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宋庆龄独自担起了与敌对势力对抗的任务。图为宋庆龄与孙治平、孙穗英在北京行辕花园合影。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极不稳定，有时还出现倒退。官僚资本则稳步增长。在1937年以前，官僚资本虽然没有像金融界那样占垄断地位，但在工业、交通、商业中却都迅速扩张势力。在交通事业上，通过接收原北洋政府企业，修筑公路、铁路、港口等，除外国投资部分外，都把持在官僚资本手中。官僚资本原来在工业中的比重很小，据经济委员会统计，到1935年则有明显增加，比重占全部工业的12％，民族资本占88％。官僚资本的增长，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垄断地位打下了基础。在商业中，官僚资本借助军事机构的掩护，大肆扩张。如孔祥熙经营的“祥记商行”，专营布匹、煤油、颜料；宋子文利用对外联络之便，经营粮、棉进出口业务，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当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们发现经营稀有金属矿砂有利可图，便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资源委员会”，垄断了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矿产。但庞大的中国市场官僚资本无法全部垄断，所能垄断者不过外贸与批发而已。
宋庆龄泰然自若地走向了飞机，那样地坚定，那样地执着，那样地勇敢……官僚资本乘复兴农村运动之机，扩大了在农村直接占有土地的数量与经营项目。但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广大农村，不可能形成少数集团对农业的垄断，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特征。
总之，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3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些工作，充实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实力，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建设是在美元、英镑的支持下进行的，就使中国的经济逐步地走上了依赖英、美的道路，是典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形态。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遍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
4月22日，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与国际的技术合作，决不为日本方面的无理反对而停止。此次考察目的，就是要利用国外技术，加快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宋子文发表谈话后，旋过脚即乘车北行。同行者有财政参事秦有阜、秘书陈康济、银行界胡筠、财政顾问程行中及侍卫10余人。
4月25日晨，宋子文专车抵潼关。潼关各界约500人到站欢迎。宋在专车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继赴第一关，并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10时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再乘车西进，12时抵渭南，由陇海铁路局工程段招待午餐。下午3时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在华清池贵妃池沐浴后上车。下午5时抵西安。
人们深切缅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图为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现场。26日上午10时，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到会者有万余人，宋子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不出的快慰。”接着，他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界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兵役、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是最近是大不相同了，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各方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一对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伴侣，一段历经血雨腥风却经久流传的感人经历，一份超越世俗的伟大爱情……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泾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千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望像欧美交通上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有计划，而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充，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农业。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尤为研究之中心。”他认为，要发展棉产，要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兽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上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说：“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5月初，宋子文抵兰州。兰州各界于5月5日召开欢迎宋子文大会。宋再次发表演说，首先讲了一通来兰州的感想，继云：“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说：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最后希望各界团结一致，倾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上、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西宁、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5月17日由宁夏飞抵西安，18日由西安飞抵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成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中之尤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坚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民不聊生，”并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称须待讨论才能决定。
一位国母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受到众人的拥戴。图为宋庆龄访问莫斯科时受到的热烈欢迎。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考察西北经过，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域之泾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了修补的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上、国防上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不知卫生为何物。”宋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卫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材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主张将上海同济医学科及工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兽种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主张“禁种罂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宋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加快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泾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陕甘运输机关40万元，公共卫生、兽医及改良兽种60万元，农村合作社2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变更了宋考察西北前，经委会原订西北建设计划。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份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50万元，宁省约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10万元，尚少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人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窃取革命成果。对反抗他的宋庆龄多次暗下毒手。（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这些经费的使用和调整，实际出于宋子文意见。经委会予以通过后，即以实行。
宋子文考察西北及其制订的建设西北计划，是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经费有限，南京政府把经费主要用在“剿共”内战上，加上不久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西北地区的所谓建设再也无人过问了。
在此期间，宋子文推行了币制改革。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曾实施了废两改元。但宋施行的废两改元，并未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
毕竟血浓于水，宋美龄利用她所能利用的一切救宋庆龄于危难中。自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各国相继发生了关税战、货币战。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改换银本位，国际市场银价上涨。中国的白银从1932年起，就大量外流。作为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外流是造成经济紊乱的原因之一。为了控制白银外流，南京政府财政部于1934年10月15日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但是，这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第一，白银从公开买卖变成了走私，走私风大盛；第二，政府为了抵补入超差额，仍需输出一部分白银。所以，此项规定未能阻止白银外流。宋子文于1935年11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鉴于去年10月15日禁止白银出口，以及后来的白银走私猖獗，必须寻求一种医治长期以来消耗国力和损坏人民信心的根本办法。”
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当天，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颁布关于改革币制的紧急法令，规定了六条具体办法：
（一）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流通总额之法准备金，连同已印发未发之新钞，及已经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本位币或其他金币生金等金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除金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其余金类，各依其实含纯金兑换。
（五）苟有以金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其时财政部长为孔祥熙，币制改革由孔祥熙牵头，但宋子文在币制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参与币制改革的美国货币专家甘末尔是宋子文聘请来中国的。甘末尔1929年来中国后，组织了财政设计委员会，草拟过《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草案及理由书》，建议南京政府整理货币制度，首先实行统一发行集中准备办法，以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状况。因当时黄金暴涨，甘末尔建议的金本位制未能实现，但其他内容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重视。
其次，宋子文施行的废两改元为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1932年，宋子文在上海组织了讨论会，制定了废两改元方案、银本位铸造条例及废两改元的具体办法。财政部宣布，自1933年4月6日起为全国废两日，确定了全国通行的银币。在白银外流的狂潮下，统一银币未能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于是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后，又于1934年10月设立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以陈锦涛为委员长，研究币制改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