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滥杀无辜把恶事做绝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呢？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以致于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离开了他。他事业的基础建立在一整套谎言之上，但后来他最亲近的某些革命同志，包括最有工作能力、看起来意志最坚定的人，当他们被逮捕并明白了涅恰耶夫的谎言之后，很快便背叛了他，并且向沙皇政府供述出他们计划的一切细节。
你能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世俗生活中没有“向善”之心的道德低劣者，能够真正为大众谋取福祉吗？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你难道不会怀疑他动机的真实性吗？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加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的丛林法则，即使达到了“革命”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即便真正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很显然，那时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传统价值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如果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出局，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加缪就特意列举了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作为例子：
“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他们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好几百罗马公民（在奴隶们眼里，公民也属于特权异己）组织起来进行角斗，奴隶们坐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大奴隶主）以处死数千奴隶来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们成倍地计算他们自己鲜血的代价。”
涅恰耶夫的革命论证方式，是建立在革命价值的正当性之上。革命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革命者”，而非其他。换言之，革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革命者的价值当然也只能呈现在不断的斗争之中，正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俄国的革命领袖们过于频繁地与社会规律相抵触，时常造成历史悲剧的发生。所有的政治领袖们都把摧毁由前辈们创立的社会政治体制作为首要的任务。他们非常仇恨这一体制，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也想象不出，除了将它破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去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理想。而破坏欲望的惯性使他们在俄罗斯的废墟之上胡作非为，丝毫不考虑如何去建设曾向支持过他们的人民许诺过的幸福天堂。对此涅恰耶夫1869年写道：
“我们认为，摧毁旧世界是一件极其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不想自欺欺人地幻想我们将还会有能力去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我们只有肩负起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的重任；至于建设一个新社会，这已不是我们的任务了，而是我们后代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自我标榜的正义上，他走上了一条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不归之路。他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在他的人生理念中，斗争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更流氓，谁更狡猾。可笑的是，被涅恰耶夫大张旗鼓宣传为革命楷模的伊舒金，以及他旗下所谓的理论家胡加科夫，后来都被证实是患有臆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涅恰耶夫的革命正是一种“精神病患者革命”。
这种南辕北辙的社会改造，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遥远。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一切人。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例如后来的托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还要赋予这些行为以拯救世界的耀眼光环。
对于这种狂热的失控的革命热情，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总结：
“唯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862年，屠格涅夫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烟》，在这部颇具感伤情调的作品里，作家通过男主人公李特维诺夫的遭遇告诉人们，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性与偏激性，使得俄罗斯的戏剧性历史发展进程带上了必然的悲剧特征。当屠格涅夫创作这部小说时，还未目睹法涅恰耶夫后来的英雄“壮举”，但他已经依稀地感受到了涅恰耶夫式的人物（或曰涅恰耶夫精神）对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可怕力量，以及将产生的严重后果。
革命用暴力去清洗掉旧制度的废墟，而重新确定的革命秩序也许更加残暴——这就是涅恰耶夫们的革命路径。岂不知，用这种逻辑“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后，果真能使“万里江山披锦绣”吗？这种用破坏的激情代替建设激情的乌托邦狂热，使得革命者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丝毫不去考虑如何建设给人民许诺过的幸福天堂，而依然沿着惯性的破坏欲望横冲直撞，曾经酿出了多少令人耳熟能详的人间悲剧？苏联搞集体农庄，乃至于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无一不是涅恰耶夫似狂热革命的翻版。
“我们等待保护自己的英雄”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往往也是一些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名著《怎么办》中的主人公——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这位被该书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盛赞为“大地之精华”的所谓“新人中的新人”，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这位老兄曾经激励过无数新中国的热血青年。他是一个坚定的俄国职业革命家，毕生立志献身于推翻沙皇专制。为此，他在生活中奉行绝对的禁欲主义，连自己的爱情也决然舍弃。他刻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炼意志，甚至不惜以“睡钉子床”这种非常态的举动来折磨考验自己。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非常人所能想像的坚韧，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在深受震撼之余，情不自禁地勾画出想像中的革命者（准确地说，是暴力革命者）的理想肖像。这就是革命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私欲。一个革命者必须绝对地把自己视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必须消磨掉所有的个性与自由。这一切，都被人们天经地义地视为革命者的美好品质。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看问题。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如果从革命者自身的性格基因去寻找答案，也许更有意思。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甘地、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这本书写道，革命者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他们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自我神圣化的心理如果同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一种潜在威胁。
革命者在个人德行上极端苛刻。他们非常憎恶存在于自身的人性缺陷，实施了超乎常人的自我折磨。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道德声名，但是，与政治道德相伴随的往往是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卢森堡说：“恐怖恰恰是败坏道德的。”（《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是革命的反面。被革命所捕获的革命者困扰在灵魂的牢笼里面，如同饿兽一样可怜。遇到的反对越多，他们越是固执己见；经历的苦难越多，他们越是钟情于苦难。他们用革命来排遣孤独和苦闷，可是，革命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寂寞和更深刻的孤独；革命给他们带来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却又将他们推入心理的绝境。
1862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涅愉耶夫刚刚才15岁，这部小说让少年涅愉耶夫激动不已。他立志要像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他坚信强有力的个人完全有权力超越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因为那些规则完全是为旧世界而设定的。后来他果然一步步成为俄国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性、偏激性和矛盾性，也成为整个俄国暴力革命史的真实写照。压迫越严厉，反抗越激烈。涅恰耶夫式革命的悲剧，固然与沙皇专制的残酷统治有关，但也与其本人极端的冒险主义以及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密不可分。涅愉耶夫这种极端人物的出现，给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进程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一面值得反思的历史之镜。
林肯说：“你可以在一部分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人。”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涅恰耶夫固然是“革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只管目的，不计手段”，这样一条路究竟可以走多远。在不正常的革命斗争中，像潘恩、瞿秋白那种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相反被认为是“书呆子气”。于是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高尚的人无法走得太远，要做大事就得不择手段……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而言，应当如何通过科学启蒙的理性活动来杜绝崇尚“破坏”的涅恰耶夫精神？这都是今天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针对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涅恰耶夫似的革命，加缪在他的名著《反叛者》中，就作了精辟尖锐的讽刺揭穿。他主张争取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反叛”，但坚决拒斥阶级屠杀意义的“革命”：
“每个反叛者以挺身而起面对压迫者的行动来为生命辩护，投入到反对奴役、谎言和恐怖的斗争中……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叛追求生命而不是死亡。它深刻的逻辑并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叛的行动是保持纯正。”
“绝不污辱任何人！”这正是加谬授予“反叛者”最醒目的行为准则、最高的道德律令。也正像鲁讯的话：“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然而以血腥来反抗血腥，以残酷来惩罚残酷，东西方革命，一概如此。“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纵火和屠城，就是拿仇人的头颅来祭祀惩罚。仔细想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斗争灾难——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乌托邦悲剧，你会蓦然惊醒：所有的杀戮理论莫不是以发誓取消矛盾的“对立面”为实践起点的，所有的专制独裁者莫不是以“剥夺敌人一切权利”为极限原则的。可怜的是，这些高举“正义斧头”的人在累得胳膊发麻了之后，也很快被身后袭来的快刀削平了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