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边缘化的文学视野的形成
沈从文的边缘性在创作方面体现在他看取世界的眼光和角度上。称之为“现代”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人则难免是“中间物”的。鲁迅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286.)。在这个位置上，鲁迅是主张承担，主张牺牲的，他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卷.140.)。沈从文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他不仅是时间流程上的“中间物”，还是夹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上“中间物”。这种中间地带，正是一种边缘地带。正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他的情感体验才如此丰富。沈从文的创作冲动是情感的冲击，他是在慢慢的情感表达中发现自己的情感焦点，然后才进入理性思考的。并且他总是以作品而不是理论来进行着一些实际上很抽象的充满困境的思索——对时间之流中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对于文学世界和非文学世界的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他很难也不愿意对什么问题做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这种思考辐射着他的整个文学世界。他不提供任何的答案，他只展示他眼之所见，心之所感的世界。那个世界以它特有的个人性散射着奇异的光芒。
沈从文有着和其他作家非常不同的文学视野。这包括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历史视野，社会视野，人生视野和艺术视野。也就是说他以什么样的情怀和方式来观察和表现他眼中的世界。这是窥视沈从文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这种视野意味着博大和宽容。他以一种“人类”情怀来让文学容纳尽可能广阔的人生视景，社会百相。他在努力冲破某些边际，道德的边际、意识形态的边际，甚至是人的意识边际，来接近人生的“真实”。这一视野以“看”世界为出发点，以对照为基础，剥离着他所看到的人生真相：在“进化”的路上，人究竟丧失了什么？
一、“看”世界
边缘化意味着无所归依的独立和孤独，意味着对所有的价值系统的怀疑和疏离。相对于整个现代作家群体而言，沈从文最大的特异性在于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情感和理性的敏感点。沈从文的思想文化背景具有一种相对的空白性。也就是说，在观察世界的时候，他的观念里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标准，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冲击，都需要一个意义自建的过程。对沈从文而言，早期的生活经历所沉淀给他的情感体验主要是对自由的向往。他的逃逸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他所谓人心、民族的重造都是他为自己的创作追加的意义。沈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教给他的正是对所有的观念和价值的怀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观察——“看”世界来进行自己的意义空间的逐步建设。
沈从文与世界最早建立的关系就是“看”。在《从文自传》中，他记录了自己如何把自然和社会当成一本可以阅读的“大书”，尽情地翻阅，尽兴地体验。他对世界的认识最先就建立在这种活动的翻阅上。“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沈从文的“阅读”是调用了一切官能的，声音、颜色、气味、心灵，一切官能的感受综合起他对世界的认识，建立起他自己的观念。“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检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可见他与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而无须任何的媒介，这样认识到的一切才是真实的。所看到的是非常单纯地向他敞开胸怀的“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可以看出，沈从文在一开始就深深地爱上这个世界了，这种爱作为一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看”的第一个结果是对一切怀疑的态度，这是沈从文对待所有理论的态度。“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毫无兴味可言了。”由于沈从文早期所受教育的单调和简陋，他在生命的最早旅程中就抛弃先验意义的约束，他看世界的心灵无比自由。他天生无视现成的道德约束和价值标准，而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注定要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意义标准。“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凝眸”，这就是沈从文建立自己理性的思想基础。因为他对现象的观察占有绝对的优势，而现象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他拒绝用任何固定的理论来解释他眼中的世界。沈从文早期生活的体验也是带着意义的空缺的。他逃学去观察社会这本大书的时候，用的是孩童的目光，一切对他来说主要是新奇而无所谓对错。他参军的岁月，目睹了常人无法承受的杀戮和死亡。世界的丰富和变幻莫测使他觉得任何的理论和意义的界定都苍白无力。他宁愿相信现象本身，在他看来，看，感觉比思考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向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我皆能抓定她的最美丽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连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创作自然就是对现象的捕捉，“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捕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的创作方法。”(《第二个狒狒·引》.《沈从文全集》16卷.292.)创作的基础是所有官能对世界体验的捕捉。“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因为有生活各方面的认识，才能有动人的作品产生。”(《连萃创作一集序》.《沈从文全集》16卷.316.)通过看，让很多从来没有进入过作家视野的东西进入作品，让世界的丰富多彩，动静变换更多地进入作品，让文学世界更加贴近鲜活的人生，让意义还原它本来的复杂。通过“看”打开他的文学世界。
另一个结果是沈从文的“看客”姿态。其内在的心态就是对苦难和悲惨的漠视，像《夜》和《知识》里的人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看世界的重点。他这种“看客”的心态最早来源于《从文自传》中记录的“辛亥革命的一课”。这场革命在沈从文幼小的心灵里留了深深的印痕。总的印象就是滥杀无辜——“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问题是“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在他还不能理解革命的意义的时候，革命展示给他的就是那最血腥的一面，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到了革命的直接后果——“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但谁也不能够回答他的疑问。更给他刺激的是那些被杀的无辜的人们对生的眷恋和渴望，“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其后他在军队中的生活：“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以上引文除明确标注外均出自《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大量的血腥场面印入了沈从文的脑海，大量的人生疑问植入了沈从文的潜意识，他对人生的思索也伴随着这个答案的寻找。但动荡的社会给他的答案却是越来越深的疑惑。不能解答的结果就是对其的超然和漠视：“这正像我另外一时，看过人类许多花样的杀戮，对于其余书上叙述到这件事，同样不能再给我如何感动。”(《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全集》11卷.)对这种杀戮在人民心上留下的痕迹，沈从文有自己的体验与理解。他不认为这种血腥能吓住他们，正相反，在《夜》和《知识》里，人们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都不以为意，这是一种超越了沉痛的大悲愤，天地自怒，天何言哉？！并且他认为这种杀戮不仅不能警示百姓，最终遭到毁灭的倒是那些杀人者。杀戮到处都是，不仅是在他那个偏远的湘西。在北京，他又看到了杀人：“在学校里，则从一些同事方面，学习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头担子，有时节，还碰到杀人。我的耳目为这个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这里，我能找寻到一些十年来失去的颜色同声音。我重新如一个无业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墙脚下，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了证明我也是他们的同伴起见，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还报之以一种和悦的笑脸。看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我俨然得到一种最高的智慧。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欣赏那个世界的一切，享受那个世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现象，营养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似乎也年青了许多。”(《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13卷.39.)他把自己摆在看客的位置之上，还和那些“肮脏群众”微笑表示同道。杀人竟是一件在哪里都会发生的事情。他的迷惑和怀疑就更加重了。“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百五十枝烟枪，是个什么光景？”(《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沈从文的平民立场，而非知识分子立场。他一直想用下层人民的纯朴和活力拯救上层，认为是上层的堕落影响了下层。他毕生都抱定了这种近乎天真的文学理想。这就是为五四精神所召唤出来的沈从文式的文学理想。
第三个结果是沈从文那种近乎绝对的个人性。他以真实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他最具魅力的地方。他的看似细微琐碎的表述，成了中国文学走向以真实为基础的“现代性”的一条道路。沈从文说：“总之我是我自己的我。”“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心。”(《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沈从文全集》3卷.146.)他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坚持自己的见解，“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透彻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远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11卷.188.)他的作品真正是一块自己的园地。“我为了把文学当作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伦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的一件证据。”(《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沈从文全集》3卷.145.)关于自己的园地，说得最明白的是周作人。“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相对于左翼的文学来说，沈从文的作品就只能算是蔷薇和地丁这种与世无补的小花草了。但是周作人依然认为这些作品自有其价值，而且代表了真正的个性。“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个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果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自编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所谓“自己的心的倾向”是很符合沈从文的创作原则的。周作人是沈从文最看重的批评家，沈从文的作品则是周作人在自由和个人化这二而一的点上最好的契合者。他们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沈从文对国家和民族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虽然他的文学从自己的脚下生根，但他最终要触摸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广袤天空。而周作人则认为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亦是对个人的束缚，他只信奉“人类”，这种失去了边际的思想最终让他完全地丧失了自我。
由“看”出发而形成的这种怀疑的态度，民间立场和个人性就把沈从文和整个的公众话语疏离开来，注定了他只能从公众语境之外去寻找自己的意义空间。
二、对照
沈从文始终相信有一个意义空间可以作为人类精神的寓所。他一直在进行着这个意义空间的建构。虽然他所提供的意义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精神建设的有力因素，但他所提供的意义空间确实拓展了现代中国的精神领域，而且他的意义无人能够代替。沈从文的这一意义空间由对照的双方来构成。“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寻找答案。……在我面前的世界已经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弄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261)这是沈从文进行思考的根本方法。沈从文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新旧杂糅价值混乱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寻找”的年代。鲁迅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只有那些意识到自己是“中间物”的人才能真正看到历史的真相。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深入到这个混乱的世界的中心，去作某种澄清和导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