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除奸
抗战初，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使日本受创很大。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早把军统局的地下活动视为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组织，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接连叛变，戴笠深深感到，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的逆境。如果无法遏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易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民心动向，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从艰困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还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共同裁制敌伪。好像奇兵突起一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
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还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都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日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中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汇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
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第蓉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悉，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此，戴笠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
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
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以后，就曾经出任过浙江省党委、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
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分寸。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凭借军统局的渊源，他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的人，总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从伪府要员陈公博处汇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而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伪军反正。
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做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等，而有独到之处。
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笠当然有所筹划。他认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号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
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风头。原来，刘戈青于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汇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除奸行动，诛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委会主席顾馨一等重要汉奸十余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刘戈青再次突入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录的私宅，锄奸成功。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
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戈青。形势严峻，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时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刘戈青计划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况突变，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笠请示。戴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刘戈青到达重庆。戴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诱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行事。当然，以敌特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
可是，刘慷慨豪壮地向戴表示：“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勇，于是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虑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同时交付刘两大任务：
（一）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间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
（二）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信，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这年10月4日，刘戈青到了上海，6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笠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天木。信是这样写的：
“余待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今欲戈青来沪，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王天木看完来信，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为王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
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笠做悔过自新的交代。
戴笠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却向刘声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陈反正，戴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赏同意，于是，在王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
不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笠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报告，并且建议迅速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
陈第蓉的胞妹陈第燕，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地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识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的在书信上训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
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
刘戈青向陈交代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
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酬应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76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的，陈弟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76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76号的要员李士群亲自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
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
刘戈青意志坚决，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的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冒险来看他。
李士群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人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的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的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顾忌地应约赴难。最难的是，还有位不是军统局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军统局。另外，既然假装慷慨的姿态已经摆了出来，只好“大方”到底。于是当局对刘、朱等恭维他们的肝胆相照，不愧为真正讲义气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监视他们，尽量给他们方便；一面很客气的道了“少陪”。
这时，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朱等倾诉，除了对包天擎的见义勇为，特致谢忱外；当即写了张纸条交给朱三元，叫他带回去密呈戴笠；上面写道：
“受命来沪，原拟乘机击逆首悬于天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数月来迭遭变故，今更身人樊笼，自问必死。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卖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兹乘三元兄之便，谨奉寸柬，以明素志；并托带还赐表，呈于钧前……”
除了这封书信，再看到手表，不觉感动流泪。原来，当时一只名贵的手表来之不易。戴雨农为了激励部下工作，常拿来赠送给有功的人，一则使其感到光荣和珍贵；同时也可以因为时间准确，不致误事。刘的这只手表，就是他在上海诛锄汉奸后，戴赠送给他的。现在退还赠表，实在是意义深长。
朱三元安然走出76号，回到重庆，报告戴雨农，包天擎却以朋友身分，每隔三两天，就跑去探望刘戈青，送衣服送饮食，相当殷勤。
自刘戈青被陈第蓉诱捕后，加以青岛、北平的组织，仍然因为王、陈背叛的关系而相继被破坏。戴雨农觉得，他对人的失足，已充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求必应，真可谓仁至义尽了。
既然王、陈等已无悔过反正的希望，于是由他自己策划诛锄工作。他很了解王天木和他几个亲信人物的关系，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的防范想象以外，而事实上最适当的高级干部去秘密进行。这位干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动，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来的吴安之。
吴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以同乡的情谊和国家大义组织的精神来感动他，并且对他下达戴笠的命令，让他做诛锄叛逆的执法者。马河图虽然受王天木的恩养，但他也素来敬重吴安之的为人正直诚笃，更慑服戴雨农的威严。吴对他开导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留芳遗臭，在你一念之间；将功折罪，锄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
经过反复开导，马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吴安之还叫他与戴雨农已经安排好的内线行动人员丁宝林和许清江，联络合作，相机行事。
1939年的圣诞夜，正当王天木、陈第蓉、何天风等与几个日本汉奸在舞场行乐之际，马等动手锄奸，当场杀死陈、何二人；王天木刚巧离座上厕所，幸免脱去。但事后，因为马河图是王的亲信保镖，而事发之时，王又离去，敌伪怀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将王逮捕审讯。
马河图一击成功，吴安之立即偕马离沪，同赴河南，许、丁也离开上海，回到后方。不久，奉到戴雨农的命令，派马河图为新乡行动队队长。马感奋之余，非常尽力，曾经渗入日军新开辟的飞机场，炸毁九架敌机，炸弹四千余箱，烧掉汽车仓库两座，汽油七千余桶。
李士群既无法使刘戈青变节，收为己用，也未能从刘的口中夺取任何秘密，迫于无奈，只好实行强硬手段，对刘严刑虐待，一直到1940年5月，刘才找到机会脱逃，回到重庆。赴命太行山
1940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控制在我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惟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
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条战线，随时掩护，相互支援。东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日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军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十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
戴笠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明显，戴雨农即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三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失守。为牵制敌军，必须组织民间武装，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笠于是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密谋此事。在汤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装，组成游击队，共达三万人。不仅用以袭击敌伪，而且可以扼制共军。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封锁黄河，并以敌后游击任务，专付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吾。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孙、张收编。
不久，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1940年5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七十余人。因此，戴雨农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发挥像“华北督导团”那样的作用；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