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这张牌又没打好，张国焘的日子更加难过。戴笠半年也不接见一次。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峻，口吻讽刺地训斥，甚至拍案大骂：“你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是戴笠的手下爱将，一次半开玩笑地问戴笠：
“老板何以对张国焘如此先恭而后倨也？”
戴笠长叹一声：“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我如何向校长交待？以后取消他的特权！”
张国焘也自知处境，常常哀叹，以他这种叛徒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难以有出路。他不再像刚进入军统那样冷傲。常注意和大特务们搞好关系。可惜太晚了一点。
一次，张国焘去要车外出，车场内明明停着几辆汽车，可人家答曰没车。一个特务更是恶作剧，派了一辆人力三轮给张国焘。张国焘养尊处优也不是一天两天，岂肯忍受这样的恶作剧？然而无可奈何。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度过了惨淡的几年，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参政员，又在中统内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被中统军统先后踢出，凄凄惶惶逃往加拿大过寓公生涯！
戴笠企图使军统反共斗争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战争洪流冲得粉碎。血染红岩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漆黑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月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给夜平添了几分恐怖。
《新华日报》社里悄无声息，人们都沉睡在梦中。
“哐哐哐”，门外突然响起强烈而连续的打门声。睡在门房的工友老王睁开惺忪的睡眼：“喂！哪一个？”
“电报局送电报的，快开门哪！”
“噢，”老王一下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是罗先生的电报吗？”他跳下床，打开门。
“不许动！”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老王的胸口；“动就杀了你。”
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走上前去，掏出证件：“我们是宪兵二团的，我是团副周作桢，前来逮捕共党分子罗世文。”
老王心头一紧，正要呼叫，宪兵张贤明立刻捂住了老王的嘴巴，郑历冰抄起一根胳膊粗的铁棍，迎头打下。老王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上楼！”周作桢一挥手，宪兵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来，猛地撞开门：“不许动！”
罗世文正在灯下审看次日的小样，看见这么多持枪特务闯进屋来，他似乎并不惊讶，只是迅速地把一个纸条塞进嘴里咽下肚去。然后镇静地说：“诸位有何贵干？”
周作桢警惕地上下打量着罗世文。他没想到，鼎鼎有名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满面虬髯，膀大腰圆，而是清瘦白净的面孔，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更给人留下文弱书生的印象。
周作桢努努嘴：“搜！重点检查书报。”
罗世文镇静地看着特务们把书信扔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
“走吧！”周作桢狞笑一声：“不过要委屈一下罗先生了。”
罗世文轻蔑地一笑，昂然伸出双手：“请吧！”
郑历冰用黑布蒙上罗世文的双眼，又用捕绳捆住双手，押到楼下。
楼下已经围着一群听到动静的工友，看见罗世文被押下来，都关切地叫道：“罗先生……”
“大家不必担心。”罗世文眼睛被蒙，看不见眼前的景物，他只能靠声音判断出，这些都是熟悉他、热爱他的工友，为他送行来了。
周作桢抬起枪，对准罗世文的额头：“请放明白点。请你们别出声，否则对罗先生不利！”
罗世文脑袋用力一摆：“把你的破枪拿开！”他对工友们微笑了一下，毅然向门外走去！
同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于少城公园附近的“努力餐”饭馆被捕！
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是蓄谋已久的。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对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强行征购粮食，一些劣绅趁机囤积，导致了一起人为的粮荒。无隔日存粮的贫苦百姓，为买粮而奔走。终于在3月中旬爆发了“春荒暴动”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借镇压“抢米风潮”的机会，嫁祸共产党，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
1940年4月初，成都市警察局督察长谈荣章、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刘崇朴，向军统川康区区长张严佛报告：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现潜伏成都；车耀先，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由西安潜来成都，在少城公园附近饭馆潜伏。
罗、车可都是共党的大人物！张严佛如获至宝，即密电重庆戴笠，请示准予秘密逮捕，戴笠立即将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参与“春荒暴动”的一干人的命令，转张严佛认真执行，逮捕讯办。
罗世文被逮捕的当天就受到刑讯。邓文仪率两名便衣来到关押处。
“罗先生，既然敢于做事，就应敢于承担责任。好汉做事好汉当嘛。”邓文仪和言悦色地说：“抢米风潮之事，罗先生难道一点不知道？”
罗世文默不做声。经过一夜的折磨，他憔悴了许多，但目光仍然坚定、沉稳。
“罗先生的大名，在四川很是响亮。蒋委员长对罗先生也很欣赏，为何罗先生尚自痴迷不悟，自甘堕入共产党的泥沼？”
罗世文胸中冒出怒火，慷慨陈词：“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欠下了血债。如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思抗日，只一味打内战，致使生灵涂炭，何谓我入共产党是自甘堕入泥沼？倒是邓先生跟随蒋介石多年，对国民党之前途，不应不做考虑。”
邓文仪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次日，戴笠到达成都。他召来张严佛：“如今川西局势动荡，谣言很多。罗、车二人关在成都恐怕不便，我明天飞返重庆，你找几个得力的人把他们随机押到重庆。”
次日，天色阴沉，下起了霏霏细雨。成都太平寺空军机场，一架银白色军用飞机停在那里。
几辆汽车飞驶而来。戴笠率先走下汽车，登上飞机，谈荣章、刘崇朴把罗世文、车耀先押下车来。
罗世文戴着脚镣手铐，他紧紧握了握车耀先的双手：“老车，我们又战斗到一起了！”
车耀先秀气的面孔上露出笑容：“老罗，又见到你了！”
罗世文深情地说：“还记得我38年时的那首诗吗？”
“记得，我还能背诵出来，”车耀先一字一句地吟哦着：
“从来烈士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廿年冰蘖励忠贞。”
罗世文轻轻喃道：“烈士从来不贪生……老车，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刘崇朴走过来，粗暴地推搡着罗世文：“走吧！这不是吟诗的时候，飞机准备起飞了！”
罗世文与车耀先相视一笑，同又转过头来，深情地望了一眼细雨中美丽的成都，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并肩走向飞机。
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开始了在望龙门、息烽与中美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里整八年的羁押生涯。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罗世文、车耀先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戴笠及军统局秘书徐业道，对罗、车二人连续审讯，用诱骗、逼供、刑讯等种种方法，企图“虚罪坐实”，迫其叛变革命，出卖组织，但一无所获。罗世文尖锐地指出：“成都抢米风湖，系人为灾荒，是反动派搜刮政策所致。”
戴笠无可奈何，但罗世文、车耀先都是在国共两党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不敢立即杀害，只得上报蒋介石，予以长期羁押。
1946年，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国民党抗议，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点名要求释放罗世文、车耀先。8月，蒋介石批准毛人凤、郑介民，对罗世文、车耀先予以秘密制裁。
毛人凤指使军统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对罗世文、车耀先予以处决！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就召集军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保管组长侯祯祥、警卫组长庞世科等四人，策划杀害办法。
8月的重庆，正是酷暑难当的天气。树上的知了发出单调的鸣叫声。罗世文、车耀先坐在牢房里，倾听着蝉鸣。蝉也是自由的。日本人投降了，他们已经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走了进来：“恭喜二位，上峰有令，要把二位解押南京。”
“滚出去！”罗世文最讨厌杨进兴。他不仅心狠手毒，而且阴险狡诈，是白公馆里有名的刽子手。
车耀先明白杨进兴说的“解押南京”意味着什么。他凄然对罗世文一笑：“老罗，我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罗世文面色平静，他找出暗藏在牢房地板缝里的铅笔与纸片，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他把铅笔与信重又藏好，对车耀先说：“老车，我们各写一首诗吧！
车耀先沉思片刻，捡起一小块石头，在墙壁上快速刻画：《自誓》
幼年仗剑怀佛心，
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
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
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
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
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
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
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厚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好诗啊！”罗世文赞道：“耀先同志，真是倚马可诗。”
“老罗，你也写一首。”车耀先素知罗世文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好吧！”罗世文略加思索，也在墙上刻下一首诗：
望春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对，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共产党人！”车耀先坚定地说。
“我们今天坦然面对死亡，最后失败的，一定是他们！”罗世文怒指等在门外的杨进兴。
庞世科把罗世文、车耀先带到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那里已经准备好木柴和汽油。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几个便衣武装特务在晃动着，进行严密警戒。
杨进兴狞笑一声：“罗先生，再见了！”与庞世科分别把绳索套在罗世文、车耀先的脖子上，同时用力拉紧，罗世文、车耀先被活活勒死了！
丁敏之给罗、车二位烈士的尸体各拍了一张单身照片，侯祯祥浇上汽油，架起了木柴！
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光照射着四周特务们狰狞的面孔，也映红了歌乐山下松林坡这片大地！
车、罗二烈士殉难时的照片送到保密局，毛人凤盯着照片笑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杨被转移
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郴州苏仙岭时，戴笠在汉口闻讯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一个月后，戴笠再次电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湘西凤凰山。
其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训班，临澧距沅陵只有二百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一百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在张学良启程向沅陵行进途中，戴笠给军统沅陵办事处主任晏武发电，要他对沅陵凤凰山上的凤凰寺进行修缮，并选三十个精干的便衣特务随时听用，加强对凤凰山的警戒工作。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欲飞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寺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清静幽雅。
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事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另派从上海撤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大特务黄家持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协助刘乙光对张学良进行监视。戴笠还给张学良送了一些食品，住了2天，因武汉战事紧张，就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此时正在临澧主持临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筹划将临训班二期西迁湖南黔阳续办的事宜。
经多方派人踏勘寻找，最后决定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贵州中部。那里群山密布，悬崖峭壁，川黔铁路横贯全境，既便于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又便于戴笠来往视察检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幽禁地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苻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有数间房屋用作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之所。张学良晚年研究明史，可能渊源于此吧。
为杨虎城选择的地方，开始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白鹤观，后因戴笠看到这里距公路太近，不符合绝对安全的要求，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十多里的玄天洞。洞内高三十多米，空间很大，仅有一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便是万夫莫开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所道士观，戴笠当即命李家杰派特务把道士赶走，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十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历经数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关押在自己身旁咫尺之地。
戴笠考虑到贵州将是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故张、杨到贵州不久，戴笠就到修文、息烽进行视察部署，对加强看守张、杨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指示，把蒋介石关于“严加管束”的指令充分具体化，形成控制囚禁张、杨的五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戴笠亲自选派的刘乙光、李家杰两个特务队。戴笠规定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是实施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白天负责内围警戒的任务，以三十米左右的距离做半径围绕住房进行流动，到了晚间则收缩到寝室和门口。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
夜幕降临后，特务们约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第二个便接着敲。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个不响，带班的特务骨干马上去检查。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毛骨悚然，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规定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杨根据这个禁律，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以解终年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寂寞。
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第二道封锁线是分别配属特务队的一连武装宪兵。戴笠规定他们的外围警戒线，白天可以达数百米，以控制较大的范围，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晚间则收缩到内围特务白天布岗的地方。
戴笠还要求在通往阳明洞和玄天洞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暗岗，以监视可疑的行人。并规定看守玄天洞的宪兵必须分双层布岗，一层设在玄天洞所在的山上，一层设在后山高地，通过火力控制后山和玄天洞口。
在外层宪兵和内层特务之间，戴笠规定只允许特务队长和宪兵连长接触，宪兵与特务之间不准交往，以达到双线控制，互相牵制的目的。至于监视张、杨的特务和宪兵之间，更是严格禁止互通信息，不准有任何横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