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秉秀自觉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新兵，因而也渴望能得到谭震林的帮助，把他当做自己的良师益友，注意学习他的优秀品德。她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谭震林对3支队上下级干部、战士、官兵、马夫都一视同仁，同命运，共呼吸。过组织生活时，自己只当一个普通党员，对党小组长非常尊重。不论是勤务兵还是马夫，都那么尊重。这些对我教育很深。”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过误会。
在他们的关系还未最后确定的时候，一次，谭震林在住所请服务团的同志吃饭。席间，一位好事者有意起哄：“今晚我们吃的什么酒啊？”另一人搭腔说：“谭副司令和田秉秀的喜酒！”
这一问一答，不仅使谭震林感到意外，田秉秀更是愕然。她再也坐不住了，双手捂住脸，呜咽着冲出门去。此后她有好几天没理谭震林，也不跨支队部的大门。
田秉秀在上海读书时曾有过一个恋人，他是大学生，也是她革命的引路人。抗战爆发后，他因身患严重的肺病，回四川老家休养，结果不幸病故。田秉秀在内心深处一直怀念着他。她虽然把谭震林视为良师益友，敬重他，钦佩他，但谭震林毕竟年龄长自己许多，又是支队首长，所以对同他结为终身伴侣，一时还缺乏思想准备。
细心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长章蕴看出了田秉秀内心的矛盾。一次，谭震林生病卧床，她劝田秉秀作为同志、战友去看望他。在病榻上，谭震林拉着田秉秀的手，诚挚地说道：
“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请求你能嫁给我。我们奋斗目标一致，感情上能互相体谅、理解，生活上能互相照顾，都能摆脱各自现在的孤独和苦恼。如果不愿意，也希望你直接给我答复，我绝不会勉强你，让你作难，我还会帮助你向各方面解释误会。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能让我再考虑几天吗？”田秉秀垂着头，沉默了一会，轻轻地问道。
“当然可以！”谭震林爽朗地答道，“我本来也没想马上结婚，只是期望向这个方向努力。当然，如果你愿意让我立即当新郎，我绝不谦让！”
爱情的魔力，便谭震林的病霍然而愈。细心的警卫员发现，谭副司令经常在黄昏时一边漫步，一边吹口琴，其路线老是围绕着田秉秀的住所转，所吹奏的曲子也是田秉秀最喜爱唱的“插秧歌”。
1939年6月，这场繁昌大战之前，这对恋人终于结合了。
12、 民运工作是胜利的保障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离不开民运工作的支持。这正好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怎样动员和依靠群众？这除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外，还要从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等方面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要做好民运工作。因此，第3支队及各团进驻铜陵、繁昌抗日前线，除直接担负对日作战之外，还先后派出了大批军政干部、服务团员、民运队员来铜陵、繁昌从事民运工作。
几乎每乡、每保第3支队都派有民运工作人员。曾如清、方休、张东、肖须之、金志才、田文、罗异、郭显、谭雨文、叶明、冯斌、李小妹、顾历、张翠英、翟大炳、王宇、汪大铬、丁恒、沈锐、焦恭贞、许可、张祖尧、郭宗镁等许多人都曾在铜陵、繁昌等地敌前、敌后地区从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发展铜陵党的工作，帮助建立了铜陵各级党组织。
1938年11月起，张伟烈、顾达人分别在铜陵敌后发展了陈益卿、叶为祜、叶荣祖等人加入党组织，恢复了一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员的组织关系。12月初，曾如清带来军部指示，建立中共铜陵中心区委，张伟烈任书记，顾达人为委员。
第3支队进驻铜繁地区以后，随即作出决定，成立铜南繁中心县委，由张伟烈任书记，3支队派青年干部金志才担任青年部长、田文担任妇女部长，县委活动经费由3支队提供，谭震林代表3支队党委领导中心县委的工作。
在中心县委成立前，已在日军占领的洲坪地区成立了一区区委，第一任区委书记由原新四军兵站民运厂部顾达人担任。年底，顾达人调走之后，经3支队组织科长温玉成同意，派3支队在繁昌孙村一带从事民运工作的张世杰回原籍铜陵接任区委书记。同时，老5团派张东等人在三条冲、凤凰山一带从事民运工作。
1939年1月，成立中共铜陵二区（又称“铜陵敌前山区”）区委，首任区委书记张东。4月，皖南特委决定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分别成立繁昌县委和铜陵县委。铜陵县委书记张伟烈、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光、青年部长金志才、妇女部长田文，他们都是军部或3支队派来的干部；7月，铜陵召开首届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在当选的县委委员中，军队干部就有张伟烈、张世杰、张东、田文等同志。
1940年6月，成立铜陵敌后县委时，敌后县委书记张伟烈、妇女部长郭显；铜陵县委名称不变，书记张东，组织部长谭雨文，妇女部长叶明。在新四军3支队及各团的直接帮助下，铜陵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5月，铜陵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乡每保都有党员。1939年底，全县已有4个区委、15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皖南事变发生前夕，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0余人，其中敌前900多名，敌后1100多名。党员，尤其是各级党组织，在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抗日活动中，起了核心作用。
新四军3支队及各团在驻铜繁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先后举办了三期抗日救亡训练班，为铜陵、繁昌等地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
1938年12月，3支队进驻铜繁地区之后，支队政治部即于年底举办了第一期抗日救亡训练班，校址在燕子牧保姚学之家中，校长张鳌，教员有焦恭史、孙克骥等人。支队政治部胡荣主任等也常到救亡训练班讲课。学习内容有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和有关抗日游击战术等。
第一期有学员100多人，学习时间两个多月。铜陵的张继生、朱农、陈爱曦、马文杰、鲁生等人先后于1938年底或1939年初进入训练班学习。几天后，趁春节放假回家之机，马文杰、鲁生又分别动员王卓、王振业、崔先进、崔前型、徐奕焕等十余人前往学习。
这样，在100多名学员中，铜陵学员占70%～80%，许多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了党组织。结业之后，大部分人回到地方从事党的工作，动员民众抗日。陈爱曦、鲁生、崔前型、徐奕焕等十余人转到军部教导队继续学习。
1939年3月，3支队政治部在姚家冲举办了第二期抗日救亡训练班。学习的内容和第一期大体相同，学习时间比第一期短，学员人数也比第一期少。救亡训练班快要毕业时，铜陵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光到训练班进行认真的考察，吸收了一大批人入党。由于参加学习的人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读私塾的，少数是高小毕业的，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党的教育，就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对加强铜陵党的建设，推动各项抗日工作，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9年6月，新四军老1团在凤凰山新屋里举办一期抗日救亡训练班，学员有50多名，时间半个月，老1团政治主任钟期光还亲自给学员宣讲《论持久战》和时事、政治等思想教育课程，熊庆堂营长给大家讲游击战等军事常识。
这期训练班虽时间不长，效果却很明显，不少人在训练班结业后转入铜陵县委党训班继续学习，后来成为铜陵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新四军驻铜部队和民运队员在帮助铜陵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形式，广泛地向民众宣传抗日，并帮助各乡、保成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帮助建立了铜陵第一支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后又陆续成立了郎坑游击大队、羊山游击队、敌前猎户队、敌后递步哨等抗日武装。
1939年，军部决定开辟铜陵沙洲地区，建立一条通往我军第4支队的兵站线。由于该地区地方组织的救亡运动发展缓慢，民运工作基础较差。奉军部领导指示，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到达铜陵后，迅速以犁桥为中心开展工作，先铺开了四五个工作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较快地打开了局面。
活动在铜陵与繁昌交界地区的一支游击队也主动与民运队联系，请求对他们加强领导。于是民运队就和游击队的领导人共同研究分析了日军占领铜陵后的形势，建议并帮助他们对游击队进行整编，并将他们的活动地区转移到新老洲地区以及沿江的犁桥、太平街、方家村、上马石一带，利用这里靠近日伪占领区、长江来往船只较多的便利，可以抓到汉奸，又可以收税解决经费困难。
游击队整编后，有计划地开展了军事、政治训练。这支队伍迅速扩大到200余人。游击队领导人章啸衡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搜集到一些国民党部队溃退时遗弃的好武器。有了这批武器，群众的胆子也大了，工作局面很快有了改观。后来，该游击队成营建制而成为主力。这是新四军开展民运工作，扩大抗日武装的又一个典型范例。（中共宣城地委党史工委编：《云岭烽火》，第15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第3支队在皖南前线不断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是皖南反“扫荡”斗争的一曲胜利的凯歌，是军民团结共同战斗的结果。在战斗中，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熟山芋，青壮年农民拿着竹床、单架、杠子抬伤员，周围十几个村子的群众把一担担的饭桶、菜桶挑上山来……这无数激动人心的情景，给我指战员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特别是繁昌猎户队，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先是诱敌深入，继而又迂回敌后打击日军，使侵占繁昌之敌陷入群众武装的包围之中，这一切再次体现了新四军与皖南人民的鱼水深情，这是我军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3、 盘点
此次战役，由1939年11月8日至23日，经峨山头、塘口坝、繁昌城3次较大战斗，历时15天，新四军共歼日军450余人。繁昌城虽曾被日军占领，但在3支队所部的反复冲击下，最终又胜利收复了该城。此战胜利地保卫了繁昌，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对于第3支队的光辉战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1940年1月6日在《抗日报》发表《论保卫皖南的防御战》一文。评价说：“我军不仅在江南创造了敌后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的优良战斗作风，而且在皖南前线创造了机动而顽强的防御战的优良战斗作风。”
新四军《抗敌报》为此战胜利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高度评价繁昌战役是“芜湖失守以后最大的血战”，是“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它“粉碎了敌人‘扫荡’皖南的野心，屏障了皖南大后方的徽（州）屯（溪）重地”。
繁昌保卫战后，日本驻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失望地哀鸣：“国民党军队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队才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军队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