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及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受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二、文化昆仑——钱钟书
钱钟书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说起他的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怕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1979年，年近七旬的钱钟书访问美国，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费景汉说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他的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只要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才堪同钱相媲美。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吴宓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己写作时连类征引。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第五节）国学与“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决不仅仅包括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他还应当包括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影响相当深远。
儒家文化对东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战国时期，燕国在全盛时期，国力曾一度进入朝鲜半岛。相关地域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亦归入秦朝的统治之下。根据《史记》所记载，汉高祖刘邦时，燕王卢绾背叛汉朝，前往匈奴亡命，卫满亦一同前往，并带同千余名党徒进入朝鲜半岛。公元前194年，卫满召集战国时齐国和燕国亡命者成军，推翻了古朝鲜的俊王（一说哀王），并取得古朝鲜的首都王险城。卫满即位，史称卫满朝鲜。卫满即位后，积极建立国家，并输入中原文化，使国家愈来愈强盛。汉武帝有感卫满朝鲜对汉朝的威胁愈来愈大，决定在公元前109年起兵远征朝鲜。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被灭。三国时期，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国家（当时朝鲜半岛并存着高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承认并开始广泛传播。李朝（又称“朝鲜王朝”公元1392~1910年，因君主姓李，所以在中国和日本等地被称为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正式国号朝鲜国。李朝绝大部分时间内先后作为中国明清两朝的重要的朝贡国。1896年，甲午战争后，朝鲜脱离与清帝国的册封关系，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李氏朝鲜灭亡）时期，以程氏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尊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近代，儒学对朝鲜半岛仍有很大的影响。“威仪共秉周公礼，学问同尊孔氏书”。朝鲜虽然在1946年废除了汉字，南方也在1948年立法规定，汉字不再是官方文字，但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政府要求高中生必须认识1000个汉字，之后，又增加到3000个。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朝鲜半岛文化的“根”在中国，在儒学。他们历史上积累的大量儒家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就的。不认识汉字，朝鲜人民就无法了解和传承自己的文明传统，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
中日交往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日本原是个岛国，可是其土著民族并不发达。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影响下，生产力逐步发展逐渐形成小的王国和势力。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就是这个时期，给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东汉政府与倭奴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倭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晋武帝时期，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公元285年，朝鲜学者王仁携《论语》赴日本讲学。从此，日本开始接触到儒家经典。公元513年，日本为换得百济儒学博士段柏尔去日本讲授儒家经典，不惜把在朝鲜半岛南端的四县转让给百济。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在隋朝不到三十年期间内，倭使四至隋都，考察了隋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学。特别是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入隋学习。唐代，日本与唐王朝的交往更是密切。日本曾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最大的一次达794人，他们对唐朝这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极为推崇，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都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借鉴。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仿照唐制度进行了“大化改新”，改革行政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同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城市建筑方面，日本京都受唐都长安影响很大（日本京都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甚至连市区还命名为长安和洛阳）。在文字方面，公元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的工具。后来，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此外，在饮食、服装和通常的生活等方面，也受唐朝的影响很大。
除朝鲜、日本外，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先后从中国输入儒家学说。
尤其是朱熹学说，在宋元间传入后，主导这些国家700余年。
【本章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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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
[13] 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hinactwh.com/
[14] 中国文学网 http：//www.cnwx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