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大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他看来，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活动，“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21卷11.)创作由一种内在的力量促成，那种力量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百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杂糅成一体”。这种力量是不可再得的，“因为有许许多多因素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产物，不是可以从人力加工得到的。”(《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131.)尽管沈从文的创作生命经历了“被骂”，经历了“被烧”，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他依然不愿意放弃，“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20卷.482.)他的创作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总在为自己制定创作计划，在收集着材料。写亲戚的革命事迹，写家乡子弟的抗日史，写十城记，等等，他觉得都不会是难事，但始终也动不了笔。他哀叹时间，哀叹自由，哀叹生命，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他是一个有着很强的一惯性的人，他的创作是贴近自然，贴近那些细小的生命的，这是他情感和生命的敏感点。他是一个歌者，为自然和生长其中的生命而歌，那歌声也始终是柔和婉转，悲凉而和谐的。即使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动，他关注和记录的也是在那剧烈的动荡中依然沉静的人和永不为之所动的自然。这是他的生命与他的创作的真正的契合点。人性、爱、自然、美，只有这些因子才能在他的笔下永生。“对这些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悉，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写好，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憎哀乐的形式，我熟悉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目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好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致沈龙朱、沈虎雏、沈朝慧》.《沈从文全集》21卷.135.)他依然认为只有自然状态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些静止中的生命才是他最珍爱的，虽然他为之叹息，但他依然希望他们能永存。表现世界动荡的一面，真不是他的长项。这就是他一再为历史激动，却也一直只能停留在激动的情感中不能落笔的原因。所以说不是创作生命的终止，实在是他努力于的转变是一种生命的转变，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歌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生命的悲哀是必须放弃自己最珍视的价值。“只是客观社会既已大变，客观条件也绝不可能还如像半世纪前后那么可以让我集中生命中储蓄的能量和对人事情感想象综合的习惯，以及对自然景物理解，并习惯用少量文字加以重现的能力，重新来作三几年试探。从个人理解说来，这倒是真正的悲剧。”他也体验了生命的价值被磨损的痛苦。“至于近廿六年学习，甚少有一半生命是随社会变通，完全在一种近于被动适应下消耗掉。”(《致王予予、王亚蓉》.《沈从文全集》24卷.460－461.)他没能完成那些计划，他也很少再公开发表真正的文学作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沈从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命韵律，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弹奏出生命的诗篇。只是他不再为别人而奏，所有这些创作都留给了自己。
生命的价值还在于能把一切的离奇，甚至恨都转化为“爱”。能爱，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爱，是生命最神圣的地方。“爱是生的一种方式”(《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7.)。他一直主张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曾撰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他始终喜欢的两本书《史记》和《旧约》，教给他的就是将恨和不平转化成爱。他的人生经历给他的经验是离奇到难以评说的，人的生生死死就像是永远也醒不来的恶梦，也像是始终隔着一层厚厚的雾，穿不透。但是，他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对生命灰心，而是更加爱一切。“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致布德》.《沈从文全集》19卷.68.)他甚至还在呼唤爱满人间，“阳光满室。雀鸟在柳树间鸣唤，充满有生之乐。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爱那些……”(《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段》.《沈从文全集》19卷.99.)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参透人生的可能就是两种人，一种是高僧，一种就是抒写人生的作家了。而他们总会在某个地方相遇，就是大悲悯之后的爱，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爱。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它美丽才可爱的，而是因为太缺乏美丽和爱所以才特别得需要爱。他们的爱就由之而生。
生命的价值在于不为任何潮流所席卷的独立人格。沈从文在他人生最艰难的那些岁月里，对“明天”依然充满了信任。他相信无论是政治对文学的严厉，对知识分子的猜忌，还是对知识的忽略，都不会是历史的常态，总会改变的。关键是，当时代提供了契机的时候，个人能有充分的准备去利用这些条件。所以他并不以自己的得失来衡量历史和时代。他对自己的学生汪曾祺说：“尽管诸事常在变，我怕来不及还看到对我工作或工作态度的正当估价机会了。但是你们还年青，能在这世界上多活廿年，我总多少有点迷信，以为国家十分大，过些日子或许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艺术风格来写新的人事，来写‘短篇’或‘特写’，即‘通讯’到另一时也会要变一变，写得十分活泼有生气！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外力而是作家自身，战胜了自己就是战胜了时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比才能重要。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坚持学习，坚持工作，对自己十分刻苦，克服一切内外困难，完成这个愿心！这也是一种战争！不是和什么人争是非得失，只是战胜自己，把自己好好管制起来，从一件工作上战下去而已。”正如鲁迅所说的，希望的有无就像地上的路，关键在于人去走。他相信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永远统治时代和历史，历史总会恢复它的常态。文学也总会有自己的春天，“可是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还会变回去。写作上的‘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21卷22,23.)即使在“文革”的时候他依然相信“国家明天对知识的尊重是必然的”(《致张之佩》.《沈从文全集》23卷.284.)。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越是在时代和历史的难题面前，人越要保持自己的清醒甚至崇高。他这份信心里，展示的是不为时代和潮流所席卷的独立和崇高的生命和人格。
三、面对“沈从文热”
沈从文在他有生之年迎来了国内外对他作品的极大认可，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沈从文本人对此并没有多少欣喜，倒是引发了很多的伤痛之感。看着别人去抚摸自己那些被历史遗弃了的孩子，去触摸那被尘封了的生命、青春和美，他能不伤感吗？打开自己那封闭已久的心灵空间，迎面而来的痛楚和伤感挡也挡不住。又是一次人生的回味，前一次是洗刷个人的印记，是关闭那些通往个性世界的门；这一次是打开所有的门，在自己人生所有的路径上徘徊游走一回。感慨万端，那些久违了的愤慨也压不住冒了出来。自己一次次被“新”所抛弃，一次次被迫寻找生命的出口，如今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沈从文”活了，但自己呢？他还能迎来一次属于自己的新生吗？他还有时间吗？他毅然地关闭了所有的门和窗。前一次是强迫，这一次却是向创造的生命告别，告别所有的一切。成功是他贡献给这个新时代的，但他已经不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关系。“沈从文”与沈从文曾经被强行剥离，这一次却是自己要退掉这一层壳。他觉得累了。
“沈从文热”像是他久旱的心田迎来的一场甘雨，但也只是像而已。这雨来得太晚了，他心中的希望早已死去，什么样的雨露也浇不活了。1953年他的作品被烧，他就觉得自己死去了一半。这些年，虽然做着“跛者不忘履”的梦，但他已经不再是作家了，“世界上那里会有作品全已烧尽，还自以为是什么‘作家’，用来‘自欺欺人’的妄人？”(《复龙海清》.《沈从文全集》25卷434.)他在谈“文革”的破坏时就多次说过，有些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如今他的作品虽然被“平反”、“翻案”，“可惜太晚了点，而我的书也烧得太早，太彻底。”(《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25卷354.)他早已是身心俱碎，“我可算得是个身心早已被摔破的瓦罐，破的业已破了，即或能加以修补，也算不得什么了。”(《复韩宗树》.《沈从文全集》25卷410.)执著于创造的生命被视为“瓦罐”，被随意摔打。如再来收拾这些残片，还收得起吗？历史或许可以修补，艺术和生命是永远不可能恢复的。
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在他心中铺成的田野永远是绿意盎然的，他根本不稀罕那点雨露。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永不磨损的自信，他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认定自己的价值。在他心中，这些作品一直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也是最成功的创造。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对人总习惯于从画面艺术效果出发，得到一般人所难于体会的好感，甚至于还能于另外一时，用异常简明准确的百十文字转移到纸面上，让另一时另外一些人还能得共同欣赏的效果。”(《复陈从周》.《沈从文全集》25卷.9.)是真正的诗，“故事散文中也有诗情流注，比许多‘大诗人’分行写的诗更像诗。！我自己却以为有音乐旋律在其中，还自以为即很好的乐章。有几个人称许我文字中有感情也有思想的，你多想不到，即作家中福将叶老，和鲁迅的弟弟。”(《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3卷.185.)尽管他否定过自己的作品，但那都是不得已，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创作，并且非常为之自豪。这么些年，他并没有因为别人否定自己而真的否定自己。他早已意识到不被时代所接受或者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呢，“但事实上真到将五四以来短篇解禁时，在比较上将还是会有较多读者的。正因为这一点，解禁的机会就不会比别的人作品多了。这些事过去不懂，现在似乎已稍懂了些些。”(《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3卷.138.)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风雨，他本身就是一笔财富了，也是一种胜利，也是一种难得的意义和价值。何须别人的夸赞呢！
在他感觉中，自己还置身在文化的沙漠之中，洒向自己的那点雨露对整个沙漠来说太微不足道了。社会是外松内紧，文坛是唯鲁迅一人独尊，“在廿年凡事独占情形下，大多数新作家都以为五四只有一个鲁迅，鲁迅最伟大，作品又是《阿Q正传》，别的什么通见不到，在这种一切独占认识基础上谈‘百花齐放’，能作到的努力，亦可想而知。稍出界限，就犯错误。”(《致沈虎雏、张之佩》.《沈从文全集》25卷.117－118.)这场雨露非但不能拯救自己，带给自己的也许是灾难。这就是时代加在个人身上的悖论。他特别担心这种并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热浪会给自己和那些研究者带来危险。他说自己总有如履薄冰感觉，“‘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6卷.381.)这种恐惧感和不信任感是历史留在他心上的阴影。看过了，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不相信会有真正的阳光了。“我至今还像是个‘单干户’，因为新社会对文学要求不合适，几亿农民都可以分田到户了，文学从上面看来，总以为当作科员看待为合理，绝不宜有自由思考可能。”(《复林蒲》.《沈从文全集》26卷.399.)而自己的价值不脱开这些意识形态的、世俗的规范，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充满隔阂的误解。他与这个更新的时代的隔阂更深，尽管他的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研究他的人越来越多，沈从文依然感觉不到这种隔阂能够化解。他不相信，在国外这种“热”能让人理解他，“所以在国外即受到一点赞美，也并不以为‘知音’。事实上是隔得更远，更厚，绝不会理解我一些为什么‘写’又为什么‘不写’原因的。”(《复许杰》.《沈从文全集》24卷.378.)如果国内的读者都不能理解和接受他，国外的赞扬更谈不上是理解了。“事实上，是永远不会真有什么人，还能把我作品那么认真集中，如日本人或美国人那么认真不苟，又能客观作出正确公平估价的。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什么新人为我平反的。一切既已成为过去事，就尽管成为过去得了，历史上有的是这类事。”(《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25卷.377.)即使自己的作品被新的时代接受，也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边城》要被拍摄为电影，就要加上“阶级矛盾”，加上“斗争”。以至于沈从文只好说：“倒不如待我死后再拍好些。最好是不拍。”(《致徐盈》.《沈从文全集》26卷.288.)他需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并不是表面的繁华。他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能在这片父母之邦的土地上得到真正的认同。“事实上还只会感到痛苦，因为作品本来是为自己人写的，并不是为外国人写的。”(《复邵华强》.《沈从文全集》26卷.83.)但这份希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到死都带着这种遗憾和无奈。他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片土地，却一生都觉得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一点位置，终究还是“化外之人”。
自己的生命怎么可能靠别人去修补？所以，这场热潮在他眼里不过是他很不喜欢的，一哄而散的“市声”(“市声”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现在只是在闹哄哄大街五楼上，日夜让千万大小汽车形成的一片市声从‘心口’和‘头脑’中碾过！”见26卷263页。)而已，对国家和时代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他不是借此来否定自己，而是来拒绝这个新来的时代。
四、拒绝
沈从文是在中国社会思潮逐渐多元化的进程中逐渐被认可的。他的合法性被那些研究者逐步论证。他并不认为被认可就会回到他曾经占据过的中心地位。他依然认为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总是在追溯遥远的历史。他企图修复的历史对这个时代来说已经遥远和陌生得接续不上了。这个一生都在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的人，在被这个世界无数次得拒绝之后，开始拒绝这个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