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的文学批评
一个旧的一百年结束了，一个新的一百年正在丌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有许多的奋斗和牺牲，也有许多的前进和挫折，走过许多弯路，也创造广许多辉煌。在这个一百年中，旧的社会制度宣告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宣告诞生。长期的战乩在本世纪的最后阶段终于结束，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20世纪中国的这一百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也称得上是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一白一年。
这一百年的文学也和这一百年的历史一样，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文学在处理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上，在处理思想与艺术、意识形态与审美创造的关系上，也在处个人与集体、多样性与个别性的关系上，在它的历史行进中曾经产生过许多偏离。文学批评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在很多时候往往采取了行政性的、甚至是粗暴的和强制的方式。这种方式极大地伤害文学的发展，它造成了许多悲剧，留下了世纪的文学隐痛。
年与千年际会时刻，最引人反思与回顾。以往的一百年，几代文学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创造了许多值得纪念的成果，却也因处理不当造成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遗憾任何良善的解释都不能掩盖它的破坏性的后果。这些教训如今已成了历史的财富，它永远启示着我们不可重复前人的错误，它引导我们向破坏性的文学思维告别。
世界是千差万别的，人的情感空间更是浩瀚而无比地丰富的。建立在个人的无限创造性基础上的文学，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标准予以人为的整饬，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首先必须承认文学信仰和主张的差别，其次必须承认有差别就会有分歧，而解决文学分歧的方式，只能采取和通过自由的、平等的、特别是学理性的讨论和争论，而不是“大批判”或无情打击和斗争的方式。文学的发展和生机可能就在争论中。假这种争论必须是建设性的，即有着良好的动机、并有着适当的方式的。
与新文学同步产生并发展的新的文学批评，也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路程，如今应该是到了它的成熟的时候了。吸取以往的教训，避免历史失误的重蹈，在文学的百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失败的经验，总结成功的经验，以建设性的目光和态度面对中国文学的全部丰富性，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纪里有一种新姿态。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新世纪的最好的选择。
反思当代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发展已进入新的时代。它已告别了以往那种封闭与禁锢的状态，获得了从描写内容到表现形式的一定的自由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终结这段时间，中国文学的繁荣与进步有目共睹。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也有同步的发展。文学批评在文革动乱结束以后，担负起文学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在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点，只要是不健忘的人都会记得。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摈弃了以往呈主流状态的“大批判”的和教条的模式，而开始了文学批评的新时期。它在引进新的文学批评观念形态方面，也在恢复文学批评的纯洁性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幵始。令人厌恶的破坏性的批评风气，已受到大多数人的唾弃。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文学观念随之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过去共同遵行的文学理念宣告解体，不仅是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批评，都在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中实现了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
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严格的行政指令对中国文学实行着计划性的管制。被统一管制的文学，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创作自由。在现今的多元秩序中，文学能够按照作家各自的意愿和审美理想、而不必听从他人的指令进行创作，这正是文学的希望所在，值得文学界所有的人们珍惜。目前摆在文学批评界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并使用这种时代赋予我们的权力，使之有效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以为至关重要的是，当前的文学批评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实行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态势进行反思：文学在哪一些方面有了前进，哪一些方面有了失误？文学在向着个人化写作的推进中获得成就的同时，是否产生了与现实关怀的疏离？在广泛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吸收？特别是，文学在丰富它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是否放弃了对于意义、深度和价值的追求？一面对已经到来的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界急需严肃的反省。
被挤压的文学批评
当前的文学批评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生存危机。危机贫先来自文学批评对于自身的取消。这种取消是致命的：第一是取消了“文学”，第二是取消了“批评”。批评的文学性正在受到有意或无意的伤宵，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学性被冷淡，一些批评家的眼里甚至没有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最终是导致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更为严重的是批评能力的丧失。批评正在被有形无形的手控制着，这些手要批评说什么，批评就只能说什么。尽管聊可安慰的是，在这里，“文学”尚是依稀可辨的，但却失去了自立的品性。它已被各式各样的交换所变异而表现为依附状态：或是依附于权力，或是依附于金钱，或是依附下“人情”。总之，总是以独立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一种依附。被挤压和被依附，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严肃性。这样，既无“文学”、又无“批评”的文学批评，当然是名存实亡了。
但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市场对于文学批评的戕害几乎是致命的。无所不在的商业运作是一张巨大的网，而文学批评几乎无可逃脱地成为网中的猎物。那些冒名顶替的“文学批评”假货，正在假借批评的名义，行市场炒作之实。它们苦心孤诣地寻找那些为读者所注目的对象，进行哗众取宠的袭击。它们随心所欲地“改写”文学的历史，以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有的批评，则是明确无误的包装和自我包装，当然是为了“促销”。凡此等等，使本来由于各种挤压而显得狭小的空间，更显出一种被强占的情景。
上面那些对于文学批评状态的简单描写，让人痛感严肃、纯正的文学批评在当前的缺失。举世滔滔，益发感到坚持精神的可贵。因此，特别寄希望于学界中人，以一种反思的精神总结以往的失误，更以独立不移的、讲求学理的精神进行文学批评的建设。让人们相信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文学批评也是不会死亡的。
批评的退化
批评在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了，批评正在退化。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上述三点是当今文学批评通病。
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文学批评充斥着政治术语，批评家满口“八股”而唯独没有自己的语言。在那时候，倡导并弘扬批评的个性，甚至主张“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其观念是前进的。
但批评家若对批评的“不自由”属性没有认识，无限制地扩张他自认为的“自由”，那就会产生偏离甚至歧误。批评家批评的首先是作品，他不论如何海阔天空，他的翅膀总有无形的羁束。他的飞翔只能在文本提供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此刻所谓的批评的“不自由”。不对作品说话，洋洋洒洒下笔万言抓让人不知所云，不仅让人厌恶，时且是批评的绝症。
当前的批评留下了很大的空洞，夸夸其谈，不着边际，一时成为风尚。批评的语言千差万别，愈是与众不同你愈是正常，愈是一律你愈是失常。但有一个准则我们必须遵守，那就是认真、切实、深刻地面对文本。浮华和喧嚣是批评的大敌。而不务空言的切实分析则是不论何种“主义”或学派都应具备的品质。
我们曾经非常熟悉“一呼百应”或“居高临下”的批评姿态。在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唯有此种姿态才是文学批评，而不知这是时代病的一种症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摒弃了那种一厢情愿充当“真理”代言人的批评角色的同时，也弃置了那种全知式的训诲的语言。这无疑是非凡的进步。怛这不是说那种恶劣的风气已经过去，在某些人、某些刊物上面，我们不时还能看到它的丑陋的影子。但它的确已经没有多少生气了。
当前的危机不是来自上述那种倾向，而是来自它的反向。当前的问题是太“甜蜜”了。在以往，没有恐吓便不是战斗；而现在，则似乎是没有溢美和阿谀便不是文学批评。有些批评是可以交换的，有些批评是“广告”的另一种说法。批评抛弃了霸气之后，如今连锐气也丧失殆尽，这不能不是批评的悲哀。
答《南方文坛》问
一、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你认为文化批评能够回到文学本身吗？
答：文化批评的兴起不应以文学批评的衰弱或取消为代价。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只要文学存在，这种对于文学的批评就应存在。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回到文学本身，而是我们要以多大的决心和努力，去把这个正被放逐的批评方式找回来。
文学批评的被取代，使文学赖以存活的审美性、以及它展示自身魅力的感性空间和形象世界失去了关注。这种取代不仅使构成文学特质的诸多品性被忽略，而且也使文学通往读者心灵的桥梁被折断。文学批评的消失，对于文学的赏鉴和阐释受到损害，对丁文学而言，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当下文学如何体现批评的功能？“批评缺席”了吗？答：文学批评正在失去它对创作和阅读的影响力。我呼吁：让文学批评回到它本身的意义上来。我希望看到一种纯正的、直言的、细密的、或是气势宏大的文学批评。同时，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还希望看到它是美文的。
三、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下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答：个人化写作对于“群体化”写作的垄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反拨。它开辟了一个同样让人惊喜的浩瀚的文学空间。它恢复了长期受到忽视和压抑的文学的另一层面的功能。它使中国文学的生态走向良性循环。
从文学的生成来看，它受到个人的独特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劳作的决定性影响。但从文学的表达来看，文学的确也存在着“非个人”的一面。若是因为个人化而切断了文学和公众、文学和社会的联系，那么，这种文学最终也会被人所遗忘。
四、为什么一些文学刊物大幅度向思想文化倾斜？你认为对于《南方文坛》最需要坚守的是什么？
答：当大家都向着某一处“倾斜”时，你依然站立着，你的姿态就是独特的。我希望《南方文坛》以自己的坚持向世人传达一种信息一在躁动的潮流中恒定的东西最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