能轻易地摆脱这一切。
对于后“文革”时代，沈从文的批判力度丝毫没有减退。他也分享了“文革”动荡结束的喜悦。“对这次初初听来如‘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象的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致程应镠、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24卷.515.)但“文革”的结束使沈从文陷入了更深的忧虑中。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横扫一切的洪水，洪水过后裸露出来的是丑陋和荒凉。他发现“新生”的一切更加可怕。“一种‘新的世故’在发展、在传染，看来是比顽癣还固附于不少人的骨里或灵魂里起恶性传染，以至于逐渐成为人我关系的主流。影响到明天这个国家命运。”(《致张允和、张寰和等》.《沈从文全集》25卷.59－60.)“文革”后的社会现象更让人觉得悲哀和无奈。一是私欲横流。他对于新生的一切充满了愤慨，认为如今进入了一个“私欲”猖獗的社会，很多人为了私利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超级近视眼”，只盯着眼前，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他对于“私”，对于“集体的私心和个人的私心”(《致程应镠、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26卷.44.)是非常痛恨的。二是沉渣泛起。“许多‘倒退’现象十分令人痛苦，却又无可奈何！”(《致凌宇》.《沈从文全集》26卷.139.)到处都在兴盛“鬼神迷信”。“关于‘放’，范围或许比想象的还广泛得多，例如香港凶杀片，古装戏，以至于朝山拜佛，美人画，无碍于‘官’的，必然‘放’。但如部分作家嚷的，易触犯官忌讳的，将有种种办法，不收而自收。照外语习惯，即胡萝卜和大棒均随时可以调换使用。”(《致张允和、张寰和等》.《沈从文全集》25卷.59－60.)“解放”变成了“倒退”。三是人的可悲，由于生长于一个“信”的时代，很多人“多久以来即只习惯用‘耳朵’代替‘头脑’，思考能力久已失灵”(《致程应镠、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26卷.43.)。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是最大的悲哀。四是以“新”，以“建设”的名义出现的对自然和美的破坏。他在1982年回到故乡时即感觉到了这种破坏。故乡支撑他诗情的那些“静”，那些自然都被人为地破坏了，沈从文对此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哀叹，这就是他眼中“新”的力量。所有这些“新”带给他的都是痛苦。如果说过去的一切可以归结为历史漩涡或坎坷的话，而今的一切，他感觉到是难以改变的“常态”，新社会与新时代并不能给人带来新的希望。
在他心中，他还是外在于历史，也外在于他置身的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他永远都是边缘化的。在他心中，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就像艺术之于社会，既受社会的约束，又永远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虽然他的人生和命运与时代和历史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他还是希望在心灵的世界里保持疏离和独立。“文革”后沈从文又紧紧地握住了他心目中的“五四”，他认为建国后的文学“落后于国外的难言，落后于五四以来的情形则明明白白”(《致杨克毅》.《沈从文全集》25卷.161.)。他又回到了以往的观念，认为从“革命文学”介入文坛开始，文学就完全偏离了五四的方向，他也就成了一个“化外之人”。“五四文学革命，重要要求是争‘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是事实上廿八年以后，文学中的在朝在野社团，都把‘争自由’看成一种过失，或某一社团独占权利，不容许不同见解存在。我从此就成为挨骂对象，事实上也可说是‘争取’对象。我都无动于衷，还是牢牢守住五四原则，只写下去。”(《复两位同学》.《沈从文全集》26卷.290.)从和左翼文学的分歧谈起，沈从文完全拉开了自己与新中国文学的距离。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和这一阶段的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他依然是一个异类。
沈从文恢复了他那种倔强的个人性。他拒绝谈作品的思想意图。在1987年《答瑞典友人问》中，有这样的对话：
汉森：您二十岁知道了祖母的身世，有什么感想？
从文：没有感想。看到杀的人太多了，麻木。主要杀苗人。
汉森：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被杀，习惯了，是不是还难受？
从文：不难受。当时不难受，是麻木，但印象很深，影响到终生对滥用权力的厌恶。
汉森：您的作品中有妓女、土匪，一般人都是持评判的态度，您自己对这些人有什么看法，例如抽鸦片的……
从文：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吃烟用大秤称，不算回事。
汉森：我印象是您不是为了谴责评判这些人。
从文：就是写出来。还是带着同情的。(《答瑞典友人问》.《沈从文全集》27卷.)
完全抽掉了社会分析的内容，拒绝对作品作思想评判。他称自己是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确实，沈从文有着非常惊人的一贯的个性，也就是我们开始所论到的，他始终是个“异类”。他的所有的不幸和幸运都来自于此。他因此而不被自己的时代接纳，却因此而为更多的时代和更多的人接纳和喜爱。触摸历史从来就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何况他触到的是这么一段“离奇”的历史。他与这段历史一起经历风雨。历史充满了伤痛，沈从文的心中也蓄满了痛苦。但他没有被历史吞没，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些人而“有情”，而丰厚的。
）第四节对生命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