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刑监场人立刻把绞索勒紧，粗粗的绞索勒紧了李大钊的脖梗，突然叉停了下来，绞索的圈又放大了些。执刑监场人叫着：“李大钊，还给你一条活路！”李大钊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但他用手扶住了绞架。他嘲笑似地看着杀害他的匪徒，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你们好象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演丑戏……”
李大钊接着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小小京师看守所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回响，祖国的大地山河也都发出了回响……
张作霖和他的姨太太眼前那块茶色玻璃旋转起来，眼看房子就要倾倒了，两个人吓得站了起来。执刑监场人再次把执刑书递上来。
张作霖双手哆哆嗦嗦地拿起笔，在两个○、○的记号里叉上了两杠，嘴里喃喃地说：“立即执行！立即执行！”说着跌倒在沙发里了。
李大钊临死前神色不变，威武不屈。和他一同被绞死的还有二十名同志，也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芒四射的篇章。
第二天，张作霖看到秘书送给他的第一份贺电，是蒋介石拍来的，称赞张作霖是人间的“俊杰”，日本大使馆的贺电是让他再接再厉……但这些贺电都是发给他私人的，他很不满意，他问杨宇霆这是何道理？
杨宇霆半晌才说道：“日本人认为你绞死李大钊，事先没有向他们打个招呼，而是先向蒋介石和英、美……”他见张作霖听到这里脑门又发红了，知道要发火，就没敢再往下说。
张作霖看着这些私人贺电，心里很不痛快，拿起几份贺电扯了个稀碎，往地上一扬，说：“他妈拉巴子，我给了日本鬼子多少好处，他还要啃我的骨头抽我的筋。从今后，把他们当成破鞋趿拉甩了。”他这话是说给杨宇霆听的。因为眼下这一阵子，东北三省和北京的外交活动，都是由杨宇霆处理的。
杨宇霆心里横竖都有个格儿，他发觉张作霖近期来和蒋介石，英、美……靠近乎，他知道日本人在吃醋。这样下去，日本人对老张一定会不满。他要使张作霖近乎蒋介石，也许日本人有那么一天会对张作霖下手。那时，他杨宇霆在日本人面前……他不敢往下想了，连忙表示顺从张作霖说：“大帅，你要三思！”这句话里的含义，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张作霖封帅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杨宇霆建议张作霖与蒋介石议和。张作霖赶忙放出“和国反共”的空气，并吵嚷和孙中山是“老友”，自己一向是赞成“三民主义”的。
在北京顺承王府里，张作霖连日开会，他觉得和蒋介石合了伙，目前自己得有本钱和地位，北方各省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号。
孙传芳摇晃着他那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脑袋瓜，大声叫嚷着：“我们大家要把胳膊挎起来，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
吴大舌头拍着桌子说：“吾认为总司令不够斤（劲），还要大。”
张作相摆摆手说：“要改称临时大总统，才合乎潮流。”
褚玉璞说：“叫临时执政才是新名词。”
吴大舌头一腆肚皮说：“吾看合乎中国规矩，应该叫跪（陛）下。”
大家七嘴八舌地乱嚷起来。还是小诸葛杨宇霆主意高，他摆晃着双手，叫别人住嘴，好听清他的意见。他喘足一口气说：“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为好！”
大家鼓起掌来，张作霖对杨宇霆连连点头，他：觉得这样北方不单有半壁河山，而且也有“大元帅”，你蒋介石也在孙中山大元帅之下嘛。
接着议论由谁挑头发表推戴“大元帅”的通电。本来应由最年长的吴大舌头来挑头，但张宗昌却插一杠子说：“由馨远（孙传芳号）老弟挑头推戴相当。”因为张作相和吴大舌头在会议上主张退守关外，先别和蒋介石搞太热乎了，而张宗昌和孙传芳主张和蒋介石联合反共，要蒋介石把他们的地盘让出来。因此，张宗昌叫孙传芳挑头，这样将来和蒋介石谈判有好处。
这阵正好副官和秘书端来几大盘子红沙瓤西瓜，这些大人物边啃西瓜边唠。张作相紧挨着吴大舌头，看他把吐出嘴的西瓜籽在桌面上排着队，看得很清楚是按军队队形在排队。当他听到张宗昌说推戴电由孙传芳挑头发时。不由得问道：“由谁发？”他声音很大，把在眼前排队的西瓜籽一推。
张宗昌没有听明白，说：“馨远老弟挑头！”他嘴里还嚼着西瓜。
扑哧的一声，吴大舌头嘴里的西瓜籽，喷了孙传芳一脸说：“吾问他还有席多少兵？他凭啥咬（挑）头。”
孙传芳伸手揩着从脸上流下的西瓜水和西瓜籽，忙抢嘴说：“十三万只多不少！两个旅马队。”
张作相眨眨眼说：“连马蹄窝，人影子都算双份的吧？”
孙传芳两手比划着说：“我一划拉，就拉起来很多人马！”
“怎么，连中枪弹倒下的人都能活过来！”张作相讽刺地说。他腰杆挺硬，因为他的兵马都摆在眼前，一拍桌子就可把在座的哪一位逮起来。
吴大舌头边咬西瓜边嘻嘻笑，对这个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人瞧不上眼。
孙传芳倒还是“嘻嘻哈哈”的。他就是这样脸，是笑皮长的，但心里却窝藏几把钢刀。
张宗昌这位鲁大帅心里可不快乐。蒋介石占了他的济南，日本鬼子又在青岛上了岸，眼看他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可他也不能受这种奚落，他伸出两手在桌面上抓西瓜籽，想抓一大把摔在吴大舌头脸上。由于他手指粗，再加平日酒色过火，手指拿啥东西都发颤，老半天也抓不起一个来，脸色沉得越来越象猪肝了。
张作霖还是会玩这盘棋的，他先用眼睛压服了张作相和吴大舌头，然后拿起两块红沙瓤西瓜，分头递给张宗昌和孙传芳，好象他并没注意方才的把戏，问道：“馨远老弟，馨帅你还有多少兵？”他为了听得仔细把脸偏过去。
孙传芳把一只手举起来连摇三下说：“这个数吧，十五万！”他好象第一次说这个数目，方才也没人讽刺他，说得很坦然。
吴大舌头心里骂：这小子真不害臊，脸皮比马蹄子还厚。
张作霖连声笑着点头说：“这可得把军饷、子弹想足了。”他说的十分认真。
孙传芳立刻活跃起来说：“‘大元帅’（现在刚议定就称呼起来了），我和宗帅（张宗昌）只要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
“馨帅、宗昌、玉璞各得军饷五十万元。馨帅，你的子弹可就近向山东领取。”张作霖俨然以“大元帅”自居，立刻就承认拨发军饷。接着，他又回过脸来向张宗昌、褚玉璞问道：“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吗？”
张宗昌和褚玉璞齐声回答：“进取不足，退守有余。”
张作霖先是哈哈大笑，接着捋着小胡子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敞开说，要怎么办，我依下你们就是。”
大家跟着张作霖的每一句话点着头。
孙传芳最为活跃，他拍拍巴掌说：“诸位，我看眼下就决定，北方震威、直鲁、五省联军各项名义一律取消，以后通称‘安国军’统率在‘大元帅’麾下。”
大家热烈地对着张作霖鼓起掌来。
张作霖立刻用手指点划着说：“馨帅、宗帅、学良、麟春、作相、俊升、王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和蒋介石对对号。”
大家顾不得鼓掌了，互相间探着身子握手，要不是隔着桌子，恐怕乐得要抱成团在地上打滚了。
接着大家谈论“最高问题”，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之。
这工夫秘书长走进来了。他说：“各帅，推戴安国军大元帅的电文拟好了。大元帅‘讨赤’通电也拟好了。”
孙传芳大声嚷：“请把‘讨赤’通电念一念。”
秘书长点了下头念道：
“……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不特前此之敌此时可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
这个电报暗示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反革命大联合。这时，张作霖才觉得豆腐西施老四，从上海给他带来的“蒋张同是讨赤人”落了底。
接着，秘书长又念了推戴通电，大意说：“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亦在半途。因于此际推戴张大帅为大元帅，收拾时局。”
张作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各位！雨亭福薄命浅，仰仗各帅同舟共济。我斗胆说一句，我想同各帅结成生死之盟，金兰之好，不知各帅意下如何？”他来不及掏出手帕擦眼泪，而眼泪已滴滴答答落下来了，他扯起袖头揩擦着。
“大元帅，高抬了！”除张学良（不对辈外）另六帅同声说着，双手抱拳举过头顶，对张作霖遥拜着。
杨宇霆满面春风，一进屋就对每个人一揖扫地说：“各帅，小的，已经准备好兰谱雅堂！”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位总参谋长真是神通广大。走出屋子一看，果然迎门设好了“七帅堂”三个金字。大家互报年庚，按顺序走向香案结拜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怀仁堂没有怎么修饰，连粉刷一下也没有来得及，只是写了一条横标：“隆重举行张作霖大元帅就职大典”。
张作霖身穿大元帅大礼服。这件礼服是件浅蓝色的，绣着金麦穗的大翻领，胸前象爬满倭瓜秧似地绣满了金线花纹；袖头是满金杠子，肩上是带金穗子的总司令肩章，红黄蓝白黑色的指挥带，整个胸前挂十八枚勋章，右肩到右胸垂着日本式的黄绶带，代表着爵七位；指挥刀把上是伸着舌头的虎头，亮锃锃的稍弯的刀鞘紧贴在大腿上，脚上穿着硬筒高靿带刺马针的黑皮靴，真可谓威风凛凛了。他不时往两肩看看。甚至走几步路都要欣赏一下自己的姿势，好象他走路带响动似的。
要说有响动，那就数“大典”时的乐队了。这是北京几家为文明结婚时演奏的乐队，现在凑到一起为大元帅大典演奏。他们临时把洋号上的铜锈擦了擦，大小洋鼓上绑了些花穗子。秘书长亲自对乐队说，不准吹“嘀嘀嗒嗒”外国洋调，不准吹赤色分子的要革命干革命的调。除此以外吹啥调都行。中国当时还没有大元帅就职的调子。这伙杂花凑乐队，都是吹胡乱编的调子。
张作霖大元帅在七路军团长陪伴下走出彩门，参加大典的人们鼓起掌来，乐队开始在掌声中演奏了。当大元帅走向讲演台时，乐队演奏小调的词是：
小奴家年十八，
身边没有那个他。
咕嘎咕嘎咕咕嘎……
半夜哭醒了小奴家，
绣花枕头湿透啦。
咕嘎咕嘎咕咕嘎……
妈妈好糊涂呀，
咕嘎咕嘎咕咕嘎……
乐队这么一阵子咕嘎还真挺热闹。当大元帅站在讲演台中间向参加大典的人们招手时，无数条彩纸的花卷和彩纸屑撒向大元帅，电灯光一反照，五色缤纷。人们欢呼着：“大元帅”，“大元帅”！轰轰轰……礼炮齐鸣，不多不少鸣了一百零八响礼炮。
张作霖大元帅也许由于操劳过度，也许看着这场面比起皇上登金銮殿太寒酸了，打不起情绪来，所以嗓门发紧，声音不脆快，就象打了一阵仗的破枪，枪栓拉不开了，他嗓子嘶哑地念道：“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扬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誓。”
到会参加隆重典礼的人们都鼓了掌，但声音不大，更谈不到象雷鸣。这些人不只一次参加过这类大典了，有的人参加过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当元首，看他们一个个象走马灯似的上台又下台，心想这个张大元帅的流年也不一定吉利，所以，拿不出劲头来鼓掌。
张作霖大元帅本人也有点感触。两年前，他把倒戈的郭松龄曝了尸，又喘息了一下，以东北三省为根据地，以直隶、热河、察哈尔为第一线，积极成立起全国“讨赤联军”，不久看看这词不香，就改为“安国军”，他自称受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等十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行政区的军政长官及将领的推戴，佩戴起安国军总司令的印绶，威风凛凛。当时，他嗓音脆快地发表了声明说：“赤化是世界之敌，与各国共同讨伐消灭之……”谁知他的“讨赤匪的总攻击令”刚下不久，奉军就狼狈退出河南，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线上相继溃败，退至山东。现在，他虽然转身又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但他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这种处境，使大元帅感到十分艰难，打不起精神来。
大元帅就职大典完毕，恭请各国使团到外交大楼举行茶会，前往致贺的公使都是穿着常服参加的。当天没有收到各国政府贺电，只有日本大资本家大仓和大阪《每日新闻》拍来两道贺电。大元帅立即吩咐登报，要连登三天，可见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张作霖大元帅，不光人打不起精神来，而且浑身骨头节发酸。他回到“大元帅府”，一个人蔫蔫地走到五姨太住处，本想倒头躺下吹几口长寿烟，谁知五姨太正在兴高采烈地穿一双厚木底鞋。她见张作霖走来，说：“你看，这是邻葛从婉容那里给我找来的。他说我穿到脚上正妥，是西太后试穿过的。”说着又站起身来走动，谁知这鞋是前出脚尖、后出脚跟，身子摆不好就要跌倒。她晃着身子，耍娇地张开胳膊，“吱吱哇哇”叫大元帅来搀扶。
张作霖大元帅心里不舒服，又听说这双鞋是西太后穿过的，是杨宇霆给五姨太找来的，他在心里大为不快地骂道，这小子，总参谋长当得好，把大元帅姨太太脚的尺寸都参谋去了。但又见五姨太要跌倒又不能不去搀扶。他走上前说：“你自己站不牢，人家是扶不起来你的。”这句话一说出口，也不知道怎的，他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想。自己不也是站不牢，别人扶不起吗！于是，他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屁股坐在沙发里。
张作霖自从当上大元帅，虽然表面上挺威风，但内心里十分苦恼，特别是中日关系一天天紧张起来，闹得他心神不定。
原来，日本自田中义当了首相以来，加紧了侵华步骤。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八月，田中先后多次召开所谓“东方会议”，策划侵略中国，独占东方的罪恶阴谋。同年八月十五日又召开了“大连会议”，除讨论对东北的自办铁路加以干涉、控制等经济侵略事项外，特别强调了“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
“东方会议”之后，日本立即采取措施，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日本要求的重点是，要在东北建筑七条铁路；其次，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使日本资本家得以自由地租借东北的土地，任意地进行经济侵略。此外，还要求签订所谓“治安协定”和在临江等地建立日本领事馆等。日本把这些要求写成备忘录，叫做“满蒙觉书”。
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或推脱，或拒绝，不愿完全按日本的意图行事。张作霖随着自己势力的发展和扩大，日益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日本的约束，动辄受日本的“劝告”是件苦恼的事。同时又感到：在未入关之前非依靠日本不可；入关后控制北京政权，单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也要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援，以便“以夷治夷”。此外，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也使张作霖不敢轻易答应日本的侵略要求。
这一天，张作霖吃完早饭看了奉天省长刘尚清的信件，知道日本在东北频繁调动军队，态度非常蛮横，心中很不平静，便差人把杨宇霆叫来。
张作霖见了杨宇霆说：“邻葛，你要赶快回奉天去。我看了奉天省长刘尚清的几件禀函，我老觉得日本人暗下里要拆咱们的窝。你临走时和日本公使芳泽碰碰面，到了奉天再和日本领事打好交道，再找找彭汉贞那妞子，摸摸日本的底，把我的老五也带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