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就是这样表示了痛悔。私下里，这些老爷们由于自己竟曾这般放肆而两腿发软，前往求和，发誓无条件服从——而最快的则莫过于马卡斯·西塞罗，他，自言忏悔自己的背逆之行过晚，以“体面”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称号与其说是阿谀，实不如说恰到好处。Me asi num Germanum fuisse——“我真是一头十足的驴”。摄政者们对来求和的，当然来者不拒，因为没有一个有资格被拒绝的。贵族圈的态度转变之速可以一事观之，即西塞罗在鲁卡会议之后马上发行了小册子，公开表示忏悔和善意，跟他前此不久所发行的小册子完全南辕北辙。
如此，摄政者们比以前更能自由地处理意大利的国事。意大利和其首都等于是获得了一支卫戍部队（尽管并未武装集结）和一个卫戍司令。克拉苏与庞培为叙利亚与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前往东方已出发了，但两个西班牙行省，庞培则令其部将统领原先驻守的部队治理，名义上为赴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他则下令官兵休假，跟他自己留在意大利。
无疑，沉默的大众反对日甚，因为他们日益清楚摄政者在逐步结束老体制，并以尽可能温和的态度使现行政府顺从君主政体。元老们只好屈从，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举凡重要国事，尤其是军事方面与对外关系，完全不征询元老院而自行处断，有时以人民谕令之名，有时则完全以统治者的好恶。在鲁卡所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完全由克拉苏与庞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则由护民官盖阿斯·屈里朋尼斯核准，另有许多重要的官职往往也都以人民谕令之名委任。凯撒业已明示，摄政者们根本无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扩充部队，借调则也无任何犹豫。例如，为了高卢之战，凯撒接受庞培支持，为帕提亚战争，克拉苏则接受凯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现行体制下只获有拉丁权利，但在凯撒治理期间则实际把他们完全当罗马公民对待。
形式上说，新取得的土地之组织总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处理，但高卢的广大征服地，凯撒却照其自己判断规划，他虽未曾取得更进一步的权力，却设置了类如新孔莫（孔穆）这样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众。毕索指挥色雷斯之战，伽宾奴斯指挥埃及之战，克拉苏指挥帕提亚之战，均未征询元老院，甚至连例常的报告都没有。同样，胜利或其他荣誉的颁发也未经元老院闻问。
显然这并非仅是对形式的忽视，因为若只为形式，摄政者大可取得，因为元老院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之所以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是有意切断元老院对军事事务与高级政策的干预，而把它局限于金融问题与内政。反对者明白察觉到这种意图，而尽可能提出抗议，有时以元老院的谕令，有时则以刑事诉讼。摄政者虽然把元老院置于一旁，有时却仍运用危险性较少的民众集会，只小心不让这些街头的老爷们妨碍了国家的老爷们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们连这个空洞的影子也摆脱了，干脆公开独断独行。
那抬不起头来的元老院不管愿不愿意，都只有屈从。屈从的大多数之首脑仍旧是马卡斯‘西塞罗。他的法律才华使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宁说是说词。他本来是贵族们反对摄政者的代表，而今却由凯撒把他变做了屈从者的代言人，这真可说是凯撒式的讽刺了。也正因如此，虽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脚踢坚石，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他，因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惟命是从了。他的弟弟格于义务参军，调至高卢担任军官，因之成为人质。庞培又迫使西塞维本人接受他的挂名助理之职，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时候都可“请”他卸任的机会。克罗底阿斯无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骚扰他，但凯撒并不会为西塞罗而摈弃克罗底阿斯，正如不会为克罗底阿斯而舍弃西塞罗；如此，这位救国的大英雄，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内阁的内战，而其详情则惜乎无亚理斯多芬之类的史家予以披露。
不但那曾经重击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仍然悬在他头上，而黄金的枷锁也落在他身上。经济陷于严重困境的他，极为欢迎凯撒的无息贷款，何况那使得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也请他做共同监工。许多不朽的演说都胎死腹中，因为他想到演说过后凯撒的代理人可能会给他递上一张要命的账单。结果，他发誓“此后不再要求权利与荣誉，只为讨好摄政者而效命”，“要柔软得像只耳朵”。因之，他们就尽其所能地利用他，为他们做辩护人。由这个角色，他往往受命来袒护他最恨之入骨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联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别人可能同意，但他却不”的提议。真的，作为没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有他可以威胁利诱的份子，摄政者们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整个来说都已使他们处于驯服的地位。
当然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终不屈，至少也表现出顽强的样子来，是既不受恐吓又不能赢取的。摄政者们已经认定，采取特殊的办法——例如以前处理伽图和西塞罗的——对他们自己的害处多于益处，与其把共和派的反对份子变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们的反对好些。因此，在公元前56年年末他们允许伽图返回罗马，自此以后，在元老院和广场，他常冒性命之险反对摄政者，这种行为当然是可敬的，但同时也是可笑的。
对屈里朋尼阿斯的几项提议他提出争辩，在广场，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议地方总督凯撒应该让位给尤亚庞特斯和谭克特利，因为他对那些野蛮民族的措施太背信弃义了。这些，摄政者们都容忍下来。当元老院决定由国库支俸给凯撒的部队后，伽图的桑科·潘扎和马卡斯·法芳尼阿斯跳到元老院的门口，向街头宣布此举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这个人，以他低俗的格调讽刺庞培的白色护腿绷带（因为他的腿痛），说是戴错了地方的王冠；而执政官蓝特拉斯·马西利纳斯在喝彩之下向大会演说：汝等现在当尽量利用表达意见之权，因为机会难再。当克拉苏率兵出发，前往叙利亚，护民官盖阿斯·艾提斯·卡庇托以当日一切呼神唤鬼的仪式，召恶鬼与克拉苏同行。这一切，摄政者们也都容忍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恼愤的少数派徒然的表示。但这少数派却有一点重要的作用，即暗暗地一直保持着反对情绪的酝酿，有时更会把元老院的大多数带起共同反对摄政者，因为大多数元老内心里对摄政者实在含藏着同样的不满。就连这些大多数，有时也需要发泄一下久经压制的愤怒，至少也要在次要的事情寻找发泄的出口。每当有这种机会，摄政者的爪牙就变成了替罪羔羊。伽宾尼阿斯要求参加感恩庆典遭受拒绝，毕索则从他任总督的行省被召回。护民官盖间断·伽图于公元前55年选举时，宣布只要属于立宪派的执政官在职一天，他就继续抵制选举，于是，元老院披丧。即使经常向摄政者俯首的西塞罗也发行了一本恶毒而又枯燥的小册子，攻击凯撒的岳父。
但元老院的多数这种无力的反对及少数顽固而无效的反抗，只是更清楚地显示了政府现已由元老院转入摄政者之手，就如往日曾由公民转入元老院之手一样。元老院已不过是一个君主政府下的议会，只是用来吸收反对君主政体的份子而已。那已颓的政府之支持者说：“除了那三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举足轻重。摄政者大权独揽，他们要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确知无疑。整个元老院实际上都变了质，对独裁者言听计从；我们这一代不会看到改变了。”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地方已不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国。
但国家虽可说在摄政者的绝对统治之下，政治地盘中仍有一小块地方是易于防守而难于攻占的——这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选举和法庭。显然，法庭不完全受政治左右，却能部分地反映时代精神，罗马的情况更是如此。行政官的选举当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由于在那个时代国家实际是由特别的行政宫——或说完全没有职称的人——统治，即使最高的行政官（如果他们属于反君主政体一派）对国事也不能发生可见的影响，则一般行政官当然也越来越接近傀儡了。那些最倾向于反对派的人坦白而正确的形容自己为无能为力的筹码，既然这样，则他们的选举当然也只不过是充充样子。然而反对固然已经败下阵来，敌意却仍可在选举过程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领域，摄政者也倾全力求胜。在选举方面，他们在鲁卡会议上即已决定了次年的候选人名单，并用尽一切办法使候选人获得同意。他们把黄金主要用在对选举的影响上。凯撒与庞培的部队中年年都有大量士兵休假，到罗马参加投票，而凯撒本人则尽可能留在意大利以监视选举的进行。
然而目标还是很难达到。公元前55年，庞培与凯撒确实被选为执政官了，这与鲁卡会议的决定相符，而反对派惟一不屈不挠的候选人鲁西阿斯·杜米西阿斯则被搁置一边。但这个结果却是在公开的暴力下才达成的，伽图受伤，另外还发生了极为难听的丑事。下一次的选举，则尽管摄政者们施尽全力，杜米西阿斯还是当选，而伽图在争取次执政宫的角逐上也获胜；公元前55年的选举，此职则由凯撒的爪牙获得，但丑闻传天下。公元前53年的选举，反对派如此不容置辩的揭发了摄政团的诸侯选人（及其它）至为无耻的选举阴谋，以致被这耻辱回泼到脸上的摄政者们没有他法可想，只得把那些候选人放弃。
联合执政团在选举方面这严重的挫败，原因可能有数端。老朽的政府机关难于控制，投票的意外因素难于计算，中产阶级心里潜存的反对，个人因素的复杂等等；但其主因却在他处。在那个时期，左右选举的力量往往操纵在贵族们所形成的小圈圈里。贿赂是由他们在进行，数目大而极度谨慎。在元老院做代表的那些贵族，也正是控制选举的份子。但在元老院，这些贵族总是非常不甘愿的做着让步，而在选举上，他们便施展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可以放胆地表达他们再对摄政王的反对。克拉苏于西元前55年由公民的同意制订了严格的反选举舞弊法，但贵族对选举的影响却显然未被此法击破，这可以从其后数年的选举看出。
陪审法庭也让摄政者感到同样棘手。以其当时的组成分子而言，陪审法庭主要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态度，元老院的贵族影响力则较小。公元前55年，庞培提出的陪审员财产标准案，可以看出对摄政者的反对派中心实际在中产阶级，而大资本家则照例比较依从。但共和派并未被完全排出法庭，也从未中止政治弹劾——当然不是弹劾摄政者本人，而是他们的重要爪牙。这类控告相当尖锐，因为依照惯例，控告之责交由元老院的年轻派办理，可以想见，年轻人的共和派热情、才华和攻击精神，总比老一辈的更为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