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好象经过深思熟虑，他说：“大帅！自从两次奉直战争用兵关内，师老于外，民困于内。我看，目前还是以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为上策。”
张作霖听了扔掉烟袋，捋着小胡子哈哈大笑说：“各位仁兄贤弟的话，可谓金玉良育。这些意见，往远里来看堪称万全之策。不过，治国用兵要审时度势。目前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他妈拉巴子想关上山海关大门，恐怕办不到吧！邻葛，你讲讲目前的形势。”他说着用眼睛瞟了杨宇霆一眼。
杨宇霆早就摸透了张作霖的心思，他不紧不慢地说：“目前的形势嘛，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很紧张’！”他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用目光向大家扫了扫，看看大家注意听没有，然后，提高嗓门说，“目前，在南方，广东革命政权一天比一天巩固起来，北伐战争正在加紧准备之中。在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不但控制了京、津，夺取了河北、热河，而且逼近了山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奉军想闭关自守恐怕守不住了。所以，日本和英国的朋友都向我们建议，叫我们与吴佩孚联合，共同‘反赤’，进攻国民军和扑灭南方的革命势力。”
杨宇霆话音刚落，张作霖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大声说。“他妈拉巴子就这么办！大丈夫做事要卡巴利落脆，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说起吴佩孚来，我还真有点佩服他，他在中国也算是一条硬汉子，他的脑子还装在自己的脑壳里。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看我们过去同他打过仗，但那是误会嘛！现在，我们可以同他联合，化干戈为玉帛嘛！邻葛，你赶快拟个电报给吴佩孚正式提出联合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张作霖的脾气，什么事情他决定下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所以，谁也没再吭声就散会了。
没过几天，吴佩孚打回了电报，表示赞同联合。电报大意说：以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你也是痛心的……我愿意帮助你。就这样，过去两个敌对的军阀，在日、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为了反对革命，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联合起来了。张、吴联合以后，张作霖派张学良去举行“还枪典礼”。滑稽得很，当年张作霖缴了吴佩孚三万支枪，如今却以三百支枪相还，而且每捆枪上都写有楷字：“情重泰山。”这样三万支枪，还给几座泰山，那么吴佩孚还是不吃亏的。吴大帅是个讲究面子的人，只要脸皮上过得去，肚子里无一粒米也行了。张作霖因郭军反奉，说实在的，电弄得他元气大伤，眼下联吴是他争取喘息时间之妙举。
经过张学良的几次穿梭来往，终于使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面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去北京的专车经过锦州讨，守卫车站的师旅长们特请大帅下了专车，在站台上设下了特别招待席。在两块大红地毯上摆了一把有扶手的太师椅子，大小军官都站在红毯外边参见了大帅。张作霖兴致勃勃地大讲起来。他说奉军是无敌的，本大帅此刻出关联吴，取得成功乃民众之福。当时，几个军官抬过一张桌子，一边摆好笔砚纸墨，请大帅题词。大帅挽挽袖子，提笔写出：“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在大家的掌声中，大帅的专车徐徐开出了锦州重镇。
每天清晨，北京城外卖青菜的担子进城里，走得很急。这些菜农心地纯朴，他们心里只是怕卖了菜不知换到手的是哪路人马发的票子，奉票、吴票满天飞，哪一种票子拿到手里眨眼工夫就会变成菜叶上的露水珠，一抖就滚了。老百姓吃苦头大了。这天，在各城门口堵住几百担子菜，象灰蚂蚁似的大兵拥满大街胡同，不准走顺承王府和火车站一带的路线。军警、宪兵、保安队扛着机关枪、迫击炮，“咔嚓咔嚓”压弹声都听见了。但不象打仗的样子，沿途路面铺上了黄土，以迎接皇帝的仪式欢迎张作霖大帅。东车站由奉军旅长富双英担任临时戒严司令。沿途步哨背向街心，横枪叉腿，十分吓人。一直到下午五时，张作霖专车在杀气腾腾的排场下抵京了。月台上只准许王怀庆、张学良、张宗昌三个人通行，北京政府的各高级人员都被拦阻在车站栅门内。
张作霖一下车，先把双脚在月台上跺了跺，两眼往天空上扫了扫，好象说。“这北京城的天地他住定了。”没有见他和谁说啥话，即与随员分乘五十辆汽车驶往顺承王府了。
“关内大帅”吴佩孚本来说是第二天由保定到北京，行馆设在王怀庆住宅，沿途路面又铺黄土，又重新修补松柏牌楼。欢迎的人群从早晨等到下午，扑空了，各自回家用饭，明天再来。原来吴大帅在车上占了一课，次日是“入京大吉”，所以只好在长辛店停车住一夜了。第二天那也是够威风的了，专车挂了四十四辆，有两架飞机沿途侦察，掩护专车前进。
第三天，张作霖在南苑组织一次奉天飞机队表演，一下子出动二十架飞机。这才算把吴大帅的两架飞机的印象冲淡了。
吴佩孚早晨八点钟到了北京，他在火车上已经梳洗完毕了。他刚刚到住处休息一下，随从人员就给大帅占了一课。课中断定张作霖要亲自来拜吴大帅。吴佩孚听了这一课沾沾自喜，过一会儿不免心里又有点鼓包，他想张作霖手里的干货比他多，怕张作霖不来，可自己要是先去拜访，又怕有失身分。正在他揣摩不定的时候，忽报张作霖来行馆拜访。他一听赶忙迎出二门，而且是相距十余步远，就伸出了双手。两个大帅的手握住了，双方先没说话都仰面哈哈大笑。这时候屋内钟声正好当的一声响，时间是九点半了。两个人谈了二十分钟的话就告别了。
十二点吴佩孚身着纱长衫便装去顺承王府答拜。两个人客套一番，喝了几口茶，携手走出顺承王府，各自上了汽车去居仁堂赴庆功宴。
当吴佩孚从汽车里走出来时，已经在车内换好了军礼服。他和张作霖几乎是同时走出了汽车，两个人同时一眼看见了台阶上铺着一条红地毯，这条地毯只能走开一个人，这样显然有一个人走在前，一个人走在后边了。在红地毯两旁站满了文武官员，满脸喷笑鼓着掌。吴佩孚看见了他那方面的代表，是要他以主人的身份走在前头。张作霖看见了张学良、张宗昌站在前排，脸都带着那种恨不得拉他一把来个先入为主。就在这关键时刻，两个人都横着肩膀挤上前去，恰好并肩往前蹿，也就是几步工夫，两个人谁也没有踩着红地毯，却从两边踩过去了。吴佩孚心里想：这一步我不能相让，保定、大名我占定了。张作霖心里想：小子，长辛店老子早藏在心里，一只脚要踏上去。
在一条长桌上双方坐下了，这是一桌半中半西的便宴，搞了很多花样，看着又隆重又热闹。当然钱是不会花费太少，仅迎接两位大帅来京的费用就达八百万之多，何况这庆功宴呢！
吴佩孚和张作霖为宴会举行开酒仪式，侍者捧过两瓶名酒，两个酒杯。吴佩孚启开一瓶酒，张作霖启开一瓶酒，吴往张的杯中斟半杯，张往吴的杯中斟半杯，然后摆庆功宴的主持人又给这两位大帅斟满了杯。这样两瓶酒在长条桌上相传，斟满各位要人的杯。
吴佩孚举起杯来了。
张作霖举起杯来了。
这时，吴佩孚见张作霖的个头和他一般高。他心里想：这个张作霖，怎么会一眨眼工夫长得和本大帅碰脑瓜门儿一般高了？不由得把手中的杯子往高了举一举。
张作霖两脚踩着一块垫有两块砖厚的木板，当然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了。他见吴佩孚把酒杯往高了举，心里说：小子，你今天高老子半头也不行，于是翘着脚尖使劲一举，两个酒杯又一般高了。
双杯一碰，耳边发出清脆的嘤——一声。
忽听张作霖脚下“哐”的一声！
在酒席宴上的人们都一愣神。守着门的随从卫士都很麻利地一翻腕子掏出枪来，而且都十分机警和机械地枪口对着枪口。在坐的人都站起身来了，有的人手中的酒全泼了，那酒香、菜香的气味，要立刻变成火药味了。
张作霖看到这种情况，摆摆手，说一声：“没事儿！没事儿！”原来他脚下垫着的木板登翻了，闹得大家十分尴尬，不知道怎么往下坐了。
“好酒！”
“好酒！”
两位大帅这两声好，才使在座的人又坐下身子，脸上颜色又缓和下来。吴佩孚坐下身子一看，张作霖还是和他一般高，他这时才体会出，张的坐椅也垫高了。接着双方开始交换意见，议定在攻下南口之后，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张作霖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当晚吴佩孚回到长辛店，次日张作霖回了天津。
张吴在北京议和以后，吴佩孚和孙传芳联合起来杀向江南。这时，吴佩孚的心又被战火燃烧起来了，他想，在南方站住了脚跟，不愁无日还北京。但是，事与愿违，他和孙传芳被革命军杀了个落花流水，从汉口逃跑了，差不点丢了人身上的主要零件——脑袋。
张作霖听说吴大帅又被撸成光杆司令，立刻召开奉军会议，讨论“援吴”派兵南下问题。
吴佩孚接到电报，懂得这套明援暗抢的把戏。他赶忙亲书一函回答张作霖道：“……弟如视兄尚有可为，请稍助饷械听其自谋……”吴佩孚声称本人尚有雄师十余万，力足恢复武汉，只求接济饷械，并不需要派兵来援。
张作霖的答复很妙。“饷、械均增双份，待车皮有便，立运无误！”这双份饷、械看来连影子都算上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张作霖让张宗昌的直鲁军逼走了吴佩孚的部下——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并以索饷的行动搞垮了北京的摄政内阁（杜锡珪）。同时，命令奉军沿京汉路南下，进占了吴佩孚控制下的保定、大名。十月十一日，张作霖由沈阳来到天津，一方面想完全掌握北京政府，使自己成为北京政府的首领；另方面想纠集各方面的军事力量，对抗南方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十一月十四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奉军、直鲁军将领，并邀请了吴佩孚和阎锡山的代表参加，讨论了如何联合起来对抗北伐军和冯军进攻的问题。张作霖在会上几次挥手帕擦泪。他大肆叫嚷：“我们援助‘朋友即所以自救’。我的朋友到今天，对我张作霖不应该再有什么误会和怀疑了。”当时会议决定：“援苏”（江苏）、“援陕”、“援吴”均由直鲁军承担。奉军为各“援助”军的总后盾。张作霖看出北伐军来势之猛烈，想用直鲁各军去抵挡一下，他不但减少身边之忧虑，而且成功可收利，失败可让别人为他试了革命军的刀！
蔡园会议第二天继续开，为了“援军”总司令的人选，张作霖很费脑筋，他想自己当，又不好开口。会上，议了很长时间定不下来。
这时，忽然副官递进一个装着名片的信封。张作霖接过来没有看就扔在痰盂里了。这是秘密会议，他很不喜欢有人来打搅，何况为这个“援军”总司令正发愁，他心里就有几分火气了。过一会儿，副官又送一个信封进来，张作霖一瞪眼睛又扔痰盂里了。心里骂：他妈拉巴子，谁拿脸当屁股。
在副官室里那个连递两张名片的人，等一会儿仍不见有人请，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装在信封里说：“老弟，再递上去！”
副官有些为难地说：“看来，大帅不见你，你两次递名片，他未抽出信封看一眼。”往大帅那里送名片，作为副官拿在手里也不准许看一眼，这是规矩，闹不好要掉脑壳。因此他不知道这人是谁。
那人说：“刘皇叔三次才请来诸葛亮嘛！这回你递名片时说上一句：这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把脑袋摆动一下。
副官虽然有些为难，但他觉得这个人有来历，不然怎敢连着递名片，而且说这么一句话呢。他接过名片仍然不敢看一眼，可他对当面这个活人看了一眼，果真出奇，确是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拿着名片第三次走到大帅跟前，刚把装在信封里的名片递过去，张作霖就瞪起眼珠子来了。这工夫副官赶忙说：“大帅，这个人叫我告诉您：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
张作霖吸口气，赶忙从信封里抽出名片拈到手里一看，不禁霍地跳起来说：“当真是他吗？快快请进来，快快请进来！”不由双手按着桌子站起身来了。
副官转身走回去不大工夫，随后走进来那个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汉子。他脸上铺满了横肉丝，看着表情很冷。他一走进会议室就奔张作霖走来，两眼一扫看见在张作霖腿前痰盂里漂着他的名片。他微微笑着说：“张大帅，各位。我带来三张名片，有两张扔在痰盂里，我只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一贯坚持反奉联冯、曾经煊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他边说边把双手按在胸脯上，他和奉鲁军从来没有见过面。
张作霖往前一探身子，伸手拉住孙传芳的手说：“算我老张有眼无珠！快坐！快坐！”
大家和孙传芳握手。他立即参加了会议。他首先说：“这叫不打不相识呀！”
张作霖赶忙说：“这叫不打不相亲呀！”
原来，张作霖的奉军长驱南下时，吃了不少孙传芳的苦头。可是当北伐军在南京、徐州战败孙传芳之后，张作霖就怕孙传芳调转枪口投北伐军。他曾经派孙传芳的老上司王占元去说和，表示北方实力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伐军，果然一撮合就成了。张作霖听王占元讲过孙传芳的耳朵一大、一小的事。
孙传芳拍着桌子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拢不来。我决不回浙江、江苏、安徽，大帅你安排吧！”他装腔作势地说着。
张作霖站起身来，也拍着桌子大声说：“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岂肯乘人之危，夺取别人的地盘？！联帅！‘讨赤’我们还要听你的高见嘛。”
孙传芳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要‘讨赤’，非联合不可，我愿意回浙江，让出江苏请宗昌接防，他的总部应当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张宗昌也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作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开往前方，决不经过南京！”
孙传芳驭手拉住张作霖的手说；“首先要统一指挥。应当组织‘讨赤军统南办事处’。雨帅为‘讨赤，总司令，本人愿意听候指挥。”他连连摇着张作霖的手。
参加会议的奉鲁军将领，异口同声称赞说：“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
孙传芳为什么由反奉转变为联奉，而且还亲自上门来递盔投降书”呢？因为他知道阻止北伐的革命军，光靠自己是办不到的了。所以，他事前不让一个人知道，改名化装，搭乘火车秘密北上，主动来找张作霖。他说：“大丈夫得能屈能伸。”
自孙传劳参加蔡园会议以后，会议到了高潮。他昨天推举张作霖为“讨赤军”总司令，今天又拍着桌子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张作霖两手在胸前摆动着，好象两扇门似的关关闭闭地说：“我的肩膀窄，这么重的担子挑不起来。”他在半推半就，看着大家的眼神摆着手。
孙传芳坐在张作霖左边，抓住张作霖的手说：“雨帅，这是众望所归呀！在国家动荡之秋，您不出山谁出山，您不挂帅谁挂帅？”
张宗昌也抓住张作霖的另一只手说：“大帅，你再不应，我们就要给你跪下了！”
他们两个人一左一右，几乎把张作霖抬起来了。张作霖也被捧得两脚驾云了。
张作霖激动得眼里有泪水，不想流出来，但也要在座的人都看得见，于是偏着脸说：“大家把我捧起来，可别撒手把我摔了！”
在座的人齐声恳求地说：“大帅，这是天定人爱嘛！”人人都在双手合掌请佛了。
张作霖对每个在座的人都点一下头，这就算应下了，同时，两眼里的热泪也不失时机地夺眶而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