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瑶已抱定一死，为防止戴笠利用她做诱饵逮捕王亚樵，遂想出这一招。“远亲不必参加葬礼”，即暗示远在香港的王亚樵不必前来冒险。
当天下午，来换班的女看守转告她信已送达，崔正瑶这才无牵无挂地撞墙而死。
戴笠本人不分昼夜地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坐镇指挥，并设计以贺波光的母亲做诱饵，迫使孝子贺波光投案，贺在酷刑之下，供出这次行动以杀蒋为第一目标，杀汪为第二目标。
戴笠接手此案，时间不久，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除了王亚樵、华克之两个主犯外，其余重要案犯先后被抓获数十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改组派分子，使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头目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很高兴，对戴笠的工作效率也表示满意。
欣喜之余，蒋介石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他尽力侦破此案，原来是为了在中央委员和陈璧君等人面前洗脱自己的嫌疑，不想竟查出案情真相：自己才是那几粒子弹的真正目标，汪兆铭只是替死鬼！他怒发冲冠，立即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王亚樵及其党羽全部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如果说，戴笠起初对自己当年的结拜弟兄尚有一念之仁的话，那么，当蒋介石此等命令一下后，为了自己，自然则不敢违逆，于是，戴笠在仔细研究之后，立刻带着骨干分子，全力以赴，擒杀王亚樵。
1936年3月，戴笠派数十名行动特务潜赴香港。
自从刺汪内幕经报界大肆宣传曝光以后，香港的特务就接到命令：不惜一切捉拿王亚樵。然而，由于西南派人士胡汉民的活动、斡旋，港督命令情报处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军统特务面对这棘手局面，毫无办法，只好听任王亚樵四处拜客访友，逍哉遥哉。蒋介石在南京闻知此事，大发其火，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责他速将王亚樵捉回，不论死活！
戴笠诚惶诚恐，领命而归。为了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决定亲自出马，赴香港现场指挥！
戴笠素知王亚樵的情报系统很发达，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加之香港警方因自己多次在港秘密捕人，对自己素无好感，所以，这次行动严格保密。为了减少二十个人赴港的目标，他采取化整为零和迂回前进的方法，分期分批分道前往。自己仅带副官贾金南先到九龙，然后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警方，悄悄进入香港。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则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
走下游艇，戴笠发现三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港警正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了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察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做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
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到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种侮辱，但因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权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账。不料，勃朗向门外一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
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
“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
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
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
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我是复兴社的江山戴雨农，请你们不要误会。”戴笠绷紧面孔，没有半点笑容。他威胁道：“你们没权力逮捕我！”
“噢，不，我们有权力！”香港情报处的警察夸张地耸了耸肩：“戴先生，久仰了。但即使英国首相无证持枪，我们也有权扣押。还是请戴先生识相一点，别让我们为难。”
戴笠还想做出进一步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
戴笠自称在民国七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账。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三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三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三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
出牢那天，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二十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一天，几个衣着朴素的人走进开设在香港轩尼诗道上的绸布商店，他们就是王亚樵和其至友、铁杆兄弟余立奎等人。这家店面是一个极为保密的联络地点，只有帮会的核心人物才能在此聚会。王亚樵来到后面的阁楼，与其他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忽然，楼下传来店主的呼叫声：“你们想干什么？站住！站住！不要到后面去！”
王亚樵知情有变，立即打开阁楼的窗户，跳窗逃走。郑抱真、余亚农、蔡克强依次跳出。等余立奎和另外一名枪手想跳窗逃走时，外面的警察已经来到楼梯口，一阵激烈的打门声把小阁楼震得嘎嘎作响。
“立奎，快跳出来！”窗外传来王亚樵焦急的声音。
余立奎看了看就要被砸开的木板门，果断地说：“九哥，你先走，我走不了了，妻儿就托付给你了！”他为了掩护王亚樵安全转移，及时地关上了窗户。
特务们把小门砸开，拥进阁楼。
消息传到南京，戴笠喜出望外。他立即派人带了政府公文赶到香港，要求引渡余立奎。但似乎命中注定香港是戴笠栽跟头的地方，他又碰了一个软钉子。
按国际惯例，政治犯是不予引渡的。刺汪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曾大力宣传，说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组建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西南派政客，即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他们的意图不在杀一两个头面人物，而在于颠覆中华民国。香港当局拒绝了戴笠的引渡要求。
戴笠对此特别愤然，但也毫无办法，此时，唐纵指点迷津，才使这一难题解决。于是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给英国政府送去一份公函，指控余立奎是上海斧头党的骨干成员，专门勾结地痞流氓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与暗杀绑票的土匪勾当，刺杀汪精卫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罪论处。
当时，中英两国正在加紧改善睦邻关系，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中国人损害自己的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移交被捕人员，并协助国民党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党。香港当局自然不敢违抗英国政府的指令，只好将余立奎转交给戴笠，同时通知王亚樵，及时离开香港。
王亚樵走投无路！
王亚樵呆在寓所里，苦苦思索。郑抱真领着一个身穿西服、文质彬彬的人走了进来。
“九哥，这位是李先生派来的人，来见九哥。”郑抱真让来客坐下，转身到门外望风。
“李济深先生可好？”王亚樵隐约感到有一丝希望。
“李先生派我来，请王先生去广西梧州李先生的家乡暂居一时。”来客呈上李济深的信。
王亚樵迅速看完了信：“替我谢谢李先生了。但梧州是否安全？”
“绝对没问题。广西是李德邻、白健生的地盘，二人和蒋介石若即若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王先生去，他们不会袖手不理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济深的邀请使王亚樵绝处逢生。
同时，滞留在香港的戴笠，也被蒋介石紧急召回。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返回南京。
在香港无法停留后，王亚樵把其他方面工作安排妥当后，带着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几个贴身门徒，巧妙地穿过戴笠布置下的层层天罗地网，悄然来到广西梧州。
当时，军统的暗探爪牙早已散布在广西各地。王亚樵化名区盈舒，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第李墟。王亚樵刚刚从死神手里逃脱，身居僻乡，一筹莫展。
1936年2月、4月，王亚樵赶到南宁，游说李宗仁、白崇禧反蒋，均遭冷遇。
于是戴笠暗派十几个特务，包围了王亚樵的住所，将其暗杀。
叱咤风云，上海滩闻之色变的王亚樵，和蒋介石、戴笠等人斗争了多年，枪杀淞沪警察厅厅长、轮船招商总办、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令国民党要员闻风丧胆的“铁血杀手”、“暗杀大王”王亚樵倒在血泊里。
枪杀张敬尧，谋密宋庆龄
1933年5月7日凌晨，特务们经过一整夜的谋划，然后按照计划在六国饭店三楼转悠，伺机下手。白世雄走到转角处，突然看见对面房间的卫生间窗子开了，往里一瞧，一男一女面对面，手拉手地站在那儿。因为不是正面，男女的面孔看不清。只看见女的年轻矮小，男的高大瘦长，大约有五十多岁，下巴上好像有一束胡须。
“你看，在那边。”白世雄碰了碰身边的王天木，低声对他说。
“不错，就是他。”王天木也发现了张敬尧。
“我就动手干了。”白世雄显然有些激动，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稍等一下，我下楼去指挥汽车，在饭店门口等你。”王天木说完，匆匆地离开。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白世雄不敢怠慢，他快步走到转角处，手贴着墙角，轻轻地往前挪了两步，瞄准男的头部“叭！叭”两声枪响，眼看到张敬尧立即摔倒在地，那女的吓得面如土色，两眼直瞪瞪地大声喊叫着：“杀人了！杀人了！”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白世雄确定张敬尧是定死无疑了，赶紧向下楼的方向跑去，这时，大约有十来个茶房闻声而来，白世雄看他们呼啦啦堵着路口，便举起手枪大声喝道：
“我在杀汉奸，不关你们的事，都给我闪开！”
那些茶房个个穿着大褂，飘飘呼呼地，听到喊声，抬头一看白世雄手里紧握着手枪，威风凛凛，都被吓呆了，有的举起手靠在墙边，有的跪在地上，只顾磕头。白世雄只觉得眼花缭乱，顾不得周围情景，急忙奔下楼去。也许走得太急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急忙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饭店的电动转门，这时他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抬头望望日本兵营的卫兵，荷着枪走来走去。大概还没听到六国饭店的枪响，更不会知道他们豢养的走狗已命归西天了。这时，接应他的王天木早已打开车门，一再向他招手。白世雄匆匆跑过去，一步登上汽车，司机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干得怎么样？”王天木急不可耐地问。
“我看那家伙倒下去了。”
“打了几枪？”
“记不准了，大概是两枪。”这时，白世雄才感到自己有些慌忙。
汽车开到绒线胡同，白世雄跳下车，换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达西城卧佛寺一同事家，急忙换了衣服，埋好了手枪。然后驱车去郑介民处，向他做详细报告。没过几分钟，陈恭澍他们也来了，特务们弹冠相庆，纷纷向白世雄表示祝贺。白世雄这时心也安定了下来，涨红的脸也恢复了原来本色。
这次谋杀案，白世雄干得又干净又利落。郑介民拍着他的肩膀，夸奖了他几句。白世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只顾嘿嘿地笑。
张敬尧是白世雄眼看着倒下去的，但是否打死还不知道。郑介民想派一个人再去查看查看。不过，东交民巷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敢去呢？他们几个绞尽脑汁想来想去仍无合适人选。
“哎！有人！”陈恭澍一拍脑袋，似乎有了主意。
“快说！派谁去？”郑介民急忙问。
陈恭澍看他急得那样，故意卖关子，默不做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故弄玄虚，快说有何高见？”郑介民有些生气了，唬着脸说。
“哎，心急办不了大事。我想应元泰西服店的老板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利用，派他到六国饭店去走一趟。”
“哈哈！对呀！马上派人叫他来！”郑介民一拍大腿，高兴地喊。
一会儿工夫，应老板来了，听说派他去六国饭店走一遭，他哪敢推托。急忙提了一套西服，假装给张敬尧送定做的衣服，到了六国饭店三楼，张敬尧的保镖拦住他问道：“你找谁？”应老板低声地说：“我是来送西服的。”
“督军现在正躺在德国医院，快要咽气了，你还送什么西装！”
应老板急忙退出，跑回来报告郑介民他们。
张敬尧被枪击倒时，孙传芳正在隔壁的房间里，他听到枪声，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怕自己遭到同样的下场，急忙爬出窗户，逃往日本兵营，后来又跑到天津，吓得再也不敢活动了。
当日清晨，古都北平。
“看报，看报！巨商常石谷在六国饭店被刺身亡！看报，看报！”
巨商常石谷？常石谷是谁？关我屁事！匆匆的行人已被这乱世的狰狞和血腥麻痹了心灵，一个人的死亡好像一条虫子撞在一张蛛网上，激不起半点涟漪。
可怜报童扯破了嗓子，也没有半点收获。
“看报，看报！常石谷即张敬尧，大汉奸张敬尧已于三日前死于非命！看报，看报……”
不愧是聪明的报童，也深知名人效应。
这一下，买报的人突然增多。
“张敬尧你这个大汉奸，也有今天啊！”行人匆匆，语声匆匆！
看来这个狗屁时代依然有正义存在！
张敬尧何许人也，如何人们如此痛恨，这里须插上一段。
1918年3月的一天，湖南省攸县黄土岭，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这里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湘军在直皖联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中年军官率领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了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